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下午，已经住院三个多月的王玉哲先生，病情突然恶化，陷入了昏迷状态，医生已是一筹莫展，于是下了病危的通知。我赶到医院时，只见先生平躺在那里，眼睛半闭着，鼻子里插着管子，口张着，已经没有了意识，只剩下喘气了。先生双颊凹陷，骨瘦如柴。眼见着先生正在耗尽他生命的最后一点能量，不由得想到了燃烧将尽的蜡烛。晚上九点，李院长等来了，看到情形十分危殆，嘱我赶紧回去整理一些给先生办后事用的文字材料，我只好先行离开。临走前，我再次走近先生床头，久久地望着先生，心中想着，此一去，也许就是与先生的永诀了。想到这里，不觉一阵心酸。第二天早晨，果然传来噩耗，说先生已于凌晨一时四十分驾鹤西去了。 

先生今年九十有三，享寿不可谓不永。先生一生，著述宏富，桃李满园，子女孝顺，且都事业有成，功德不可谓不圆满。先生累了，辛苦工作了一辈子，读书，著书，教书，这么多年，现在他要去休息了，按说也不为过。但我还是不愿意让他走。虽然他早已不是我们背后的靠山，也已不是我们借以乘凉的大树，但他的恩德，早已渗入了我们的成长过程之中，他的心血，早已融入了我们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里。他活着，我就觉得很温暖，很幸福。但他还是走了。抛开了爱他的子女家人，抛开了爱他的学生，永远地离开了。 

我拜在先生的门下，是在26年以前。那时我是内蒙古大学77级的学生，大学只上了一年，因为当时刚恢复高考，允许学生提前报考研究生，我就动了考研的念头。但说实际的，那时的我，对于学术，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为什么报了王先生呢？只是因为在此前看过先生的一两篇文章，感到先生的文章，立意与众不同，他的观点，我很认同，他的文风，我很喜欢，于是就贸然报了名，此外，关于先生的其他方面，一概不知。这次考试，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据说先生对我的答卷也很欣赏，结果当然是，我从此就走进了南开大学的校门。想起来，这真是一种缘分。 

我初次见到王玉哲先生，是在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那时研究生不多，典礼就在行政楼的会议室里举行，导师们都坐在前面。有同学指给我，说那就是王先生。先生那时六十六岁，好像头发还很黑，很精干的样子。散会后见了一面，感到他很和蔼可亲。过了几天，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到他家里去，正式与先生见面。那时先生家还住在东村，房间少，住得很局促。写字台的旁边就是床，桌上、地上堆满了书报。我们围坐在桌旁，听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他先是让我们每个人谈了谈自己读书的经历，然后给我们讲了讲研究生阶段学习的要点。大意是强调要多读古书，做学问如造金字塔，底子打得越宽，盖的才能越高。他嘱咐我们一定要做通儒，不要做陋儒。又说研究生的三年中，要用一年半的时间读书，后一年半作论文，但在前一半时间内也应该写一点东西，只读不写，提不起学习的兴趣。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培养计划，好几页，是先生亲手刻钢板油印的，详细开列了这三年应读的主要书目以及时间安排。他反复强调了两点非智力因素，就是勤奋和韧劲。这虽然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只有过来人方能够真正体会得个中三昧。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对此也已稍稍有所领悟，但可惜学业未精，韶华已逝，想起当年先生对我们的期许，也只有惭愧而已。 

我就这样开始了南开的读书生活。先是读《尚书》，接着是《周礼》，然后是《诗经》、《左传》，就这样一部书一部书地读下去，同时读《说文》，学金文。王先生就是这样逐渐引领我走入了学术殿堂。那时我们是隔两三个礼拜到先生家里去一次，汇报一下学习情况，请教一些问题。有时写点小东西，誊清以后给先生送去，下次再去时，刚一坐定，先生准会起身拉开抽屉，拿出那篇文章，说一说他看过以后的意见。先生是一位宽容的学者，他从不要求学生一定持与老师一样的观点，你如果有与他不同的看法，他会鼓励你把它发表出来。他还鼓励我们向其他的老师学习。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谈《尚书》中政治思想的论文，先生就建议我去找刘泽华先生请教。还有一次，我写了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在讨论当中，我和先生的个别观点不大一致，先生就说，你不妨去找杨志玖先生谈一谈，杨先生是少数民族学者，你可以听听杨先生是什么感受。后来我真的去找过杨先生，杨先生也给了我热心的指导。有时，先生会来参加我们的学术讨论会。所谓学术讨论会，其实只有我们两届学生五个人，就在我们的宿舍里，一般是在晚上，凳子都不够，有人就坐在床边上。王先生也来，大家议论纷纷，气氛非常随便、融洽。在我的印象里，先生似乎没有那样正儿八经地在教室里给我们开过什么课，只是有两次讲座，是在教室里举行的。一次是讲古音韵，上过几节课，他强调说这是口耳之学，是一定要面授的，否则不易学会，所以要上课。另一次是讲他的几篇论文。一上来他就在黑板上抄了金人元好问的那首著名的诗：“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说他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让人看绣好的鸳鸯倒在其次，要紧的是“把金针度与人”，也就是说让我们学到做学问的方法。例如他讲商族的迁徙，从几个方面寻求证据，然后证成一种说法，给我的印象很深。许多年后，我也挤进了教授的行列，我就对研究生院的所谓课程“规范化”大不以为然，总是拿王先生教我们的那种方式来说事，当然，没有人会理睬我的这些意见，也许今天的情况真的与那时完全不同了。 

王先生对待学生，总是和颜悦色，我从没见他疾言厉色过。他对我们有不满意的地方，总是说得十分委婉，虽然委婉，但很明确。也许这就是他的性格。不仅是对学生，好像对任何人他都这样和善。《左传》里有一个典故，说有人评论赵衰和赵盾，将他们分别比作“冬日之日”和“夏日之日”，杜预注云：“冬日可爱，夏日可畏”。我感觉王先生就有如“冬日”，他总是使人觉得温暖，乐于与之亲近。当然，他也不是没有原则，有时候讲起原则来，迹近乎迂。1985年春，王先生首次招收博士生，那时我在内大工作，很想报考，但发现招生简章上规定外语只准考英、日两门，而我是学俄语的，于是就写信给先生，问能否对简章上的这一规定作一变通。信发出以后，久久没有接到回信。以前我给先生写信，先生是每信必回的，这次不知是什么缘故，就是没有回音，那些日子急得我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没奈何，只好给在南开的凤瀚兄写信询问。不久凤瀚兄来信，说王先生让他转告我，出简章时因为疏忽，忘了写上“俄语”一项了，现在木已成舟，只好等下一次报考，好在秋天还要招生。并说他之所以不回信，是因为试题已出，按规定就不能再与考生有任何联系了。这件事表明了先生的认真，虽然不免认真得有些刻板，却也刻板得可爱。 

九十年代后期，王先生的身体明显衰老了。那次骨折，使他的行动大受限制。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工作，那部《中华远古史》，就是在他卧病期间完稿的。由于行动不便，他已很少下楼。每次我去看他，他都显得特别高兴，紧紧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的身边，问这问那。他关心着我那在国外读书的女儿，也关心着历史学院大大小小的事情。看得出来，他渴望了解外界的情况，渴望像过去一样与人交流，他的脑筋还很清楚，只是耳力是越来越不济了。最近几年，他已不再工作，开始实现他那“怡情于书画之间”的夙愿。有一回我对他说，希望他给我写一幅字，先生痛快地答应了，他说一定给我写，但是他得先“练习练习”。我总以为来日方长，也就没有催问他“练习”得怎么样了。去年他得了一场肺炎，此后就益发衰弱，今年春节前住进了医院，谁知竟至不起。先生欠我的那笔“账”，今生今世，看来是无法还我的了！呜呼！过去读古书，看到孔子死后，弟子们说“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总觉得十分隔膜，这次我算是有了切实的体会了！安息吧，我亲爱的老师！ 

附记：此文为赵伯雄先生在“王玉哲先生追思会”上的悼念文字，今征得赵先生同意后转发于此。诸君若欲转引转贴，请不要作任何删改。谢谢了！

　王玉哲先生追思会侧记

　　2005年5月10日下午三点钟到五点钟，在南开大学范孙楼二楼历史学院多功能厅，举行了对刚刚去世的王玉哲先生的追思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生以及天津市有关院校和单位的100多人参加了追思会。
　　追思会会场中央，悬挂着王玉哲先生的大幅彩色照片，照片上方悬挂着黑布横幅，上面贴着八个白色的大字：王玉哲先生追思会。照片两边，悬挂着三副由范曾先生和王先生弟子们撰写的挽联，依次是：学如鼎鼐品如鼎鼐从来史界称巨擘，教似泉流诲似泉流天下门徒哭先生；德被后昆千秋君子，学究天人一代宗师；学界悼巨擘，弟子哭良师。照片上王先生慈祥的微笑着，这笑容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好像先生并没有去世，仿佛他正在给大家作学术报告一样。
　　李治院院长首先讲话，向王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对范曾先生的慷慨解囊（捐款十万元，五万送给家属，五万用于办理后事和编辑纪念集等）表示感谢。
　　之后，魏宏运、刘泽华、孙香兰、王连生、范曾、王敦书、洪国起、南炳文、刘文军、傅玫、赵伯雄等人先后讲话，分别谈了与王先生交往的感人故事，以及对先生的感激之情。最后王先生的女儿王兰珍女士、女婿姚瑞先生讲话，向前来参加追思会的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是几位先生发言的大要：

魏宏运先生：
　　和王先生交往半个世纪，都是1948年来到南开，后来又住在北村同一个楼洞里，一同工作，一同生活。那时王先生给全校讲通史课，在东校去上课，每年得到北京实习（参观北京猿人），都是王先生带队。因为是北大毕业的，所以和北大老师如郑天挺先生的关系非常之好。王先生为人非常忠厚，　　凡有人所托，总是认真地去完成。他毅力很强，五十年代的了肺病，但他以顽强的精神和病魔作斗争。包括晚年腿部骨折，应该躺在床上修养的，但他还是坚持做起来，每次去看他时，他总是伏案读书或写作。他的《中华远古史》正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
　　王先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总是有问题去问他，他总是认真地帮我查阅，对我帮助很大。他也很谦虚。那时雷海宗先生在家里讲先秦史和两汉史，那是包括郑老和王先生和杨志玖先生都参加。我们历史学科被全国承认，都是这些老先生的功劳。去年以来，我系的老先生先后去世，使我们的学科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要追思王先生，要学习他身上那些良好的东西，学习他的著作和他的精神。应该把他的没有形成的文字整理出来，发扬光大。

刘泽华先生：
　　我受先生指教至今已有四十七个年头了。我的第一堂课就是先生给讲的。这些天我陆陆续续接到我那个年级的同学打来的电话，请我在此追思会上表达对先生的敬仰之情。先生的授课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1966年以来，我当作先生的助教。后来我又作巩维英先生的助教。我的学术之开始就是先生领进门的。
　　我第一次去先生家去，先生问我要准备三本书：《书目答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和《贩书偶记》。给我讲读书要顺着读，按先秦史的顺序读起，《尚书》、《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这些书当时图书馆没有，许多书都是我从先生家借来读的。先生告诉我读书要读较好的版本，如《尚书》一定要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左传》一定要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父子三代艰苦成书，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同时细读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这些书都使我受益匪浅，我后来的读书都是按照先生的这种指示读下去的。
　　后来我的研究方向和王先生每有分歧，但王先生总是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后来王先生生病住院，由我和孙香兰先生代课。我很紧张，到医院看先生，先生鼓励我讲下去，并幽默地说，我给你作助教。于是就发生了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一场，我在上面讲课，王先生在下面听讲，和我一起辅导学生。这使我非常感动。
　　王先生和系里的领导都是关心我的，在我的职称方面作了帮助，但他只字不提此事。后来我们共编《先秦卷》，先生主编，由我副主编，但到后来王先生硬是写成了我们两个并列共同作主编。
八十年代，先生的一篇关商代的文章受到吉林大学的赵先生的很不客气地批评。但到了编《先秦卷》时，他毅然请赵先生作副主编一起编写，其大度精神得到了赵的心服口服。
　　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出了名的。有一个硕士生，洋洋洒洒写了十万字，文笔很好。但史学功底较差，先生不是放弃，而是决定帮助。后来这个学生成了著名的作家，写了许多很有功力的历史题材的著作。
　　对待康殷的甲骨文研究也是这样一个例子。说明先生的宽容，先生的大度，先生的严打的目光。
　　我和王先生的关系很复杂，既是先生的学生，又是先生的入党介绍人，一些涉及到先生政治上的遭遇也与我有关系。有工作，有政治，有人情，有亲情，有是非，感慨良多。
　　先生的让步政策，遭到了批评。批林批孔也遭到了批评。他虽然不乐意做的一些事情，但在那个年代他没有办法，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情。
　　我和先生的关系很好，两家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我的孩子从国外回来，别的家里不去，但一定要去王爷爷家去一趟。
　　先生的精神永远能够激励我们。

孙香兰老师：
　　我是王先生最老的一个学生，我是1953年入学。我心目中的王先生是个慈父般的师长，不管是在学习上、工作上，都对我帮助很大。（哽咽）由于情绪的关系，我不多讲了，我在悼念的文章中写了，大家会看到的。
　　王先生曾对一个自学成材的人大力支持，帮助景以恩的著作（《上古华夏族》）写序。那年我和先生一起去山东开孙子兵法会时结识了景以恩。先生在序中的一些话，肯定了景以恩的刻苦用功、自学成材、独树一帜。景以恩见到信后，非常感动。仅是一面之交，却肯在自己重病期间，花这么大的精力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写这篇序，这种行为非常值得学习。
　　我在1957年作王先生的助教，他当时教研室主任，我是教研室秘书。

王连生老师：
　　用一句话讲，王先生是个好人。申泮文先生（联大同学）去参加送葬，说他是个好人。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王先生接触较多。王先生给我讲，做历史学问就要学先秦史，只有把先秦史学好了，源头学好了，什么学问都可以做了。
　　王先生一门心思做学问，不会做饭，不会照顾自己。有一次在山东编大辞典，出现便秘，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出面找个车，送到医院治好了。
　　王先生做学问，很严谨，所以他的文章论文很公允，最能站得住脚，我讲课时就总是要把先生的论文成果介绍给学生。

范曾先生：
　　1995年，历史系几个老先生请我做历史学院教授，王玉哲先生等老教授在座。九年过去了，历历在目。去年以来，几位老先生先后过世，令人悲怆。
　　南开大学历史学科有很好的威望，与这些老先生的学问人品分不开。
　　学如鼎鼐品如鼎鼐从来史界称巨擘，教似泉流诲似泉流天下门徒哭先生。
　　王先生一生中，没有一点瑕疵遭人诟病，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做不到。
　　我送给先生的书法、绘画，他都很喜欢。我也保留了一些先生的东西，一个是我当年考的中国通史的卷子上，有先生的题字，给了我五分。另一个是通过刘泽华先生转给我的罗振玉《殷墟卜辞文字集联》，上面有先生的题字。
　　从内到外，先生都追求着一种美，古道照颜色，这是我们后辈每个人都要学习的。

王敦书先生：
　　我是1947年考研究生来到南开大学的，那年听了王先生的讲座。平时在系里跟王先生接触较多，在《历史教学》做编委也接触较多。先生的道德文章，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王先生的治学是扎扎实实的，成名的著作是《猃狁考》、《鬼方考》。既有丰富的材料，又有独到的分析，复有理论的概括。再比如西周封建说，虽然范文澜、吕振羽也有封建说，但王先生的封建说是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来的。
　　晚上的王先生对学问的追求也是执著的，八十多岁还在写三卷本的《中华远古史》，这是我们历史学院得人都应该学习的。
　　先生的作人也是非常谦虚、宽厚的。他的为人团结了大家，为历史学科的提升作出了贡献。他对长者如郑先生、雷先生等的尊敬，执弟子之礼。如去雷先生家里请教、听课等。对同辈学者也非常尊敬，加强团结，如杨志玖、杨升茂、杨翼骧、吴廷璆等先生。再就是对晚辈的提携、奖掖和鼓励，生活的照顾。包括对我的一些帮助，非常令我感动。
　　王先生高寿的原因，我认为是出身劳动家庭，劳作不止；另一方面是谦和的心态，保持平和的情绪；再就是和谐，与自然和谐、与人和谐、与学术和谐。

洪国起先生：
　　王先生是个慈父般的师长，他去世了，我没在家，8日下午才知道，没有能够去送送先生，非常难受，不能原谅自己。
　　几件事情说说：我开始是做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的，王先生是我的启蒙师长。中国史学习的方法问题，王先生的教诲对我的影响很大。1962年11月，王先生在全系将历史分期，先对几家学说作了介绍，怎么理解社会形态问题、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关系问题，听了非常受启发，开阔了视野。我参加工作时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提前当老师，王先生是我的第一个指导教师。当是有个民主德国的马振东，学习范文澜的中国史，系里让我辅导他。我不大喜欢做这个工作，心里也没底，王先生鼓励我，并给我开了书目，具体指导我读书。这个事为我后来的发展起来很大作用。后来我做世界史，跟王先生接触不多了，但还能经常见面。每次见王先生，总是希望他注意休息、注意身体，但每次先生都讲他的学术规划，令人感动。

南炳文教授：
　　我的第一篇文章是王先生指导的，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王先生指导的。为学、为人方面，对我影响很大，先生的去世，我的心里非常沉痛。
　　我是1960年入校，那时先生因病不讲中国通史了，由刘、孙两先生接替。没有听到王先生讲课，但从其《中国上古史纲》开始接触先生。后来上研究生课，听先生的专题，我作为课代表，从此跟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在这个课上，我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交给王先生指导。先生为指导我的这个论文下了很大功夫，作了一些准备。从内容到写作方法，都作了认真的指导。后来又写了一篇关于商鞅变法的论文，先生指导我从《史记》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之不同作一比较，写成后，先生非常高兴，后来发表了。后来比读的方法，我经常使用，发现很多问题，写成的著作也得到学界承认。我从先生那里受益良多。
　　先生的为人，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先生在课堂上经常讲，为人要学会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先生在北村住时，和邻居通用厕所，那家人不打扫厕所，王先生自己打扫。后来日子久了，那家人也受到了感动。
　　像我这样受到先生教诲和帮助的人很多很多，先生去世了，但他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刘文军先生：《历史教学社》
　　和先生有些接触，但不多。有些认识，学问做到大师级了，如果人品做得不行，那样不能得到尊敬。王先生是学问、人品都受到我们尊敬的大师。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先生家里取稿子，先生总是热情寒暄、茶水招待。有时向先生借书看，先生也很爽快，令人感动。还有一事，我有一个做官的朋友，喜欢历史，写了篇三万字的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让先生过目。先生认真地予以指导，令人感动。
　　让我们发扬先生的精神，缅怀他的人格，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傅玫教授：
　　王先生是我如南开大学后认识的第一个教授。先生的课非常生动，经常下课了，大家还不愿意走，很久很久。
　　当时系里让我写先秦民族史的东西，向王先生请教。先生认真地给我讲了一堂课，学到不少东西，从此也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再后来与先生交往较多，是筹建博物馆专业。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到了博物馆专业。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也非常认真，付出了巨大心血，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赵伯雄教授：
　　……
　　金人元好问有诗云：莫把金针渡与人。王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把金针渡与人……

李治安教授：
　　读研究生时，系里几个老先生开学术讲座。王先生是第一讲，他讲什么是科研，对我们影响很大，说科研与教科书不一样，必须要有新的东西，必须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前进。这对我们后来从事学术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王先生是以扎实的考据著称的，他的《鬼方考》、《猃狁考》在学界影响很大。但他对理论的追求，对古史分期的研究，同样有声有色，也使得在全国有了我们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声音，使我们取得了史学重镇的这样一个称号。先生对我说过，我们南开史学不要讲求数量，要追求质量。这都是我们应该深思的，值得注意的金玉良言。

　　最后王先生的女儿王兰珍、女婿姚瑞对大家表示感谢。

（朱彦民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