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爱国主义斗士，闻一多先生（1899—1946）湖北浠水人，本名家骅，著名的诗人，学者和卓越的艺术家。我们怀着十分敬慕的心情，介绍几幅鲜为人知和十分珍贵的铅笔速写，这些速写是闻一多先生1938年参加“湘黔滇旅行团”途经贵州时所作，这次步行使他接触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实际状况，了解到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这对他以后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速写虽然不能完全代表闻一多先生的绘画艺术才能，但却是闻一多先生满腔爱国主义热情的真实写照。

（一）

 闻一多先生自幼爱好美术，在家乡时就喜欢描摹中国古书正文前的插图。1913年，14岁的闻一多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留美预备学校——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到了清华以后，除学习正课程外，在美术教师的指导下，还喜欢铅笔写生和练习水彩画。1914年，闻一多先生凭着对美术的特殊兴趣，课余之间有计划地进行美术基本训练。1915年，他的绘画成绩名列前茅，1916年暑假，他参加了专职美术教师指导的特别“图画班”，由于成绩突出，美国藉的美术教师很看重他的绘画才能。1917年，闻一多先生在中等专科毕业时，他的绘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美国藉的美术教师对他的美术成绩的评价是；“擅长水彩景画，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他担任过《清华学报》的美术副编辑，写了一篇《出版物的封面》，对封面美术进行评价，同时还写过一篇《建设的美术》，阐述对美术的一些看法。1919年初，他与同班同学扬廷宝、吴泽霖等发起成立“阳光美术社”，当时“阳光美术社”的美术创作，很受到国内著名画家们的重视，认为已达到或超过了某些美术专业学校的水平。1922年秋，闻一多先生到美国留学，学习西画，立志“将来作为一个美术批评家”。他先是到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始学油画，1923年又改在珂泉科罗拉多大学，然后又去纽约学习了一年。在美国学画期间，因很有绘画才能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教师的画室里还挂着有他署名的作品，在学校举办的美术作品展览中，由于闻一多先生卜作品很出色，曾获金质奖章一枚，并受到了当地报纸的热情称赞，学校教师还常推荐他去参加当地一些著名的展览会。闻一多先生在进行美术创作时，是一位专心致志，寝馈其中的美术家。他在美国学习西画，到后来才把兴趣转移到文学方面。虽然他学习西方的油画，但他决意研究传统中国画，提倡中国画，“以推尊我国文化”。1925年，闻一多先生从纽约登船回国，任职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1926年他还为《诗镌》画了一匹腾空而起的奔马作为该集的封面，这就足以说明闻一多先生在思想上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闻一多先生爱好美术，提倡艺术救国，他明确地指出绘画是一门科学，因为绘画能够反映真理，并具有科学理念的认识作用。他认为：中国偏重科学很不够，应提倡艺术教育，才能以“促进人类的友谊”，业井“可以抬高社会底程度”，及“艺术就是改造社会底急务”。他这样强调艺术的社会功用，是一种“艺术救国论”，在当时，虽然不够成熟和不切实际，但他把艺术教育和社会改造联系起来，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湖南长沙，合并组成 “长沙临时大学”。当年12月中旬，南京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武汉也将失守，为了抗曰战争的需要，当局就计划将“长沙临时大学生”迁到云南昆明，决定分两路入滇，一路从海路绕道越南海防到昆明，另一路是步行入滇，将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教师也可以自由参加，参加旅行团的老师分在团部，不编入穿军装的学生队伍，由湖南长沙乘船到常德，然后沿湘黔滇公路步行到云南，全程约3500华里。

1938年2 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闻一多先生由湖南南岳来到长沙，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他放弃了乘车坐船较舒服的条件，毅然和青年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经贵州到云南昆明。这时的闻一多先生还不满40岁，布履长衫，安闲沉静，口角略含微笑，非常的和蔼可亲，完全没有一点学者的架子。同学们知道和闻一多先生同行很受鼓舞，但旅途的艰辛、安危，令同学们担忧，有同学劝闻一多先生还是乘学校安排的车船更安全。闻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前方将士在浴血抗战，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在后方吃些苦怕什么?我的身体还可以，保证走得到昆明，你们不必担心，我不是给你们讲过《楚辞》吗?屈原之所以能写出那些爱国爱民的诗篇，和他大半生过流放的生活，熟悉民间疾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屈原的书，就要走屈原的路。”原计划是由长沙开始步行，后临时改为乘船，时任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的抗曰名将张自忠将军特地前来送行。

2月20日。旅行团乘船离开长沙，过湘江，入洞庭，后转沅江。23日从益阳开始步行，26日到达常德。3月1日从桃源出发，3月6日到达源陵，因天气恶劣，旅行团在沅陵滞留。12日到达湘黔边境晃县。

旅行团3月13日进入贵州。沿途山势陡峭，岩谷幽深，林木茂密，道路曲折起伏，路上，闻一多先生告诉同学们：“说贵州地无三尺平这句话，是有点夸张，它与湖南的丘陵地貌不一样，这里岗峦起伏较大，奇峰峻岭遍地，应改为地无三里平才合适。”在途中，正好碰上闻一多先生的侄子，这个青年被抓过兵，后逃了出来，他把国民党军队里的腐朽黑暗情况告诉闻一多先生：“壮丁们骨瘦如柴，席地而睡，地上仅有有一层薄薄的盖不满地的稻草，吃的是掺有砂子老鼠屎的“八宝饭”，一人每餐仅限一碗，衣不遮体，破烂不堪，并且满身虱子，病号呻吟在地无人过问”。听了他的话，正在兴头上的师生陷入了沉思之中。

旅行团15日到达镇远，因天气晴好，晚饭后，师生们在抚水〔今舞阳河〕滩头举行联欢会，在溶溶银色的月光下，师生们升起熊熊烈火，待讲完故事唱完京剧后。闻一多先生站起来讲道：“贵州人民家无一斗粮，人无三分银，吴鼎昌（抗日战争时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却强迫他们饿着肚皮种大烟，公路两旁的山坡上遍种罂粟，这是中国人民亘古未有的浩劫灾难，这几天同学们的所见所闻不正是这样吗？”闻一多先生这一番话，引起了师生们深深的思考，人民的苦难刺痛着他们的心。

3月24日师生们到达了黄平县重安江镇。初春的天气使得大家心情非常舒畅，一路上，闻一多先生身着长衫，手拿竹杖，不紧不慢地走在队伍前。因心情极佳，来到当地一个名叫金凤山的山下，趁大家在休整时，和往常一样，闻一多先生又开始了铅笔画写生，旁边又围着一些同学观看。建于清同治13年（公元1874年）的“重安江链子桥“是湘黔线最主要的通道，师生们过铁索桥时，他又将它收入画纸中。“金凤山”因山顶有石峰突兀似凤凰而得名。山上古木参天，四时山花不败，有爽口的清泉和各种走兽飞禽。创建于明代的“北帝宫”遗址依然可辨，是当地消暑度假胜地。画上的“金风山”，画中树影明晰完整，不断变幻线条排列走向，线条刚劲有力，大胆泼辣，有些局部明显地使用了传统国画技法，对山林的描写饱含深情，绘画造型得心应手，一幅生意盎然的山川田野图跃然纸上。

闻一多先生作画，习惯面对自然，仔细观察光和影，注重线条的表达和造型的准确，恰到好处运用黑白空间来表达光线的颤动效果。在重安江链子桥这幅画中，背景明亮，中景深，主题突出，岸边小船倒影晃动，突出了水面对天空光线的反射，远景陪衬中景、近景淡化，画面空间的处理恰到好处。

 3月26日到炉山县，（今凯里市炉山镇， “炉山县”，该县清代为清平县，属都匀府。民国2年（1913年）改制。因与山西省清平县重名，后以境内有香炉山而更名炉山县。）在这里师生们碰上押送壮丁的行列，壮丁都是用绳子绑着，连成一串，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走慢一点的还要被鞭打，闻一多为此还去与押送壮士的士兵理论，没想到还被当兵的将他嗑一通，污辱一番，他回来气得要命，为这事闻一多接连几天都闷闷不语。沿途几处还看到因为逃跑，被抓回来枪毙的壮丁横尸山野，无人掩埋，惨不忍睹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人民的苦难深深地刺痛看他。虽然沿途的所见所闻是那么严酷，趁休息时，面对萧条的街面，他随手画下“炉山县市肄”图，用以表达心中的不快。“炉山县市肄”画面上，房屋背景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没有使用机械的平行线条，而是用多层不同走向的线条组成，使其有一种压抑的空间感，画面左下角的孤独小贩，几根简单的线条，就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形态，使整个画面在凝重中略显动感，艺术家沉重郁愤的情感，往往是与人民遭受的不幸和苦难有关。这幅画是闻一多先生在路途中的一种情绪表现。

3月29日，旅行团从贵定进入龙里，在两县交界之地，因山形险峻俏秀，在 “石桥冲”之处，闻一多先生趁师生们小憩之际，又将其收入图画本中。旅行团进入龙里县后，红军长征留下的布告、标语沿途还依稀可见。沿途的村民，在给师生们烧水做饭时，经常给师生们讲红军的故事。一次在路边一个地主的墓地旁休息时，来了一个农民，闻一多先生就与那个农民交谈起来，当谈到路边的红军标语时，那个农民给师生们讲了红军在当地怎样开仓济贫，助民劳动，不拉夫，不抓壮丁，红军中官兵平等，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等等，他还见过红军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都穿着和士兵一样的军装，说话非常和气，一点架子都没有，老农告诉旅行团的师生；毛主席还到过他家，国民党宣传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都是乱扯的，当地的一些青年人根本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都自动给红军带路，有的干脆跟红军走了，他的儿子最近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他说：“早知道如此，应叫儿子参加红军才好”。在交谈中，那位农民说因为看到师生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特别是吃饭时，还将多余的饭菜送给附近的穷人吃，也就敢于和师生们接近了。进入贵州后，师生们赴滇南迁行进的路线，大部份恰是当年红军长征的征途，早在人们心中传闻的红军铁流二万五千里的故事，在这里得到了证实，所有这一切，都激动着诗人与学者的心。听完农民的谈话后，闻一多先生站起来，很风趣的指着旁边刻有“万古流芳”题额的墓碑说，这是为墓中人歌颂的，这些阿谀奉承文字沿途我们都看够了，没有人会相信，刚才我们听到的谈话，却是另一种形式的碑，就是所谓的“口碑”，对于“口碑载道”这个成语，过去体会不深，现在一路行来，感到的确存在着这种口碑，这就是红军在人民心中的口碑。“口碑载道”的成语，经过闻一多先生在具体环境中的使用，使同学们感触颇深。

3月30日旅行团到达贵州省会贵阳，闻一多先生还是和往常一样，一有空就带着速写本外出，寻访当地名胜古迹，除了画画之外，他还拜访当地的文化名人，并与步行团的学生一起参加贵阳市群众文化团体的抗曰宣传活动，有时很晚才回到民众教育馆（现贵州省文联所在地）。这期间，抽空在贵阳所画的“贵阳一角” （系原贵阳市的“忠烈祠”，又称“南霁祠”。现贵阳市达德小学，位于贵阳市消防大楼旁的“三板桥”巷口，革命先驱王若飞曾在此读书。）速写表现出复杂建筑物的绘画技巧，特别注意各种不同对象的表现，巧妙运用各种线条组合，对不同对象处理手法恰到好处。

速写“黔灵山东峰”是他在贵阳去寻访当年（1919年）在清华的学生蹇先艾时与贵州著名画家桂百铸同游黔灵山时所画，该画属运用多种线条来描绘具体形象的一种尝试，某些局部显然运用国画中“留白”处理方法来表现物体的明暗关系和质感。闻一多先生先生告诉同学，画面上的留白处理方法是受桂百铸家中的国画所启迪。纵观画幅，画面层次丰富，用笔严谨忧美，在恬静优雅的氛围中，透出阵阵早春的寒意。

利用在贵阳休整闲暇之余，闻一多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12日自晃县出发，30日抵贵阳。贵州境内遍地皆山，故半月中较为劳苦，加之天时多雨，地方贫瘠，旅行益形困难，本地谚云，‘天无三目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盖得其实矣，贵阳熟人甚多，清华方面目前校长周寄梅先生以下逮旧同学不下数十人，同班中有吴泽霖、聂鸿逵二兄，聂系本地人，吴任大厦大学〔贵州大学前身〕文法学院长，随校迁此。〔云南〕蒙自距昆明铁道一日路程，地近安南〔今贵州晴隆县〕，此行本行本如投荒，今则愈投愈远矣”。

西出贵阳后，4月6日，旅行团路冒着细两途经清镇时，因天色已晚，全体师生食宿于东山寺。第二天，天气转好，山上奇峰异石，古树翠竹，云遮雾绕，情色十分秀美。因喜爱东山寺的美景，闻一多先生在此画了一幅“清镇县东山寺”速写。

在安顺，闻一多先生了解到当地国民党兵役局如何出卖壮丁，克扣粮饷，把爱国华侨捐赠给抗战的各种款项都装入腰包，用来进行倒卖发国难财时，联想到公路上衣着褴褛，被长官恶骂，毒打的伤兵，以及陈尸山野的尸体，更是怒不可遏，气愤地对学生们说：“这些人真是丧尽天良，这是对国家对人民最大的犯罪”。

4月11日，旅行团从贵州永宁（今贵州关岭县）出发，沿途道路盘山，公路曲折绕道，一路上，大家热情很高，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闻一多先生被同学们的激情所感动，有时也与他们一块唱歌，经过几个小时的行程，午前到达盘江，从江岸腑视，只见两岸高峰夹峙，水流湍急，势如奔马，声震山谷，江面宽数十米，原有的铁索桥已断，行人过江，只能靠一叶扁舟。师生们依序上舟，每次五六人，大家蹲在舟中，双手紧扶船帮，两位彝族同胞首尾各站一人，用长柄桨划船。他们先将船沿岸向上逆水划行。使小舟借回水划行，然后用桨推岸，顺水势至下游百余米靠岸。渡过盘江后，师生们又顺江取捷径而行。由于渡江慢，路程远，直到天黑，才到达安南县（清康熙26年（1687年）改明代安南卫为县。因“安南”之名与“安南国”（今越南）相混，后以境内有晴隆山，于民国30年（1941年）6月27日贵州政府755次府会通过将安南县更名为晴隆县）。由于安南县是个小县城，无法解决200多师生的食宿。这一夜，闻一多先生同大家一样，饥寒疲劳，没吃没睡，陪着学生在县政府大堂打盹以待天明，由于长夜难熬，干脆去检查在他指导下的一个同学沿途所搜集的民歌民谣和另一同学所采集的少数民族服饰的进展情况，直到第二天，才由曾昭抡老师送几块当地的米花糖充饥。

在安南（晴隆），一支小小的铅笔在他手中变神奇了，第二天，他不顾旅途辛劳，把所有的感情都注入到绘画线条的走向和韵律中，在描绘不同结构和质感时，忽施于明暗，忽以笔力遒劲，热情奔放的廖廖几笔，清晰地表现出描绘对象，笔迹变化多端，画面层次丰富，恰当的表达作者意愿。这是闻一多生生在“安南县魁星楼”写生时所表现的奔放遒劲的高超绘画艺术功底。他认为：“只有在客观自然中，经过自己仔细的观察分析，才能找到描绘对象的构图美。画素描绝不是打轮廓，他不仅由线条组成，还富有表现力，有内在的形，有画面的均衡，这才是组成一幅完整画面的基础。” （现晴隆县的“魁星楼”早己倒塌，但闻一多所留下的速写却是当地一份难得的文物资料。）

虽然闻一多先生在途经贵州时所绘的大多数为当地的风景画，但他所作的风景画不单是对大自然的机械反映，——其中也表现着他的感情、诗绪和他在接触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世界观。这些画上几乎含有一种悲凄的气氛。当然风景画不可能象其它的艺术作品那样，明确地阐明某种社会思想，只有在我们了解了闻一多先生的这一段经历后，才会更多地感受到他在这里寄托着对于当时中国命运的忧虑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但是，即使我们不了解这些，这些画仍然以它忧幽凄壮的境界和深厚的感情，使我们不能不为之动情和深思。在这大敌当前，闻先生并不是在逃避现实，他是将大自然的秀美与残酷现实的完美结合，他是站在人类最高境界的高度来展示祖国山川的壮美，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感的体现。

（三）

经过千辛万苦，旅行团终于于4月28日到达云南昆明。闻一多先生与学校前来欢迎的师生相见，大家握手拥抱，热情非常，他的心里充满了到达目的地的欢悦。

从湖南长沙经贵州入滇，这3500里的行程是闻一多先生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长征。在这难忘的68个日日夜夜（其中有40余天在贵州境内17个县、市。），他和青年学生们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沿途祖国的大好河山，人民生活的凄凉悲惨情景，震撼着诗人，学者的心扉，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撞击着他的心灵，打开了他的思路，一路上“虽倍极辛苦”，“但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已蛰伏多年的绘画艺术兴趣，象久旱的枯木逢春遇雨，从心田中一点点涌动起来，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生活中，每到景色宜人之处，他就用铅笔在纸上勾画，“沿途作风景画百余幅”。

当年的闻一多先生，在社会上早享有盛誉，除诗集《红烛》、《死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外，还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的研究中取得相当的成就。作为诗人、学者、艺术家，他十分强调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提倡艺术“以促进人类的友谊”，强调“艺术就是改造社会底急务”的主张。他主张艺术必须表现自己的时代，如实地表现出我们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一个时代只能够由它自己的艺术家来再现。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表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观念和事件，对一个画家来说，只能画自己可视的和可捉摸的对象，一切美都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且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呈现出来，艺术家一旦找到了这种美，就具有了真理，美的表现是和艺术家所能获得的思想力量成正比例。并在以后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愿受政府（指国民党政府）的约束，我同情劳动人民，我要走向劳动人民，向他们学习，并从他们那里取得我生命的源泉。”他把了解人民的生活看成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这个观点不仅深刻，而且达到了历史的一定高度，并在“沿途作风景画百余幅”中得到了体现。这一时期的社会经历影响着他，使他特别注重艺术的社会作用，认为艺术不仅给人以教育，更应该宣传进步思想，鼓舞人们去斗争。到达昆明后，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不堪，将手中的画笔作为斗争的匕首与投枪，画了大量的漫画，宣传画来进行讽刺与斗争，他告诉青年学生：“面对这个黑暗的吃人社会，就是要用画笔来控诉”。

闻一多先生对于这次长途跋涉是很满意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尚忆当时与兄谈及迁滇事，曾主张徒步入滇。不谓当时所坐而言者。今竟能立而行之也。此次经验颇为丰富，他日再与故人聚首，定可再作竟夕谈矣。”后给夫人高贞的信中写道：“四千里的徒步旅行算什么?一个人只要有理想、有勇气、任何艰苦的事都易如反掌。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样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不知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也设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些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纪念。”

闻一多先生在沿途中的速写是他对生活和艺术中美的事物的感知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是通过沿途中的喜、怒、哀、乐的感情经历，通过他全部精神力量总的情绪上的高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发自于内心的审美愉悦享受。他的这种审美艺术在画幅中得到最鲜明的反映，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观为出发点，即从生活向前发展中撷取生活本身，乃是作为希望和现实目的和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以一种对生活和艺术中美的崇高的事物的尺度和评价去帮助艺术家真实地揭示现实中的矛盾，为光明的未来的胜利而斗争的主导理念。

从有关的资料得知，闻一多先生所作百余幅画，今只存三十余幅（文革后，只剩十余幅）。《美术》（1978。4）所刊登的6幅“闻一多速写”与笔者在贵州省图书馆阅资料时偶得的1幅，根据画上的落款判断，应是在贵州境内所画，这7幅画速写是闻一多先生在祖国遭受外敌侵略，人民四处逃难的艰苦岁月中留给我们一份难得的艺术珍品。我们从这些画面上的线条中，却时时感受到闻一多先生的爱国主义激情。

如何去评价闻一多先生在速写中所体现爱国主义思想，应该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著名诗人臧克家在《闻一多的道路从美术开始》中讲到；所谓的闻一多道路，是从自由主义者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闻一多由画家而诗人，由学者而战士的一生，是从美术开始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一个经典范本。

纵观闻一多先生在贵州所画的7幅珍贵速写，闻先生所宣扬的爱国主义，本质上是建立在对祖国，对民族的强烈自豪感，他一生所追求的独立富强的中国，在当时尽管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朦胧的理想，但对于激发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热忱，有着巨大的意义。列宁曾经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不管任何时代，展示这样一种神圣的爱国主义思想，都是进步有益的。特别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就更有积极的意义。

著名诗人臧克家在《闻一多的艺术创作》中谈道：“┄┄读他的这些素描，应该作如是观，即小见大，不能就画论画而已。这里不去评论这些素描的优胜之处，更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创作是作为他新生的启蒙因素之一，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闻一多先生绘画速写是独树一帜的，他在创作过程中，把同情劳苦人民大众，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极大的爱国热忱的世界观和内心世界的折射现实的社会现象在作品中加以冶炼。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而且也表达出他个人的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46年，闻一多先生因为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拍案而起，呼吁民主，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从延安抗日民主根据地致其家属的唁电中，称赞“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后又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高度地赞扬闻一多先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是闻一多先生精神品格的最主要方面。

今天，闻一多先生作为万众敬仰的革命烈士，在牺牲60周年之后，我们能惊喜地欣赏到他在贵州旅途中所作的这几幅素描，从中领略到闻一多先生的爱国主义艺术良心，感受到他那种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艺术治学精神，以及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反抗法西斯统治，同情劳苦大众，关怀青年学生，为正义而奔走呼号，参加争取民主斗争的那种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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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闻一多先生在贵州境内所作的7幅速写的资料说明于下)

（图1）重安江链子桥   

“重安江链子桥”在贵州省黄平县境内，现称重安江铁索桥，建于清同治13年（1874年），桥长40米，是上世纪初湘黔线最重要的通道。，与1942年修建的石墩钢梁桥、1996年修建的单拱钢筋混凝土大桥，现已成为该县的著名景点。

（ 图2）金凤山

“金凤山”贵州黄平县重安镇内，因山顶有石峰突兀似凤凰而得名。山上古木参天，四时山花不败，有爽口的清泉和各种走兽飞禽。创建于明代的“北帝宫”遗址依然可辨，是当地消暑度假胜地。

（ 图3）炉山县市肆

“炉山县”，清代为清平县，属都匀府。民国2年（1913年）改制。因与山西省清平县重后以境内有香炉山而更名炉山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8年将其并入凯里县，现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凯里县炉山镇。

（ 图4）石板冲

此图具体位置不详，笔者从地名与落款日期上判断，估计应是从福泉市到贵阳市沿途所画，希望当地文化部门能提供线索。

（  图 5）贵阳一角

“贵阳一角”原贵阳市的“忠烈祠”，又称“南霁祠”。现贵阳市达德小学，位于贵阳市消防大楼旁的“三板桥”巷口，革命先驱王若飞曾在此读书。

（  图 6）黔灵山东峰

黔灵山东峰，即现在黔灵公园象王岭，海拔1300米，山上有瞰筑亭，可腑瞰贵阳全景，山中峰回路转，乱云穿石，有清涧、幽谷、怪石、生生泉、白象泉、枫林泉等消闲游览之处。位于贵阳市城区西北角，

（ 图 7）安南县魁星楼

“安南县魁星楼”，清康熙26年（1687年）改明代安南卫为县。因“安南”之名与“安南国”（今越南）相混，后以境内有晴隆山，于民国30年（1941年）6月27日贵州政府755次府会通过将安南县更名为晴隆县，现属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参考书籍：

《美术》                      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4）

《诗刊》                      中国文联出版杜（1978）

《贵州省志  地理志》          贵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

《闻一多纪念文集》         

《闻一多》                    刘  烜

《闻朱年谱》                  季镇淮    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

《闻一多评传》                刘  烜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闻一多书信选集》            闻一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王义（艺）贵州省话剧团舞台美术主任技师（副研究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员、贵州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艺术科学学会理事、贵州省舞台美术学会常务理事。

 沈洪竹  贵州民族报主任编辑，文艺版主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青年文化学会常务理事。

            (通讯地址：贵州省话剧团 王义  贵州省贵阳市省府西路8号邮编：5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