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纪念活动中，《新京报》的《西南联大的遗产》特刊(11月23日)比较醒目，我也从中读出了许多东西。比如，在对当年几位联大学子的采访中，他们都把“自由”和“学术自由”放在一个重要位置。北大的许渊冲先生说：“当时的联大根本不把官放在眼里的，当时教育部来命令开三民主义课，联大有敷衍的办法，一个礼拜讲一次就算了。”北师大的郑敏先生说：“那时，教务处对老师也放手，不要求他教这个教那个。师生间都是探讨的，教师和学生都享有极大的自由，没有人来检查这个那个的。”武汉大学的刘绪贻先生说：“西南联大教师上课，一般不用统一教材，而是阐发各自学术见解。任何见解，不论古今中外，不论左中右，都可以在课堂讲授，也可以在课外做讲演。”如此看来，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教授治校、通才教育等等，确实是西南联大之大学精神中的核心理念。

　　这样的理念与联大校长的倡导是分不开的。比如，主持日常校务的梅贻琦校长便在西南联大期间写出著名的《大学一解》，其中的一段文字掷地有声：“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而何谓学术自由，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在他的《学术责任》一书中亦曾开宗明义，作出了明确解释：“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而不是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我以为，两位校长的释义可相互补充，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学术自由的前提。

　　然而，学术自由在今天却变得非常困难。前两年，我曾听说一件事情：一位大学教师在课堂上稍有出位之言，学校当局便立刻找他谈话，原因是有“表现积极”之学生，把他的“反动”言论告到了党委宣传部那里。这样的学生也许少之又少，但依然值得反思。从小学开始，我们的学生便接受着一种“正统”的教育，自然不知出位之思为何物。上大学的过程本来是一个洗脑的过程，但他们却以陶行知先生所谓的“三寸金头”相抗争。结果，政治一出面，出位之言自然也就噤声了。这一噤声不要紧，课堂上那点本来就稀薄的学术自由立刻化为乌有，而更多的学生则失去了感受出位之言、启动出位之思的机会。

　　教师在课堂上不能轻举妄动，在著作文章中总可以畅所欲言了吧？也不行。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我曾把一个文化现象还原成一个学术问题，写成一篇文章给了一家杂志。不久便接到编辑来电，说文章写得不错，就是不能发表，原因是他们的杂志社当年发过一篇“有问题”的文章，主编为此反复做检查，才得以涉险过关，主编不想再惹麻烦。我当然也不想给主编惹麻烦，于是就搁在电脑里存放。后来想试试其他刊物的魄力，便试投二三，结果依然遭到如上“待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某种道理。

　　以上所举两例，当然已与学术自由之精神相距甚远。更可怕的是如此下去，久而久之，学者的脑袋里就会出现一个自检系统。于是，每每说之前、写之后都要反复检查，以求那个自检系统满意。冉云飞先生说：很多文章写得很别扭的人，就是在写作之前心里有个思想的检察官，即这样的话犯忌，那样的话刺耳，便自骟了以满足发表的需求，那么写作便完全变成去了大势的谋生手段了。去了大势，就丧失了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此番言语，也许很能说明当今学者的一些处境。

　　在这样的背景上，我就很能理解学者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谈论西南联大了。或许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西南联大所建立的大学精神的标高，依然值得我们神往。这种神往当然可以是“白头宫女在”似的感喟，但如何把它转化为变革现实的动力，应该才是更为紧要之事。马尔库塞说：“假如对过去事物的追忆，在变革世界的斗争中，终将成为一种始发力量，那么，这种斗争就会掀起一场从未有过的革命。”这句话说得很有分量，我就把它放在这儿作为此文的结束语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