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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与闻一多[刘文典磨黑之行] | |||||
|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3-25 | |||||
| 1942年的闻一多教授依然留着他那著名的胡子，这胡子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才被剃掉。哲学系的冯友兰先生也留着长髯，但冯先生的胡子显得飘逸，闻先生的胡子却显得孤傲。说起来闻一多也常常是一个随和的谦谦君子，他同人说话往往慢声细语、娓娓而谈，他同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他厚厚的手稿总是无保留地借给学生使用，学生们都感到闻先生即之也温；然而熟悉他的人又都知道，在他平和的态度中埋藏着一种随时可能爆发的严厉与尖锐，使人不敢不敬畏。闻一多有诗云：“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他自己正像一座难以捉摸的火山。 这一年闻一多就做了一件在联大校园里颇使人惊骇的事：作为清华中文系主任他断然拒绝续聘教授刘文典。刘文典是清华大学的资深教授，也是有名的学问大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在徽大校长任上还当面反驳过蒋介石，亦入狂士者流，入滇后嗜云土、云腿而得号“二云居士”。这一年4月初刘文典应磨黑盐商张孟希之请前往，为张母撰写墓志铭，报酬颇丰。谀得墓金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生计之一，刘文典亦不以为耻；不过磨黑路途遥远且艰险，来往匪易，他在磨黑不知不觉就耽搁了两个月。6月正赶上两年聘任期满，闻一多于续聘的关头变脸，坚主解聘，理由是刘文典作为已不足以为人师表，且学期中间长期离校已深违校规。清华聘任委员会虽同意续聘，但因系主任反对而未能发出聘书。闻一多倒是给刘文典修书一封，书中建议刘文典索性留在磨黑做商人的墨客算了：这言词也算是恶毒。拒聘震动了一向宽松和气的联大，闻一多的朋友与刘文典的朋友都来说项缓颊，中有以文典抗日爱国、大节不亏为辞者，使闻一多勃然动怒：“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王力：《我所知道的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见《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刘文典不得已写信给梅贻琦，梅贻琦回了封客气却语焉不详的信维持了闻一多原议；如此解聘教授是梅贻琦做不出来的，但让他断然弄权否决一个系主任的意见也非其本性。刘文典最后不得已离开联大而另择云南大学任教，后终老于此。 闻一多在教授与文人行中不留情面的事例无独有偶。闻一多曾为帮助王力作研究而给他配了一位助手，王力却让这位助手誊抄书稿；闻闻而动怒，给王力写信，撤回助手，让王力“另觅抄胥”。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属北京大学）同远在重庆的作家老舍常有旧诗词唱和，一时传为佳话；1942年8、9月老舍应邀来联大讲学，闻一多在致词中先是赞扬老舍的小说语言，接着话锋一转就开始抨击写旧诗者：“在今天抗战时期，谁还热心提倡旧诗，他就是准备做汉奸！汪精卫、黄秋岳、郑孝胥，哪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郑临川：《闻一多反对写旧诗》，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1期）听者愕然。罗常培第二天就提请辞去联大中文系主任之职。有一次学生欢送罗常培出国时称他的官衔“主任”，被闻一多碰见后大骂“无耻”，连这位倒霉的主任也捎带了。 闻一多对这些事件这般处理自然同事件本身有关，但其态度如此峻烈又难免使人想到这之中是否还有更隐秘的原因。深察闻一多的行实著作，我们不无惊异地发现闻一多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心理，即是他对文人与学者，对自己的同类，怀有一种源于深责的敌意。他曾给同校名教授张奚若写信并赠讽刺诗，信中称“整十五年没写诗，今天要为你张奚若破戒了，就恕我拿你开刀吧。计划是要和教授阶级算帐，除你而外，还有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和闻一多自己等七个冤家，题名曰《八教授颂》。”（闻一多：《给张奚若的一封信》，载《北大半月刊》1948年7月20日）1944年闻一多的学生王瑶在给另外有人友人冯夷的信中亦说：“闻先生老当益壮，视教授如蔽屣，故亦行之若素也。”而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闻一多更证以儒家为宗的士大夫为“做人又做鬼”的中间阶级，断“儒家、道家、墨家”为“偷儿、骗子、土匪”。（闻一多：《什么是儒家》、《关于儒道土匪》，见《闻一多全集》卷三，三联书店，1982）闻一多自己是一个文豪，一个大知识分子，他嗜文化而爱学问。抗战初期，他毅然辞谢教育部友人的为官邀请而甘于清贫淡泊的书斋生涯，在联大他经常是整日足不出户地苦读，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斋主人”。他对学问的酷爱也可以从他对学生的态度中看到，但凡是学生治学稍有成绩他总是乐不自胜，宝爱有加。这样一个纯粹的文人、纯粹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阶层下意识的仇视颇为耐人寻味，这种仇视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仇视。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一书中对于这种现象这样分析，他认为闻一多对知识分子的这种仇视或许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己任，宣判中国文化为“吃人”文化，从意念上无情的斩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厌弃某种文化的同时必然也会厌弃这一文化的主要载体知识分子，而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人身上确实还保留着许多旧文化习气，这种厌弃就显得颇有根源了。即使那些一心弃旧向新的文化人、甚或就是那些新文化的斗士们，由于他们仓猝间未及建立起成熟的新文化形态可供自己皈依，未及建立起牢固的独立地位可供自己凭借，他们也往往出于无根的、动摇的、软弱的的状态，并因为这种状态而显出某些形象上的丑恶。由于知识分子是以守护真理与良知、坚持价值与理想自任的，这种丑恶出现在他们身上就变得格外刺眼。有意味的是觉悟到并揭露出这种丑恶的往往是他们自己，这就使这种觉悟与揭露带上点悲剧的色彩。他们在严于解剖自己的同时也往往以严厉的态度解剖同类，归根结蒂这都是一种自我解剖。鲁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件小事》中自惭渺小，在后来的杂文中对“上海的教授”者流狠加挞伐。闻一多是鲁迅的学生，是新文化立场的坚决捍卫者，这从他著作中的字里行间可以强烈地感知；他在抗战中期曾一度准备加入国民党，但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后对蒋介石的党大生痛恨，盖因蒋氏在此著中与“五四”对立，满口的复古腔调。闻一多无疑继承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但他在性格上比鲁迅更直露也更暴烈，可以在温声细语之后忽作狮子吼。他不惮于对同事在对面之下勃然作色，甚至极端到采取破例的“组织措施”。他在1942年前后对自己的同类陷入了一触即发的狂躁情绪中。 出于对文人与文化的失望，他将钦羡的目光投向民间的、原始而荒蛮的东西。1938年闻一多参加联大“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至昆明，一路上学生刘兆吉不辞辛苦地采集民歌。闻一多对这些民歌大加推崇，在1939年为刘兆吉《西南采风录》所写的序言中畅抒此情：“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闻一多在序言中征引的民歌也的确显示了在文语中绝无的剽悍。 “马摆高山高又高， 打把火钳插在腰。 那家姑娘不嫁我， 关起四门放火烧。” “吃菜要吃白菜头， 跟哥要跟大贼头。 睡到半夜钢刀响， 妹穿绫罗哥穿绸。” 这种对民间与原始力量的发掘也正是1942年前后闻一多文学研究的主题。那些年来闻一多研究远古神话、《诗经》、《楚辞》等先秦作品，从文字训诂与史料考证两方面入手恢复了那些古老语言与情节的本义，恢复了他们所描绘的远古人民生活的真实场景与情态，恢复了他们活泼健康的鲜活生命，恢复了他们民间文化的本来面目，同时自然也就剥去了两千多年来文人与文化体系对它们的附会与隐藏。 与此同时，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还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沈从文。他先是在联大师范学院任教，不久转入中文系，在闻一多醉心于远古神话宗教研究的同时，沈从文的目光却从未离开过那些来自民间的、原始的、野蛮的声音。这个时期的沈从文教授给人以两方面的截然不同的印象：他既随分从时又与众不同。他平时待人不急不火，色温而言少，甚至可以说有几分羞怯，往往很有耐心地听别人说话，象一个好好先生；然而他内心却又固执地坚持着自己源于乡土的人生与文学立场，从不被城市和文人圈子同化，与周围的文人教授保持着既象好友又如仇敌的关系。他的从善如流表现在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上，连他在二三十年代的好友丁玲都认为他是个软弱圆滑的人，缺乏斗争气质；而他的与众不同则时常发挥在文章与小说里，使得当时壁垒森严的文坛各方都有点吃不消，乃至群起而攻之。这种外圆内方的性格表现在人生实践中就成了“行圆文方”。或许行圆是不得已的，行圆作为一种不无屈辱的代价反而加重了他内心的块垒，使他在文中愈加强烈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反正他的文章中常常有不知何自的无名怒火。 沈从文先是住在昆明城内。1938年春他孤身来滇，在昆明一座临街的楼房内租屋一间。由于他脾气好而无家眷，他的这间小屋竟成了文艺圈子的一个沙龙，施蛰存在下午无课时总来聊天，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也是常客。更使沈从文陋室生辉的是才女林徽因。“林徽因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的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二句话，转换话题。”（施蛰存：《缜云浦再话从文》，载《新文学史料》1988年4期）沈从文屋中只有一把椅子，待客的座位是放在地上的稻草墩。名门才女林徽因坐在稻草墩上尽情谈笑，见出中国的作家们对战乱中的颠沛与艰辛早已安之若素。后来沈从文家眷尽数来奔，有妻子及一龙一虎两个儿子还有胞妹与妻妹，成了一个大家庭，在北门街与杨振声、刘康甫数家同租了一个院子，并在一起立伙，每次吃饭都济济一堂。傅斯年、李济之、罗常培时来蹭饭，加上金岳霖寄养在院里的一只大公鸡，沈家的住宅常常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载《新文学史料》1988年4期）这是沈从文妻妹张充和的印象，虽写北平的家却与昆明的家无异。 但是沈从文还保留着他的另一面：他对日日友好往来的这些朋友、对文人与教授同行在心中是存有轻蔑与敌视的，因为他们是城市人，代表着与沈从文一直与之格格不入的城市主流文化。沈从文的这种情结始于他自湘西来到大城市的那一天，时至此日仍有增无减。沈从文此时本已是一个城市人、一个城市里的大学教授，他早已逃离了乡村而归于城市；但由于他在城市里曾是一个闯入的外来人，他最初是被城市拒绝和虐待的，他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完成对城市的加入，而他所自来的乡村及其文化就成为他向城市斗争的武器与凭借，关于美丽、健康、自然的乡村的神话在他的作品中就蔚为大观。在他充满中国气派的写作题材与风格中，湘西成为一个想象中的完整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他写艾草、龙船、巫师、侠客，也写赤裸裸的情歌，象闻一多所推崇的那样： “戴花要戴满脑红， 吃烟要吃三五筒； 联姣要联三五个， 这个冷淡那个浓。” 正是那些传统道德与文化财富赋予他力量和勇气，让他能够坚持独立不倚的道路，与湘西之外的城市世界做孤军奋战。 沈从文与闻一多没有太多的交往，但是身处于纷繁复杂的现代文坛，他们两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关联。关于沈、闻之间的关系，还要追溯到二十年代沈从文初登文坛之时，当时的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对沈从文有很大的帮助，依靠他主编的《晨报副刊》，沈从文的作品得到很多发表机会，同闻一多大概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因此有人把他们都认为是“新月派”，后来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两人的关系密切一些。1930年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后，把职位让给沈。 1933年，沈从文写作了著名的讽刺小说《八骏图》，把矛头指向了自己所在的大学教授的圈子。小说以主人公，青岛大学暑期学校的一位教授达士先生的眼光来观察学校靠海楼房里住着的其余七位教授，把他们想得太多，行动上却无所作为的一面，写得非常生动。达士根据物理学教授甲的房中陈设，了解到教授甲想必有很多时候不能满足性欲，因为他的太太似乎很肥胖，他的窗台上放保肾丸和头痛膏。从生物学教授乙的话里知道这位教授在迷恋什么。“上海女子全象不怕冷”意思是说“若想胡闹，应当称赞上海”，“海边这个东西真美丽”意思是“穿着红色浴衣的姑娘真动人”。道德哲学教授丙认为性关系很不洁净，他说自己老了，因而主张伯拉图的“精神恋爱”他挂了爱神维纳斯的照片，他问达士认不认识班上一个学生，无意中透露出他对这女孩子的垂青。历史学教授丁对某女人永远倾心，但却极力制止自己的行为，只要女人还美，他就不让她知道他在爱她。文学史教授戊结婚后一年又离婚，因为他不甘受女人的摆布，还有发了疯的历史学教授辛。经济学教授庚则是唯一精神方面极健康的人，显然是因为他有了女朋友。而通过达士先生的女朋友瑷瑷的信后，又可以知道他可能迷上了教授庚的那位美丽姑娘。 沈从文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说：“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沈在小说中可能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下妻子。程应鏐（流金）曾对邵华强说，在抗战时期沈和闻一多的关系并不融洽。教授丁或戊则可能在影射梁实秋，因为丁、戊教授都主张要有点拘束，不讨厌女人，却不会同一个结婚。《八骏图》中那位非常随便的女孩子，则可能是俞珊。她是青岛大学的校花，赵太侔的夫人。而教授庚，则可能影射赵太侔。据说徐志摩在青岛时曾经警告过俞珊，要她约束自己，不料这时闻一多已经被她深深吸引住了。美国学者金介甫更认为达士先生身上也有闻一多的影子。也许因为在小说中这样刻薄，有违沈从文厚道的处世方式，1938年闻一多领着战区师生跋涉到西南时，沈邀请闻一多和他的学生到自己家里，要他们搞民间现代歌谣，包括苗人谣曲，两人复归于好。四十年代初，闻一多就忙于组建一个非共产党的左翼政治团体民主同盟，这是英美派人士完全没有搞过的事业。闻一多和吴晗（吴是沈的学生，和沈夫人张兆和是同班同学）都想劝沈从文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可是经过反复敦劝之后，沈从文仍然重申他的坚定政策，不参加任何组织，哪怕是民主的组织。他曾经写过这样的偈子：“一切如戏，点缀政治。一切如梦，认真无从。一切现实，背后空虚。仔细分析，转增悲悯”，以表示自己对政治的厌恶。在1980年2月6日接受金介甫采访时，沈从文仍然坦言看不起卷入政治的学者，包括罗隆基。对闻一多参加政治运动也有微词，说闻是因为在性方面有所压抑，所以才对政治发生兴趣。可见在沈从文看来，他和闻一多始终属于道不同的两类人，而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鸿沟正是他们对于政治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经过西南联大的短暂交往之后，两人再次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此时的闻一多住在昆明东北郊一个村子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这里租下了一户农民的宅院办公，闻一多也就以此为家了。居于乡间使他真正地接上了中国的地气，他从新旧民歌中获得的意念拥有了真实的生命。同时居于乡间也使他真切的认识了下层人民的痛苦，使他对当时的国事有了强烈地憎恶。这一切都酝酿了他1943年以后的爆发。1943年以后他挺身而出，在军警的枪口下大声疾呼，成了一个无畏的战士，终于在1946年7月15日被刺身亡。由书斋里走到街头成为烈士，闻一多履践了他所激赏的来自民间的雄壮而热烈的精神，履践了他责于同类的的理想与原则，从而否定或者说是更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文人形象。 而沈从文则在传统道德与外来文明的双重塑造下，归于某种精神贵族心态，反对作家参与实际政治，反对作品流于宣传，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宇宙与宗教意识，行文风格与抒情意味让人想起沈从文早年迷恋的《圣经》。他的纯朴的、务实的、乐观精神一方面是五四以后新生作家的气象，另一方面，又是儒家敏行讷言的不自觉的恭践。1946年11月10日，沈从文在他的学生萧乾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从现实学习》一文以回顾自己坎坷奋发的前半生，答复国共双方的文论家对他的抨击。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代表了这一时期他蓬勃向上、将以有为的内心世界，其俯视一切俗世、高瞻远瞩的气魄令人震撼： “夜深人静，天宇澄碧，一片灿烂星光所作成的夜景，庄严美丽实无可形容。由常识我们知道每一星光的形成，时空都相去甚远，零落孤单，永不相及。然而这些星光虽以各种不同方式而存在，又仍若各自为一不可知之意志力所束缚，所吸引，因而形成其复杂性的宇宙壮观，人类景象亦未尝不如是。温习过去，观照当前，悬揣未来，乡下人当检查到个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朦胧信仰，25年使用到这个工作上，所作成的微末光芒时，徘徊回顾，所能看到的，亦即似乎只是一片寥廓的虚无。不过面对此虚无时，实并不彷徨丧气，反而引起一种严肃的感印。想起人类热忱和慧思，在文化史上所作成的景象，各个星子熠熠灼灼，华彩耀目，与其生前生命如何从现实脱出陷于隔绝与孤立，一种类似宗教徒的虔敬皈依之心，转油然而生。” 沈从文的这种总结与闻一多的那种选择应该说都符合各自的逻辑，但是同样是倾心于乡野的、民间的、近于原始的力量而厌恶作为城市主流文化代表之一的教授阶层，同样对自己所属的教授阶层心怀不满，所走的道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让我们回到讨论的起点上去，仔细分析他们走向民间的初衷，可以将闻一多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矛盾斗争概括为“雅俗对立”，将沈从文所体现的矛盾斗争概括为“城乡对立”。“雅俗对立”正好暗合了抗战胜利前后的现实中国两党对峙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反对五四与倡导“读经”“尊孔”等等充满封建教化意味的举动，同左翼作家所走的工农大众路线形成鲜明对比，闻一多在文化心理上“弃雅从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左倾与激进。而要想了解沈从文身上的“城乡对立”情结，必须联系到湘西的历史。由于闭塞与落后的交通条件，从清末以来湘西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从筸军将领田兴恕、熊希龄起，一直到后来的陈渠珍。故乡这种半原始半封建的自治状态，给沈从文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一方面是他作品中总是作为独立王国存在的湘西世界，另一方面就是现实生活中对外来政治干涉与统治的极端反感。存在于想象中的湘西世界充满魅力，令人神往，集所有“乡村”文化之大成，是沈从文终身捍卫的圣地，与之相对的城市自然演化为抨击和否定的对象，城市带来的党派与政治，自然也不例外。从地域心理入手，或者可以更直观地剖析沈从文在创作中自觉抵制外来干预的“文学自治”色彩。综上所述，正是这种“雅俗对立”与“城乡对立”的不同，导致了沈与闻在个人选择上的不同。 我更感兴趣的是各方的政治力量对他们各自抉择的反应，从这种反应中我们可以窥见1948年前后文人们严酷而诡异的现代命运。闻一多最后遭到国民党极端势力的暗杀而接着被中国共产党树立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旗帜，沈从文未必受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的青睐却当时就受到了在野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针线的严究，早在1943年《新华日报》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批判沈从文的论调，连郭沫若这样的文化界领袖人物也奋笔而痛斥之。这些无休止的争论与盖棺定论式的辱骂，最终埋下了他后半生游离于文学而埋首于考古的定数，他想使文学脱离政治，却致使自己最终脱离了文学。在1948这个天地玄黄的时刻，他们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事实上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与政治无涉，诚如罗伯特·A ·达尔指出过的那样：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和关注的是什么，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政治体系的网中，不管他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到这一事实”。 【后记】读到这些令人有微微凉意的往事，不由地感到茫然，政治犹如一块庞大的暗礁，潜藏在每一个时代文学史的洪波中，或许撞个粉身碎骨，或许左右躲闪费尽心思，文学家们的目光究竟应该投注在哪里呢？这个问题讨论到这里，也已经不是我的力量所能解答的了，或许真如康德所言，这世界上唯一永恒的东西，只有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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