有人把聞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贈給有關部門。中新社消息說，這枚玉石印章的邊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個字：「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餘年，抗戰以還，居恆相約：非抗戰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臨也。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遊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後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倉坡寓廬。」消息稱這是一封抗戰「家書」。

這是聞一多為孫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孫是歷史學家，清華大學畢業後赴日留學。抗戰爆發後，兩人同在西南聯大執教，是亦師亦友的「忘年交」。抗戰勝利後，聞推薦他到牛津大學做客座教授。這段邊款文字，其實就是一段臨別贈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書」，固然未嘗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邊款記錄時事友情抒發胸中感慨，則是篆刻藝術的主要特徵之一，現在青年人對此大多不甚了了。聞先生治印邊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給華羅庚一方圖章，邊款寫著：「甲申歲晏，為羅庚兄治印兼為之銘曰：頑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也是夾敘夾議，感慨良多。華羅庚後來在《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中說：「在幾十年遷徙輾轉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當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難之交的革命情誼成為鞭策自己不斷進步的動力。」

聞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聯大時期。當是時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中國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災難之中。聞一多雖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卻無法養活家人，不得不掛牌治印補貼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說：「弟之經濟狀況，更不堪問。兩年前，時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乃開始在中學兼課，猶復不敷。經友人慫�鳎�乃掛牌刻圖章以資彌補。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賴此道。」從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聞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譜，可見其治印之勤，更可見其家庭經濟狀況之窘迫。他的印章藝術價值很高。浦江清特別撰寫過一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稱他是「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季鎮淮《聞一多年譜》記載說，浦江清教授曾經專門解釋過這兩句話，說：「黃濟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為人長髯飄灑，喻聞先生之風度；程瑤田清代經學名家，兼長篆刻，以之擬聞先生最為恰合。」這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由梅貽琦、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聯合簽名，名噪一時。

聞一多治印是為了補貼家用，但是他治印從來沒有影響自己的教學。他在清華，研究學問就很認真。趙儷生《籬槿堂自敘》說「他一回到清華就拚命下功夫，許多蠅頭細字的讀書筆記都是在新南院寫出來的」。西南聯大南遷之時，文學院曾經在南嶽衡山山腰聖經書院舊址上課，宿舍緊張，聞一多一度與錢穆、吳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見他從容自若，一絲不苟潛心學術研究，認真讀書備課。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回憶此事說：「室中一長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時一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燈下默坐撰寫。」生活艱難卻研究不懈，一九四四年終於完成學術專著《楚辭校補》，出版後被學術界公認為文獻研究中的力作。這種敬業精神，令人神往。

朱自清在《聞一多全集序》中說：「他是一個鬥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為一個鬥士。」治印也反映出他這種形象。陳明遠《文化人與錢》有一章《聞一多的經濟生活》，其中說到在昆明學生運動遭到鎮壓以後的一件事。「一二．一」慘案的禍首李宗黃，竟然附庸風雅，請聞一多刻印，說明兩日之內刻好，潤例優厚。聞一多根本不予置理，將石料原樣退回。這就惹惱了特務，公然把大街上代聞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爛，以此泄憤。他自己常用的閑章之中，有一枚文曰「叛徒」。他給人題詞，常常蓋這方印章。別人問他為什麼叫「叛徒」？他說：「我要做一個舊世界的叛徒！」這不正是一個正氣凜然的鬥士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