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而其倡导的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公认的价值标准，这种融会中西文化的精神，为中国文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现代大学的命脉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 昨日，“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继续在昆明举行，其中，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西南联大研究专家谢泳所作的《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专题演讲颇受关注，本报记者因此对谢泳进行了专访。

云南信息报：你何时开始与西南联大结缘？

谢泳：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才决定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研究专题的。其间，我曾两次来到昆明，专门收集材料。当时关于西南联大的材料，还比较零乱，很难找到成型的文献。后来我的第一篇关于西南联大的小文章，在《读书》杂志上刊登出来，由此一发不可收，终于促使我不断关注西南联大，包括新近才出版的《血色闻一多》。

云南信息报：是什么让你对西南联大如此钟情？

谢泳：和许多人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一样，我觉得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

完美融合东西方文化

云南信息报：在你看来，今天人们最应该重拾西南联大什么样的传统，继承其什么样的精神财富？

谢泳：西南联大在其消失50年后，依然让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就是因为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是有生命力的。因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身上很好地融合了东方儒学，和西方文化这文化两极，西南联大不仅传承了中国思想文脉，而且真正体现出了一所现代大学所应具备的办学思想与治校理念，不仅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提供了及时的支援力量，而且在学术传统上也做到了“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

这种精神的体现就是，即使在战火绵延、民族危亡的年代，西南联大仍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云南信息报：你演讲的题目叫《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你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结是如何认识的？

谢泳：无疑，支持西南联大在战乱和死亡威胁之下，能坚持挺过8年时间，就在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家国情结。他们相信：坚守岗位、潜心学术是学者应对国难的最好方式，这种家国情结直接影响了他们后来对社会现实的正确判断。

民主传统、宽容精神是结晶

云南信息报：我们今天如何认识纪念西南联大的现实意义？

谢泳：西南联大的结晶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它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而其倡导的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公认的价值标准，这种融会中西文化的精神，为中国文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

云南信息报：相信听了这两天的演讲后，很多学生都非常神往西南联大当时的风气，因为“那是一个谁也不怕谁的年代”。在你看来，当代大学生获得“自由”的前提和必备的条件有哪些？

谢泳：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独立”二字，不意味国家不管大学，而是国家不对大学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与思想和学术有关的事务进行干涉。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标志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接轨，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开始就呈现一派生机。但最重要的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要变形。

云南信息报：不久前有人公开撰文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结合西南联大当年的成功，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谢泳：西南联大的三个常委（相当于校长），都不是一流的学者，但都是一流的校长。抗战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不同。西南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也有过猜疑和观望，但总的来说合作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