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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多致信曹禺：是演《原野》的时候了 | |||||
|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9-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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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寇的气焰非常嚣张，他们的飞机时常光临重庆上空，对这座美丽的山城实 行狂轰滥炸。国立剧校奉令疏散，去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江安。曹禹等剧校的师生们 尽管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 江安位于川江的南岸，距重庆300多里，它是一座小城，只有一万多人口。江安比较 富庶，盛产竹器，它的朱点竹子是闻名遐迩的。剧校就设在城西紧靠城墙的文庙里，曹 禺将自己的家安置在东街(nai)庐。当时，郑秀还留在重庆，他们的大女儿万黛出生不久 ，不便同曹禺来江安。 刚到江安，师生们的情绪比较高昂，他们积极上街宣传抗日，作演讲，开办训练班 ，搞得十分活跃。可是，过了不久，这些在大城市住惯了的人，对江安这一偏僻的小城 开始厌倦起来，精神也消沉起来。剧校里少数人开始打牌、酗酒、做生意。每当曹禺到 教务处上班，就碰到这些现象，他的心里感到很气闷。 然而，战争的灾难，周围环境的沉闷，没有使曹禺消沉起来，反而使他的思想更加 敏锐起来。一出戏，慢慢地在他脑海里酝酿。他要写一个从南京迁到后方的一个小县城 的省立医院的故事。 他写了戏剧《蜕变》，既对国统区的现实状况表示了不满，同时，又期待它能“蜕 变”，就像毛毛虫蜕变成美丽的蝴蝶一样。 这部鼓舞抗战的戏剧，曹禺本以为当局会鼓励支持的，公开上演不成问题。 但是，当曹禺、张骏祥率领剧组来到重庆，却遭到当局的冷遇。张骏祥也是清华校 友，他比曹禺高两个年级，这次排演《蜕变》时，他以自己那善于科学组织的才能拼着 劲地工作。曹禺写完了，他也带领大家排演完了。在此期间，他和曹禺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 曹禺带着剧组，从很远的江安坐木船来到重庆演抗战戏，可当局连睡觉的地方也不 安排，他只能住在停业澡堂的地铺上。好不容易把戏院租定了，海报也贴出去了，戏票 也卖了，国民党当局却要审查，提出十几个地方应做修改，曹禹不干。余上沅四处奔走 ，最后由他改了几个地方，才勉强让《蜕变》得以上演。 这次审查，国民党当局的审查官们真是大发淫威，甚至有点可笑。一是质问为什么 剧中的后方医院要写成是“省立”的，这样写是不是要影响政府；二是为什么院长的小 老婆要叫“伪组织”，当时汪精卫已发表“艳电”，公然叛国，在南京组织起伪政府， 蒋介石与他暗中勾结，做贼心虚，检查官老爷以为这是影射蒋汪之间的“眉目传情”； 三是丁大夫的儿子丁昌为什么要唱《游击队之歌》，这《游击队之歌》本为鼓舞抗战士 气的革命歌曲，联大旅行团在入滇途中，就经常意气风发地高唱此曲，但检查官认为这 是“赤化”；四是最后一幕丁大夫在欢送抗日伤兵痊愈后重返前线时，把一个伤兵送她 的儿子的红肚兜挥舞着，问为什么这肚兜是红色的？还有，检查官张道藩问道，为什么 医院里不挂蒋介石的像？为什么末了让丁大夫说“大都克服了”？ 这一系列蛮横无理的修改意见，使得曹禺异常气愤。 曹禺义正词严地回答他们：丁大夫说“大都克服了”，“大都”是北平，收复北平 有什么不好？就是把日本赶走了嘛？这是我的希望所在。 丁大夫摇红旗？她哪儿有红旗呀！那是丁大夫治好了一个小伤兵，他祖母感激，送 给丁大夫的一个红兜肚，是乡下人的小意思，保护肚子不受凉，历来兜肚都是红色的， 不用别的颜色。这是风土人情，为什么要改？难道改成绿兜肚？ 曹禺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张道藩表面上一副客客气气的样子，但仍然坚持要他修 改。曹禺就毫不客气地说：“戏怎么写？作者最有权力，到底是你们懂戏？还是作者懂 戏？写戏还得听我们的！” 经过反复的较量，经过余上沅作了几点小修改，终于得以在重庆公演，取得了极大 的成功。《蜕变》是抗战初期涌现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剧作，洪深曾说：“如果我们 打算推荐十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的话——如果自己限制数目，不使超过的话，那么， 《蜕变》就是其中的一部。 曹禺写完《蜕变》以后，其心情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这天，他回到家里，和郑秀 以及他们的宝贝女儿享受着天伦之乐。其时，他们夫妻俩之间的感情虽已有裂痕，但“ 小别胜新婚”，他们之间此时倒也其乐融融。 郑秀告诉曹禺：“昆明那边又来电报了，要你去那儿导演几场话剧。说一来促进人 民的抗战激情，二来促进当地话剧艺术的发展。” 曹禺接过电报一看，是国防剧社发出的正式邀请电报，前些天，他就收到著名女演 员凤子，老学长闻一多，还有吴铁翼（时任国立艺专校长）的联名电报，请他去昆明导 演几场话剧。曹禺当下很高兴地答应了。闻一多是他的老学长，还在清华读书时，他就 读过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而闻一多的学问更是他所敬佩的。前些天，他还收 到闻一多的信，信中说到：“现在应该是演《原野》的时候了。” 《原野》是曹禺继《雷雨》、《日出》之后的又一力作，它描写民国初年北洋军阀 统治时期，农民所处的万分痛苦，想反抗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全剧围绕有杀父夺地 之恨的仇虎，他想要复仇的强烈冲突心理，深刻地反映了伦理道理、封建迷信观念对人 性的摧残和吞噬。《原野》首次演出于1937年8月，当时未曾引起轰动，1938年春，已迁 至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准备公演该剧时，当局还下令禁止演出。 昆明的国防剧社由李济五主持，他当时任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第二科科长，主管宣 传。这天，他正在《民国日报》社办公，只见名演员凤子和孙毓棠走了进来。双方寒暄 之后，凤子开门见山地说：“李科长，你主持的国防剧社底子厚，有经费，有人力，为 了很好地开展话剧运动，为抗日多做一些宣传工作，我们可以请万家宝来昆导演几场话 剧。” 李济五很惊讶地问：“当真吗？你们确有把握把万先生请来吗？” 凤子说：“怎么没有把握？”她指了指孙毓棠，“这是当年与他离开南开报考清华 的‘铁定兄弟’。我们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如果你同意，只要以我和闻一多、吴铁翼之 人名义写信给他，他就会来的。” 李济五听了，非常高兴：“好啊，上半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演出了《祖国》，轰动 全城，这次，又能请万先生来昆导演话剧。看来，昆明这座边城，也要发展话剧艺术了。” 原来，前些月，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将一外国剧本改编成多幕话剧《祖国》。剧 情描写在日军占领下的某个城市里，一位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与个人恩怨，与他的学生和 工人们一起向日军和汉奸作坚决的斗争，最后为国壮烈牺牲。这是一出鼓舞民众的话剧。 在排练该话剧的过程中，剧组中的联大学生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活动，决定把临时性的剧组发展成一个长期性的有组织的社团，起名为“联大剧团”。 去年年底，他们在租借作为西南联大校舍的昆华农校大楼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 会，参加者60余人。在剧中担任指导、角色的孙毓棠、凤子等，也到会并讲了指导性的 话语。今年2月，《祖国》在昆明最大的剧场之一新滇大舞台正式演出，演出获得很大成 功。重庆、上海等地都登载了《祖国》演出的消息和剧照。连续演出八天后，胜利结束。 联大师生来昆后，竭力与当地民众搞好关系。利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当地人民。去 年，在蒙自分校，来自北大的一些学生，在课余办了一所平民夜校，招收学生50余人。 为开发民智作了一定的贡献。清华学生李为扬与越侨严继祖合办中越文合璧的石印小报 ，每周一期，共出了8期，宣传战局形势，增进中越人民的友谊，同时启发越侨觉悟，隐 寓反法的思想。另外，针对当地居民不重视卫生，苍蝇特别多的情况，联大学生上街宣 传，并购买苍蝇拍，开展消灭苍蝇的活动，收到一定效果。在“七七”献金活动中，全 校师生共献金2000余元，这在去年物价很低的情况下，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蒙自人 民时常记起联大，1988年，在蒙自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在县博物馆中开辟西南联大 校史展览室，还在南湖松岛建闻一多纪念亭，在洋行旧址建闻一多纪念馆，供后人瞻仰 学习。 这次，请曹禺来昆导演话剧，在暗中发起动议和支持的，是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 。也正是由于地下党员的作用，使得后来联大能够反抗当时黑暗的政治，给联大赢得“ 民主堡垒”的美称。 李济五听说曹禹能来昆明，大为高兴，对凤子说：“这太好了，但这事我不能决定 ，必须请示上面再告诉你们。” 当时，真正管辖国防剧社的是龙秉灵，他是龙云的表弟，他本来对话剧不感兴趣， 但曹禺是闻名已久的剧作家，认为他的到来，也是昆城文化界的一件盛事，于是没有多 作考虑，便答应了。 飞机缓缓降落到跑道上。曹禺提着一只藤箱，走了下来。昆城的气候顿时使他倍感 清爽。从重庆来到昆明，犹如从蒸笼里跳出，进入一个凉爽宜人的世界。虽说正是夏天 ，而这里正像是春天一样，到处都鲜花竞放，树木郁郁。 “真不愧是座春城啊。”曹禺在心里赞叹了一句。 李济五等人迎了上去，相互之间寒暄一番，将曹禺送到下榻处歇息。一宿无话。 第二天，龙秉灵设宴为曹禺洗尘，闻一多、孙毓棠、凤子、李济五作陪。 曹禺乍一见到闻一多，见到他那飘飘长髯，忍不住问道：“闻先生，你这胡须很久 不剃了吧，简直成了一位美髯公了。” 龙秉灵也在旁打趣道：“是啊，他们联大这次来我们昆明，我们的剃头匠开始都很 高兴，可后来却私下嘀咕：要是都学这些教授们的样，我们只好歇业了。” 孙毓棠说道：“大家有所不知，闻先生这次蓄须，和他当年在美国蓄发一样，都是 出于对民族的爱。” 曹禺也是清华人，当然知道这个典故。但龙秉灵却不知道了，他忙问在美国蓄发一 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清华毕业的陈长桐，曾在科罗拉多大学（即珂泉）银行系读书。有一次，他 去一家理发馆理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人理，最后，一个理发匠踱了过来告诉他：“ 我们不伺候你们这些黄脸中国人。”陈长桐不愧为一个有血性的清华人，他当即延聘律 师，告了一状。这次所付律师费竟达八十美金之多，超过留学生一月的官费，可见，现 在美国律师为高薪阶层，是一向就有传统的。但陈长桐为了讨回一个公道，没有吝惜这 点美金，他坚持打官司，结果是官司赢了，那理发匠于道歉之余很诚恳的说：“下回你 要理发请通知一声，我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请你千万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黄种人 进入店中理发，许多白人就裹足不前了。陈长桐默然了：“我能告倒一个美国人，但我 能告倒一个美国民族吗？这种屈辱，完全是一个民族的屈辱。” 后来的闻一多听说此事，非常气愤，对人说：“我，总算知趣，闭门读书画画，轻 易不出去，宁可吃点冷面包，宁可头发留得长一点，少受冤枉气也好呵！” 据梁实秋记载：“……从这时候起他蓄了长发，作艺术家状，日久颈后发痒，则约 友辈互相用剪刀修整之。” 大家旧事重提，又想到现在，我们的民族依然遭受着外国的欺辱，不禁嗟叹起来。 孙毓棠见席面冷了起来，于是满脸严肃状，一本正经地问曹禺道：“家宝，昨晚睡 得还好吧？没有耗子吧？” 大家听他这么严肃地问曹禺“没有耗子吧”，都非常诧异，不知何事。曹禺的神色 却颇为忸捏，不好意思地笑着说：“睡得很好，没有耗子，没有耗子。” 原来，曹禺生平最憎恶同时也最怕的就是耗子。吴祖光这位戏剧家专门写过一篇曹 禺和耗子的文章。他说：耗子给他这么大的刺激不是没有原因的。前两年在一个城里教 书的时候，曹禺已在着手汇集他的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足足有一个厚本子。可是 有一天他偶而打开抽屉时，那本册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只要我们懂得一个作家怎样珍 惜自己的心血，我们自然也会担负一半对耗子的愤恨吧？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 路上碰到曹禺，便一同到学校去。他说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别凶，右肩上时时发抖，这 病象的确是不寻常的。下课了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经坐在那里，说肩上抖得很凶，心里 也不好过。所以告诉学生说胃病犯了，早点下了课。说着说着又抖起来了。他用力一按 ——“哎呀！”他脸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说我们有多么惊奇！他匆忙把棉袍脱 下扔在地上，已经精神不振，近乎瘫痪状态。当然是因为天气冷，耗子钻到棉袍里去取 暖；因为棉袍里子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不出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 当下，孙毓棠笑说着将自己这位老朋友的“底”给“揭穿”了，引得大家都哈哈大 笑起来。 大家笑过一阵之后，言归正传。李济五问道：“万先生此番前来，我们商量一下， 到底演哪几部戏为好呀？” 闻一多当即接口道：“《原野》是非演不可的。主人公仇虎，饱受社会的欺压，他 有强烈的复仇心理，可他想反抗而又找不到出路，这深刻地刻画出了我国农民的内心世 界。现在，中国需要警醒了；现在，是演《原野》的时候了。” 大家一致同意闻一多的意见。孙毓棠说道：“是啊，戏剧应该契合每个特定的时期 。现在是抗战时期，可我们的宣传，大多不得法。听说某处开伤兵慰劳会，演了一出话 剧，可结果呢，伤兵不但没有得到慰劳，反而认为这出话剧是对他们的侮辱，把演员打 了。平心而论，抗战以来，戏剧也真够努力的了，到处都有剧团演出，配合抗战搞慰劳 会或者宣传抗日。可惜的是愈努力愈感觉‘剧本荒’。把仅有的几个剧本，费劲地一个 个地搬上舞台，导演十之八九又不能认真负责地搞好导演工作。结果，宣传效果很差。” 闻一多听孙毓棠对目前宣传工作的批评，觉得很中肯：“是啊，现在的宣传工作确 实不让人满意。最近我看过一个戏团的公演，在最末一幕终了时，几个游击队员正在和 敌人苦撑，青天白日旗忽然从山后飘扬起来，随着一阵救亡歌曲的声音，援军到了，幕 下了，幕后歌声仍然不断，并且愈加激荡了，想必舞台上全体人员都加入了。这时我满 以为台下全体观众也会响应起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多么伟大！全堂六七百 人一齐怒吼起来，那点经验的教育作用，不要胜过千百篇痛哭流涕或激昂慷慨的论说或 演讲吗？然而幕下了，台下一阵喧哗，散戏了。我急得直跺脚。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再 说宣传画吧，就抗战以后我曾到过的武汉、长沙、贵阳、昆明四个都市讲，我就从未见 过一幅像样的宣传画。特别是长沙，你走过一条街，往两旁墙壁上一望，不啻是做着一 场噩梦。在武昌街上我倒发现过一幅在人体上还站得住的宣传画，但那作意真别扭得可 以。我亲耳听见一群乡下人聚在画前议论，原来把画中的意义整个弄反了。这次，我们 不能再这样了。” 听完闻一多这番讲话，曹禺心里不由得暗暗敬佩：“不愧为一位诗人，就是有勇气 、有激情直面社会。” 龙秉灵毕竟是政府的官员，听了这一番话后，心里有点不舒服，他接口道：“闻先 生言之有理，但大家也都是出于一片爱国之情，即使工作没有做得很好，可是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嘛。我们只要吸取教训，把这次演出搞好，不就行了吗？” 大家当下又商定了演出由老舍等人集体创作的多幕抗日话剧《黑字二十八》。 过了一个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曹禹第一次亲导的《原野》在昆明新滇大戏院 正式公演，其《说明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剧“蕴蓄着莽苍浑厚的诗情，原始人爱欲 仇恨与生命中有一种单纯真挚的如泰山如洪流所撼不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当今萎靡 的中国人恐怕是最需要的吧！” 《原野》起初演出了9天，虽正逢连日大雨，但仍天天满座。《黑字二十八》演了5 天，直到下月中旬才结束。两剧共演31场，全城轰动。看这两个戏差不多成了昆明社会 的时尚，不去看好像少了些什么似的。这两个戏的演出确是昆明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话 剧界的一件大事。 这次演出活动，曹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已是名作家，但态度寓严肃于 和蔼，令人感到可亲可敬。他个子不高，身穿灰色长衫，袖口翻出雪白的衬衣，风度潇 洒俊逸。排练工作紧张严肃，休息时虽谈笑风生，却无嬉戏无聊的打闹。他对演出一丝 不苟，即使像凤子这样的名演员也不例外。他对自己也不例外，排练《黑字二十八》时 ，他自己扮演杨兴福，排到沈树仁打杨福兴的嘴巴时，扮演沈树仁的马金良总觉得不好 意思打，这样，打得很不真实。曹禺很不满意，他要马金良一定要进入角色，狠狠地打 。在曹禺的一再督促下，马金良终于进入了角色，狠狠地打了曹禺一记耳光，打得他牙 根渗出血来。马金良心里很不安，曹禺却感到十分满意。 曹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戏剧艺术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有一种忘我投入的非常 可贵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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