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如梭，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西南联大文学院课程已经结束，又要举行大考了。由于教师用心教书，学生们用功读书，加之文学院课程所需教学器材不多，不像某些理工类课程，没有相应的仪器设备根本就无法进行教学。当时，联大的理、工学院就饱受仪器缺乏之苦，使得很多专业连课都无法开，更不用说进行学术研究了。但是，对于文学院来说，器材匮乏对专业的限制，相对来说就小多了。所以，文学院这一学期，开办得相当不错。穆旦等学生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这时，西南联大在城西北三分寺附近购地124亩4分5厘建筑校舍。又以文、法两院远在蒙自，管理不便，而空军军官学校在蒙自设立分校，需用校舍，乃将文、法两院迁回昆明。文、法两院在蒙自仅仅三个月，在时局的动荡中，这里可以说是相当的安宁。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为西南边城的文化开发作出了贡献。

　　闻一多赶往昆明，他已给夫人高孝贞写了几封信，让她携子女前来团聚。当时，在昆明找一所房子颇不容易。在陈梦家的帮助下，他租到了福寿巷姚宅楼上的几间房子。房东答应借家具，所以钱不会花很多。

　　当时，武汉被轰炸了两次，闻一多心里非常为高孝贞她们一行担忧，不知她们离开武汉没有。此时，高孝贞一行已到了长沙，她们给闻一多发了封电报。闻一多收到电报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不料，这一天看报时，忽然看到长沙也被炸了，又心急如焚。就在他焦虑之时，又收到了高孝贞的电报，说她们在长沙被炸前几天，就已全体动身了。闻一多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闻一多的心情几起几落，这只不过是当时中国微不足道的一个事例而已，比这更让人焦虑的事情，又不知发生过多少。亦足见国难当头，民无宁日。也许，就是类似的种种事例使得闻一多后来明白，在这多灾多难的国度，学者已无法安心于一张书桌的空间了。

　　此时，与闻一多当年同在美国求学的级友吴泽霖，正在与贵州省教育厅长张志韩举办暑假中等学校教员讲习会，他写信邀请闻一多担任暑期讲习会国文讲师。闻一多行前约定夫人携子女随闻家驷一家去贵阳，他则利用暑假前往迎接。此时受到吴泽霖的邀请函，立即欣然应允。

　　闻一多来到了贵阳，找到家眷所落脚的客栈。他走进客房，见到家里人都平平安安的，高兴得热泪盈眶。他一一地抚摸着自己的孩子，立瑛、立燕、立鹤、立雕、立鸿、立鹏、闻名、闻（惠羽）。高孝贞经过千里跋涉，此时得与丈夫平安团聚，夫妻之间以前的那些不痛快消失得一干二净，尤其是当她看到丈夫对孩子们都平等地关心、爱护，并没有象某些男人，只关心男孩，对女孩漠然视之，高孝贞这位做女人的，心里感到很欣慰，觉得丈夫以前的言语不是装幌子的。

　　闻一多留美时曾在信里对自己的两个妹妹和高孝贞说道“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指芝加哥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远的不说，近代不就有鉴湖女侠秋瑾吗？”

　　当年，闻一多放洋之前，回家与高孝贞完婚。婚后去了美国学美。长女闻立瑛生下来了。家里人因为是女孩，很久才把消息告诉闻一多。闻一多对这种做法很不满。给家里写信说：“孝贞分娩，家中也无信来，只到上回，父亲才在信纸角上缀了几个小字说我女名某，这就完了。大约要是生一个男孩，便是打电报来也值得罢？我老实讲，我得一女，正如我愿，我很愿意。我将来要将我的女儿教育出来给大家做个榜样。我从前要雇乳母以免分孝贞读书之时，现在不以为然。孝贞当尽心鞠育她，同时也要用心读书。我的希望与快乐将来就在此女身上。”

　　闻一多与高孝贞的婚姻乃父母包办，闻一多初时对此甚为不满。他当时打算直接从北京去上海放洋，但最终还是决定回家一次，与高孝贞见一次面，他督促弟弟、妹妹、妻子及诸侄学诗，将欲“诗化”其家庭。闻一多受新思想影响，不愿自己的妻子是个只知“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所以要求她好好学习文化知识。

　　当下，夫妻两人不免互诉相思之苦。谈及行旅艰难时，高孝贞道：“这次，我们一家人与细叔（指闻家驷）一家人乘汽车来的。细叔看了看地图，他说，我们所走路程与你前些天步行入滇的路线是一样的。我一路上，不停地揣想当时你走在这路上的行状。沿途果真多崇山峻岭，车辆又差，都是十分陈旧的木炭车，不仅常抛锚，而且爬坡极困难，必须边爬边以三角木在轮下支垫，往往只闻发动机怒吼声如雷贯耳，却不见车行几步。乘此等车在山高沟深之路上盘旋，令人步步胆战心惊。这还不说，有一天车子来到湘西，途中曾遇地方警察与匪群枪战，大家都吓得要命，幸好，没有发生意外，我们一家人又平平安安地在这里团聚了。”

　　高孝贞说到这儿，不禁又哽咽起来，闻一多也无限感慨。这时，闻家驷走了进来。兄弟俩相互问候之后，闻家驷对闻一多说：“哥哥，你清华的级友吴泽霖先生对我说，要你来这里后去他那儿，他想见你。”

　　吴泽霖与萨本栋、闻一多等二十九人乃辛酉级级友，他们因支持“教授索薪”事件，而被学校当局勒令推迟一年放洋。当时，辛酉级的学生有三分之二向清华学校屈服了，而闻一多、吴泽霖等人却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拒不屈从，坚持“无过可悔”，以至放洋晚了一年。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通过这一事件得到了锤炼。

　　当下，闻一多来到吴泽霖宅中，两人不免怀旧起来。谈到当年他们辛酉级二十九人如何刚硬，这时还感到豪气犹在。提起这“二十九人”，吴泽霖又忍不住叹了口气：“唉，可惜王朝梅到美国还没一个星期，就被汽车压死了。”

　　这一声叹气，又勾起了闻一多的心思。他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当时听说这一噩耗时的心情。这死的消息令他想到生与死的意义——宇宙的大谜题。他在给吴景超的信中说到：“景超！我这几天神经错乱，如有所失；他们说我要发疯。但是不能因这些大问题而致疯的人，也可真太麻木不仁了啊！”

　　可后来的一出汽车事故，则让闻一多极为气愤。梁实秋来到美国的珂泉后，有一天，他与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驾车去丹佛南京楼吃广东菜，归途在拐弯处与另一辆美国人驾驶的汽车相撞。警察局歧视黄种人，不由分说将驾车的中国留学生收监，后来梁实秋交付了一百七十美元的罚款，才将人放出。

　　梁实秋回到珂泉，觉得心里闷得难过，便走到闻一多的寓所。闻一多正在画一幅油画，穿着一件涂满油污的布袍，桌上一尊珐琅的定鼎里面正焚着浓馥的檀香。看到梁实秋这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便问他怎么啦。梁实秋把在丹佛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听完了的时候，将手里握着的长杆画笔用力向桌上一敲，笔杆折成两截。“是可忍孰不可忍！”闻一多骂道。梁实秋性本豁达，此时受此大辱，深感美国歧视中国人达何种地步。他慢慢地将断了的笔杆从地上拾了起来，说：“我去了，你好好的画罢，只消我们不忘我们的使命……”闻一多目送着梁实秋缓缓的出了房门，一声也不响。

　　吴泽霖见闻一多陷入了沉思，知道他那颗敏感的心又伤感起来，老友重逢，还是谈点其他令人高兴的事吧。于是，吴泽霖引开话题，问他最近在研究什么。

　　听老友这么一问，闻一多的话多起来了。他当时正研究《诗经》、《楚辞》，里面牵涉到很多原始的东西，因此，他对图腾很想研究。他向吴泽霖谈了自己的计划，取得了哪些成果，又深感资料不够，等等，他都给吴泽霖说了。并愿意同他继续讨论。闻一多告诉吴泽霖，昆明有许多老校友，清华社会学系教师不多，潘光旦兼联大教务长，陈达兼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工作都很忙。他劝吴回清华，在联大教书，他回去后同潘光旦谈，再由潘光旦同吴泽霖联系。后来潘光旦果然来信邀吴泽霖回清华，并告诉他云南也有少数民族，可以从事调查研究。当时吴泽霖在大夏要指导研究生，不便离开，所以没有立即答应潘光旦的邀请前往。

　　潘光旦与吴、闻二人的友谊还得追溯到“教授索薪”那一件事。当时，李大钊、马叙伦领导“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展开索薪罢教斗争，22校600余学生亦在新华门前请愿。北洋政府不但没有付给拖欠的教育经费，还派军警残酷镇压殴打请愿师生，受伤者近20人，这就是“六三惨案”。惨案发生后，清华学生举行了同情罢考。时潘光旦为壬戍级学生。他们这一级的同学也曾受到留级一年的处分，闻一多的堂兄闻亦传亦是其中之一。闻亦传、潘光旦等八人曾拒写悔过书，但是外交部竟强迫他们服从多数，而潘光旦愿牺牲出洋，坚持公理。闻一多为此十分感动，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八哥（指闻亦传，在大家庭中行八）等八人不愿写悔过书甘多留一年，此本可嘉之举，而万恶的外交部竟强迫他们服从多数，决不通融，以陷彼等于险难之域（完全牺牲出洋机会或屈服于部令下，承认已经悔过）。此为有血性者之所共愤者也。现在我愿抵死力争，甘冒不韪，以触当局之羞恼而致罚于我。更有一可痛心之事则此八人前已申明无论如何不卖人格以早出洋。今多数人见威压过甚，仍将出洋，置前言于不顾。则光旦君则愿力争，不得则完全牺牲出洋。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圣哉！圣哉！我的朋友光旦！我虽为局外人，但若不尽我最高度之力量以为公理战，我有负我所信奉之上帝及基督，我有负教我‘当仁不让’之孔子，我尤负以身作则的我的朋友光旦！”

　　正所谓“惺惺惜惺惺，英雄爱英雄”，闻一多为血性男儿，又岂不会爱上潘光旦这个血性的朋友？

　　实际上，后来潘光旦也如期放洋了。他们那一级根本没有履行缓期出洋的处分。一到放洋那年的春天，出洋期近，全级六十多人，除了潘光旦等八人以外，集体签具了“悔过书”，他们不肯“悔过”的八人，被革除了“级籍”。但这八个人事实上也没有履行处分。因为当时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学校为了避免为他们寻找工作或留校进修的麻烦，也就把他们一起送走了事。

　　潘光旦虽然为此事没受到多大的损失，但“烈火见真金”，他坚贞不屈的个性在此强烈地得到了呈现。

　　提到潘光旦，闻一多不由得想起了他那“小胖子”可爱的形象。

　　吴泽霖见此，不由得开玩笑地说：“一多，光旦没有证明出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应该淘汰灭亡；你也没有因此而用手枪把他打死吧？”说完，就笑了起来。

　　闻一多乍听此言，不由得一惊。过了一会，醒过神来，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原来，当年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等人在美国时，成立了“大江会”。在会上，闻一多对已经改学优生学的潘光旦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说完，闻一多举起食指，朝潘光旦那圆圆的脑袋“叭”地开了一“枪”。

　　大江会的成立是为了与清华学校1920级邱椿、刘师舜组织的“大神州社”唱对台戏。大神州社也讲国家主义，潘光旦他们看不惯，就成立了大江社。大江社这些人对国民党无好感，对共产主义则怕，政治立场是改良主义的，也提国家主义，想搞一点势力。

　　当年，罗隆基、吴景超、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前往芝加哥，参加清华留学生的夏令会。会中酝酿成立“鼓吹国家主义为革命之基础”的团体——大江会。

　　清华毕业留学美国的学生，1921级、22级、23级这三个年级的学生因为饱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同时，他们在清华共同相处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感情很融洽，交往也比较频繁。大家相互之间除了私人问讯之外也讨论世界国家大势，大家意气相投，觉得有见面详细研讨甚而至于组织起来的必要。芝加哥大学附近有一条街叫德雷克赛尔街，在街尽头有家小旅馆叫德雷克赛尔旅店，房子很旧，设备很简陋，规模也很狭小，但是租金很便宜。梁实秋等从各处来的朋友约十余人就下榻在这个地方。因为根本没有别的房客，所以是他们包下来似的，连日来大家交换意见，归纳下来有几项共同的看法：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的处境，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跋扈，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第三，鉴于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

　　会谈有了结论之后，就进一步讨论到组织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名称，你一言我一语喧嚷了好几天，最后勉强同意使用“大江”二字，定名为“大江会”，也无何特殊意义，不过是利用中国现成专名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

　　大江会的成立典礼就在这家旅馆的客厅举行。梁实秋从国内带一幅定制的绸质的大国旗，长有一丈，这一回可派上了用场，悬在正中央，壮观无比。典礼的一个项目是宣誓，誓词是：“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

　　“大江的国家主义”，所以表示异于普通的狭隘的军国主义。哲学家罗素那一年正好在美国讲学，他们几个人就去访问他。罗素是主张泯除国界的大同主义者，反对激烈的爱国主义，但是他听取了梁实秋等人的观点之后，沉吟一阵，终于承认在中国的现状之下只能有推行国家主义之一途，否则无以自存。罗素的论断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

　　大江会不是政党，亦没有活动纲领，会员增加到三五十人，他们的刊物《大江季刊》出了两期，等到大部分人回国之后各自谋生，团体也就涣散了。

　　可见，“大江会”是个幼稚的团体，但也表现了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等早期留学生的一片爱国之心。

　　闻、吴二人的心情又回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时期了。

　　两人又谈了好一会，问了问旧友的情况，生活得怎么样。时候不早了，闻一多便离座告辞。

　　闻一多这次因在贵阳给暑期讲习会讲课，特别是长子立鹤又患病了，因此，他住了一个月方携眷回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