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纪念碑

　　遗忘的时态

　　一

　　居然要一直等到十八年后，我才终于能够知道，西南联大究竟是什么。

　　那个下午像一场漫长的成年礼，我伏在空荡教室的最后一排，深秋的阳光瀑布般倾泻直下，从背后浇透全身。

　　我们年轻的教授站在台前，用江西口音讲演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大家像他一样瞪大了眼睛，因为我们终于趟过粗糙的《伤痕》，进入令人兴奋的1980年代。然而，那天登场的并不是我们都期盼着的北岛和顾城，或者教科书上连篇累牍的余华与莫言，而是一个委顿于角落里的名字——汪曾祺。

　　啊哈！教授涨红了脸，皱纹将眉毛托举在额头上，很高兴的样子。一条中断了三十年的传统终于衔接起来啦！他像个孩子那样叫嚷，双手不禁抬起，做出穿针引线的动作，远远望去，像个被《命运》击中的指挥家。

　　1940年代，沈从文一代在西南联大造就的文学传统，复活了。他环视着我们，眼中的火焰却逐渐暗淡下去，他看见我们正一齐愕然地望向他。西南联大？

　　前面一个学期，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是位研究女性文学的老学者，他的兴致在丁玲和张爱玲，日日苦口婆心地劝诫女同学一定要争取经济独立，然后才有人格独立，万不能困在家里做主妇。那时，“鲁郭茅巴老曹”的排行还无人敢去调换，沈从文在他口中，不过是倏忽而去的一行白鹭。

　　年轻的教授点着头，用牙齿咬住下唇，仿佛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字，粉笔在黑板的挤压下像被鞭挞的烈马那样嘶鸣，断为两截，坠在地上。

　　时光猛然便倒流了四十年。吊扇呼呼扭转的光影，轮盘一样指向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穆旦和他们的西南联大。

　　那个下午过于奇妙，以至我时常想不清楚它究竟是否发生过。年轻的教授像汪曾祺回忆里昆明图书馆的那个管理员，拥有一个并不走动的座钟。上班的时候，拨到八点，过两三个小时，便起身将它拨到十二点，冲围坐看书的人们喝一声，“下班了！”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臃肿的年轻教师，惯常的微笑从他脸上迅速褪去，他不停地擦着汗，全然操纵了时间。

　　曾对1980年代文学俯首称臣的我们，不敢相信他所讲的一切，究竟是一段历史，还是盘古开天、夸父追日那样的上古神话。我们的历史太长了，有那么多暧昧不清的古往今来。在漫长的前大学时代，我们熟知《最后一次讲演》的演讲技巧，牢记陈寅恪、朱自清这些可能会出现在考卷上的名字，每个孩子都盯着志愿书上北大和清华的空格两眼放光或黯然神伤，在老狼的歌声中闭着眼睛揣想白衣飘飘的年代，却从来都不知道，曾有一座叫做西南联大的学府，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闪耀如星汉倾城。

　　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黑色石柱上的白字，与六年前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重合，叠化。那么触目惊心的，我被推到它面前，形同被捆上绞架的未亡人。

　　一九四五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劫后的西南联大校门

　　雨中的云南师范大学，石阶上四处积水，从每个方向都映出昆明的天空，蓝得像不瞑的眼睛。六十多年前，它是西南联大留给云南的礼物。为答谢云南各界对西南联大的关照，西南联大建成师范学院。北迁之际，师范学院和部分师生留在云南。

　　西南联大纪念馆前开阔的土地上，竖立着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雕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雨水从他们眼中拖出两条细长的线，沿着面颊滑落。

　　他们凝望着的，是一间被锁起来的铁皮屋。这间校舍出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手笔，由于西南联大的资金捉襟见肘，梁氏夫妇想要建造能与欧陆顶级学府比肩的设计方案被迫一改再改，最终留下的，是他们的设计生涯中最不科学、最不美观的房子。一到雨天，老师便不得不在黑板上写四个字：停课赏雨。

　　此刻，雨借风势，也正席卷过这铁制的标本。水柱向四处泼溅，屋顶上连绵起伏的敲击声，当年学生们在屋里显然早已听惯，这声音密如鼓点，与日军的铁蹄践踏在中国土地上的声音，何其相似。

　　据说二战时，希特勒曾与丘吉尔有过君子协定，我不轰炸你的剑桥和牛津，你也不要轰炸我的海德堡和哥本哈根。这一次，日本没有和自己的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攻克平津之前，他们已经率先在上海做了实验，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在他们的笑容里相继灰飞烟灭。占领天津后，日军马上郑重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将要炮轰南开大学。在各国记者的质疑声中，日军代表无法自圆其说，最终只得强硬地回应，我们就是要炸。炮弹瞄向南开图书馆，硝烟腾起之后，随军画家坐在灰烬上，用水粉画下这片废墟，印成明信片，寄往士兵们的家乡。彼时，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都在遥远的南京，62岁的张伯苓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毕生的心血毁于一旦，看到校园被改造成日军的养马场，看到孩子们奋起奔赴前线，平静地说，“南开此次被轰炸，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不可毁的是南开之精神。经过这次的变故，南开的精神将愈益奋力。”师生死伤的流言不断涌向南京，梅贻琦后来回忆，“在当日闻之者，实属肠一回而九折也。”北京大学人文学院的地下室则成为监牢，蒋梦麟的一个学生后来逃出来，告诉老师，日本宪兵村上对他说，之所以折磨他，因为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

　　这些理由着实令人费解。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逃出平津，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日军旋即将战火蔓延到中国内陆。联大迁往云南，日军又从长沙追到昆明。从1940年开始，日本飞机开始频繁光顾昆明，成吨的炸弹倾泄在高原上，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大多建筑被炸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日军知道，联大的学者们，大多借住在文化巷。

　　然而，就在死神的羽翼下，被困顿生活驱赶着的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沈从文们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为一个民族留下了珍贵的表达。他们以自己的学识或人格魅力，感染并激励着一代年轻人。西南联大的辉煌，已然无须赘述。如今，它们被供奉在西南联大纪念馆中，当西南联大已经不复存在，它是联大的根系所在，然而，它却像私家祠堂一样，并不轻易示人。

　　西南联大纪念馆是云南师范大学斥重金所造，它的开放时间，藏在树阴掩映下的石碑上：每周一三五，除去午休，每次开放六小时。在绞索勒紧的纪念馆门前，工作人员解释说，学校已经放暑假，纪念馆在暑假期间不开放。然而，显然人们都知道，寒暑假会有大量游客涌入云南，尤其对外地的大中学生而言，这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机会。西南联大纪念馆，这座惨白的建筑，究竟要教育谁感化谁？

　　清华西南联大领导人，左至右：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更致命的是，它处在旅游景点比人口还要密集的云南。香格里拉、丽江、大理……这些气势汹汹的名字牵绊着旅行者们的脚步，在它们面前，云南的首府昆明也不过沦为一个转机大厅，纵然时间充裕些的游客们，也只是忙于寻找牛肝菌和过桥米线，不会在意一具连新版地图上都没标注出来的西南联大死去的躯壳。

　　整理行李时发现，我的背包的夹缝里，被旅行社雇佣的小孩争相塞满了小广告。在那些怡红快绿的华美纸片上，连绵的雪山随着纸面的褶皱起伏，彝族少女裹着裙子笑餍如花，旖旎的花市之外，泸沽河一路升腾，涌向天际。然而，在荒凉的大地上，我没有看到那些像天神一样开垦耕耘的人们的身影。那座曾被称作西南联大的学府，和他们的犁一道，沉入香格里拉永不散去的晨雾中。

　　三

　　西南联大在战火中顽强地生存着，这一切被无声定格在西南联大纪念碑里。它孤独地躲在树阴深处，直抵云天。它的正面是西南联大作别云南时，冯友兰先生代为书写的离歌。它的背后，则刻着参加抗战的八百学子的姓名。这是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却也因为时间的磨砺而变得足够扑朔迷离。

　　许多学生甚至尚未毕业就投笔从戎，校方承诺，他们随时可以回来复学。最大规模的一次参战潮，发身在1943年，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参军抗战，西南联大1944年的几乎所有男生毕业生，都应征入伍，为盟军担任翻译。

　　战争直接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也让人们走向歧路。

　　1942年，穆旦离开西南联大参加远征军，在野人山死里逃生。与大部队失散之后，“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一度断粮达八日之久，在原始森林里孤独的五个月里，他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能靠双脚走到印度。战争结束后，穆旦回到西南联大，却绝口不提野人山中的经历。他的朋友王佐良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穆旦的诗风在走出野人山之后发生剧变。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义无返顾地决定回国。然而，他逐渐发现，在野人山都可以写诗，现在，环境却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写诗，他潜心于翻译，他的本名“查良铮”取代了笔名“穆旦”而被人铭记。然而，1958年，法院还是跑到南开大学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接受机关管制”。随即，穆旦的声音消失在中国民歌运动的喧嚣中。直到1980年，《诗刊》刊登了穆旦的遗作，读者们才知道，诗人已经在三年前去世。去世前，他疯狂地翻译国外作家的作品，最后，他虚弱而迷惘地对夫人周与良说，“该译的都译完了。译完了又去干什么呢……”重新发现穆旦的工作留给了他西南联大的同学们，十几年后，《穆旦诗全集》终于列入出版计划，王佐良为它写下序言，终于也放心地告别了人世。

　　有一个不存在在碑文上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1937年，抗战打响，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大二学生黄仁宇入伍，他没有随学校迁往云南，却随着部队飞越驼峰，降落在缅北的土地上。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写作。在反攻缅甸的战斗中，黄仁宇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这个嗅觉敏锐的年轻人倾向于一种新的书写方式，他将目光从高级长官移向普通士兵，在和普通士兵的战斗和生活中，发现更生动的景象。“枪响炮飞之下，许多蝴蝶还在树林内来去；一场剧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他对战争进行了适当的虚构和渲染，每一篇报道都像一个完整的传奇故事。这些半小说体式的战地通讯，在1945年结集出版，成为黄仁宇的第一本著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原本可以返回南开大学读书，甚至见证西南联大最后的时光，然而，他最终选择了远走美国，成为后世研究者言必称之的重要学者。

　　两则传奇般的人生，走向的却是两条路，收获的自然也是两种结局。在这些传奇背后，屹立着更多平凡的西南联大学子。

　　在昆明家中，彭国涛先生扶着沙发坐下，他正是1944年应征入伍的那批毕业生中的一员。为“飞虎队”也就是后来的美军十四航空队做翻译。1945年7月，他奉命带一批地勤人员到美国一个空军基地学习修整飞机，到重庆待命，等待出国。9月，日本投降，国民党空军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彭国涛偷偷跑回昆明，回到当年在联大读书时兼课的中学，执意做一名中学教师，组织学生运动。他曾在1948年“7?15”时被特务追捕，远遁香港，仍然在次年执意回到云南参加解放战争。两次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名战士，依然难逃在文革中被批判的命运。六十年后，当他向我描述那些疾逝的岁月光影，言语却静如止水。

　　“我的名字就在纪念碑上”，他愉快地告诉我。

　　在曾经访问过彭国涛先生的云南二战专家戈叔亚记忆中，纪念碑却一度被乱草掩盖。1979年，戈叔亚考上云南师范大学，在杂草丛中发现这块碑时，它已多年疏于保护。每天上课下课，戈叔亚和他的同学们都从刻有西南联大铭文的碑前走过，却从来没有人暗示他们，你们就是西南联大的后人。戈叔亚喘着粗气，你信不信，那种荣誉感真的能激励很多人。

　　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图书馆

　　那时，戈叔亚就已经对二战历史产生兴趣，不过，他的研究重心在太平洋战场。他学了四年历史，在腾冲当过兵，却始终没有人告诉他，就在他的家乡，曾上演过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抗战。工作后，有一次出差，他在乱坟岗上看到石匠们在敲打、雕刻一些墓碑，不禁上前询问，那是正被重新修整的国民党阵亡将士公墓。他们曾为国家浴血奋战，连生命都丢在这片土地上，文革时，他们却连在墓碑上留个名字的权利都失去了。那些被磨去的名字，正重新嵌进石碑的肉体。老乡向他讲起滇西抗战的种种，戈叔亚突然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这么多年，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历史，就在家门口被埋葬的历史。他急了，问老乡，为什么以前我不知道。老乡说，过去干部不让说。不久，戈叔亚辞职，四处寻访老战士、战争遗址，哪里发现战场，就马上到现场，见当事人。他觉得自己分明走火入魔了，却又没有悔意。他坐在我对面，右手握拳兀自地在空中挥舞着，人们都应该知道这段历史。

　　人们也应该都知道西南联大的历史。戈叔亚的手按在桌子上，述说这座让他景仰的学府，“光辉灿烂，绝子绝孙。”

　　这话很难听，戈叔亚说，可是，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戈叔亚一直想联合电视台，对照着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去还原和追述那些远逝的故事。然而，随着一代人的凋零，这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

　　夜与昼

　　一

　　是什么在磨灭我们的记忆？

　　一片葱翠包裹着“一二?一运动”四烈士的墓群。我在积雨的石阶上站定，想起1946年暮春，同样是一个雨天，曾有西南联大学生看到，朱自清打着一把伞，独自蹲在这片墓群边，摩挲石柱上的铭勒。铭勒上是闻一多所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那时朱自清不曾料到，在四烈士前面，后来又将站立起闻一多的衣冠冢，这位挚友带着最后的问号，也倒在寻找的路上。而温和如他自己，终有一天也将愤然起身拒绝侵略者的馈赠，在为挚友编完全集后，了无遗憾地回归大地。

　　朱自清自己的背影，早已不见。闻一多的墓碑边，却零落地倚着几束枯萎的小花，然而，我们却又分明地知道，这花决不会是夏榆坟前的那支花，在鲁迅的时代，花可以暗示未来，唤起力量，现代人早已没那么多泛滥的情感与天真。花面前的石供上，刻着一把低垂的剑，仿佛沉睡的闻一多随时还能起身，从泥土里拔起剑，将它重新指向天空。

　　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路向，与在云南忍辱负重长达八年的西南联大的气质，似乎不那么相投。尽管那时，人们也时刻大义凛然地面对死亡，然而，那往往出于一种被迫的自尊。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

　　沈从文后来在《向现实学习》中评价面向时局做出不同反应的人们：“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为当权者爪牙一击即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可是对仪另外那些更多的同事，用完全沉没来承担战争所加给予本身的苦难，和工作所受挫折限制，有一时反而被年青人误解，亦若用沉默来否定这个现实的，实报同样敬意。为的是他们的死，他们的不死，都有其庄严与沉痛。而生者的担负，以及其意义，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在尊重闻氏的节操之余，他也对其他人包括他自己的选择做出辩护，因为他们那么单纯而诚挚地相信，总有一天，将有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等着他们去修葺一新。那种希望，在吴晗看来，就是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忍着寒冷，挨着饥饿”，“他以为只要抗战胜利，一切问题便都可以解决了。”所以，他可以忍受胃病的煎熬；所以，他敢于望向镜中已瘦成37公斤的自己；所以，在一贫如洗的日子里，他也能自得其乐地在冬日的街头，披一件赶马人的毡布做袍子，旁若无人地行走在昆明的街头。因为，他相信，无论眼下如何艰难困苦，总有一些好的日子会降临。

　　朱自清最初的想法代表了偏安一隅的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普遍心态。这次偏安真的是一隅，不是晋时的建康，不是宋时的杭州，而是片甲之地的荒蛮云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怀抱的只是极单纯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日军攻打北平时，吴宓在日记里沮丧地写道，炸死自己没什么，可是，自己对这个国家一点用也没有，活着有什么意义。这种想法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在重新审视自己之后，更坚定地埋首在书斋中，以自己的方式寻找民族的归宿。1943年，闻一多在给弟子臧客家的信中解释自己执著于国故的原因，是要看清“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他将要开出的单方是“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所以，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只为对得起自己的理想。

　　所以，他们轻而易举便会为那些宣言、纲领所蒙蔽，1938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布宣言：“盖吾人此次抗战，故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人力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也。”

　　知识界苦苦地等待着“抗战建国”大业完成的那一天，尽管根本不确信它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有如人人都相信抗战必将结束，然而，面向日军装备精良的铁甲之师，面对正面战场虽千万官兵前赴后继、舍身取义，却依然一溃千里的时局，人们只能选择相信却无法确信。陈寅恪的一句诗早已道尽了彼时的心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蒋介石致辞：“我们也不能因为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现代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个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蒋介石的这番话，在当时无疑是深得人心的，并且，在抗战早期，他也确实兑现着自己对数万学子做出的承诺。每个西南联大的学生都拥有政府提供的“贷金”，实际上就是无须偿还的助学金。1940年，抗战仍在残酷地抵抗中，教育部设立了学术奖和巨额奖金，激励教授们的学术研究热情。在一些重要场合，蒋介石也给足了教授们面子。1943年，联大国民党党员教授会议，联名上书，以“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苦劝蒋介石实行宪政。陈雪屏带信面呈蒋介石，蒋介石阅信后“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便回信表示同意宪政。无论他做的是姿态还是些许的诚意，至少，他对知识分子表达了充分的尊重。他已然固执地认定，纵然日军可以日行千里，风卷残云般淹没中国，但是，他们没有力量把战线拉得太长。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已经将目光抛向更远的地方，这个凋敝的国家，有更多更长远的罪孽，需要知识来救赎；有比抗战更加深不可测未来，需要知识界来建造。

　　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中文系

　　所以，知识界能够看到希望，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文化的积累与前进，必将带来政治的巨变。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就坚定地认为，“我们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覆辙，转向在艺术、科学、军事、政治、卫生、财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现代文明国家如美国等学习，我们或许会发现唐代的光荣将有重临的一日。”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的序言中明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在书斋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确，“重临的一日”究竟是为他们的天真而来，还是为他们的奢望而去。

　　二

　　先行一步的闻一多和朱自清反而成为西南联大最幸运的人。他们的那些西南联大的同事们，或者说西南联大所代表的整个中国知识界，走向另一种命途。

　　陈寅恪毕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终成为一句空话。1966年，他珍藏的书籍、字画被抄走，手稿被查封。三年后，更被勒令搬出中山大学宿舍。又熬过半年，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离世。临终前，还被迫做检讨，直到不能说话。

　　吴宓的命运与好友相仿。1949年，他先后拒绝了香港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邀请，还想留在大陆安心做学问。然而，在连篇累牍的“检讨”声中，他在1955年便写下类似绝笔的诗句，“五年应合丙申休，七九六三早计筹。”丙申是1956年，他觉得，再活一年就够了。然而，他的预言没能实现。1978年，吴宓也已双目失明，在昏迷中，弥留中的国学大师不断唠叨着：“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海瑞罢官》使1965年的吴晗饱受创伤。他的妻子袁震在劳改时双脚瘫痪，1969年3月，病重被送到医院，医院以她是“黑帮家属”为理由，没有得到“指示”不敢抢救，次日死在医院中。10月，吴晗在狱中被打得吐血而死。1976年9月，吴晗领养的女儿吴小彦被送进精神病院，自杀。连吴晗远在家乡的弟弟吴春日希也受到株连致死。

　　晚年的沈从文不得不放弃写作，转向文物研究。然而，他并没能因为埋头进故纸堆就被放过。在批判最严厉的时代，连家人都误解他，临终前，沈从文对汪曾祺和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也大多在劫难逃。他们因为曾经参加过远征军为国家浴血奋战而被关押，因为曾到国外留学寻求强国之路而被批斗，或者，当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不期而至时，人们只有苦笑着接受。

　　在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件背后，依然闪烁着只属于西南联大的光荣与悲壮。

　　诗人朱自清

　　《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编导谭乐水向我讲起当年采访拍摄时的一段往事。

　　杨振宁和邓稼先两家是世交，两人更是情同手足。他们各自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杨振宁留在国外，邓稼先则在国内隐姓埋名制造原子弹。邓稼先和科学家们面向茫茫的戈壁，准备科研时却发现，为了保密，在造原子弹之前，他们得先自己造房子。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震惊世界，也引起种种猜测。后来，杨振宁回国访问，临别前终于忍不住，问多年的好友邓稼先，原子弹究竟是不是中国独立研制的。邓稼先含糊地表示，会帮忙打听一下。回家后，邓稼先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总理答复，可以把实情告诉杨振宁。

　　次日，杨振宁在上海和朋友吃饭，有人送来一个条子，是邓稼先告诉他，原子弹是中国独立研制的，没有得到任何国外帮助。席上的杨振宁瞬时落泪。

　　何处是归程

　　一

　　在一个又一个略显昏暗的房间里，我握紧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手。那些手依然在坚定地把力量传递给我，九十年的光阴，倾覆如指间的流沙。

　　这些年近九十岁的老先生，昂着胸膛端坐着，很少会向后倚在沙发上。他们侧着耳朵，努力捕捉着我问话中的每一个字。他们的夫人必会伴在旁边，她们往往看起来身体好些，听力尤其出色些，不厌其烦地大声复述我的问话，并且从不会忘记瞅一眼丈夫茶杯里的热水是否还够多。许多意外的回忆，都是她们在丈夫耳边唤醒的。相濡以沫的爱情，令人动容。

　　然而，有时，我又分明会走神。

　　老先生们热情地向我描述的种种过往，大多我已在他们的回忆录或其他媒体的采访中见过。于他们而言，西南联大是一个回不去的精神故乡，更是一场不能逆行的青春纪念，我隐隐觉得，这样贸然地让老先生们一再回顾同一段往事，是否过于残忍与粗暴。

　　我甚至开始怀疑起这个选题的意义。我要把别人讲的故事再包装复述一遍吗？这种复述除了练习文笔之外，于这个世界有丝毫作用吗？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再造一个西南联大吗？

　　最后这个问题让我只能一再沮丧。我问过许多人，得到各种答案。后来，西南联大校友、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告诉我，这个时代和那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官本位，从前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本位。

　　西南联大成败的关键举措，便是教授治校。教授们不但在学校拥有高度的权威，在社会上讲话往往也能举足轻重。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联大北归时，教授们从昆明到重庆后，便一直滞留。所有交通工具都被国民党用来装士兵奔赴内战前线，教授们没法回北京。有人便提醒他们：“你们可以在报纸上发点牢骚。”几篇文章刊发之后，航空公司马上给他们派了一架运输机，半天工夫就到了北京。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然，西南联大也存在矛盾和人事纠葛。1943年12月22日，朱自清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就抱怨：“在此只教书不管行政。然尔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然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联大从不会含糊。1938年，西南联大同时聘请了三位留学归国的博士，越级直接授予教授之职，他们的名字是钱钟书、华罗庚、王竹溪。越级授职在当时的大学里并不罕见，但是，在大师如云的西南联大，有着严苛的评级制度，学识是不二的尺度。

　　“我给你讲个笑话，”许渊冲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著作、翻译的106本书摆满客厅的两面墙，像要将人拥入怀中。

　　几年前，北大评资深教授，许渊冲想，自己无论是资历还是成就，都无人可以比肩。不料，结果却令他大感意外。官本位，他说，为什么说了算的人不了解教授们真实的学术水平，为什么有行政职务的人就更容易获得学术利益。

　　许渊冲开始不断地向校长反映，并把《大中华文库》中的唐诗、宋词、元曲三本书送给校长，这套书胡锦涛曾经送给布什，其中举足轻重的这三本便是由许渊冲翻译完成的。校长承认，这确实是国宝。去年，校长终于安慰他，你的资深教授资格，我已经批准了，但是还需要程序。“现在，一年半又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果，”许先生将缠着绷带的手臂放回躺椅的扶手上，窗外天光晦暗，“我跟他们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再不评，还有什么意义。”

　　他的手臂上缠着绷带，是前些天骑自行车摔了一跤。“他喜欢骑自行车”，许先生的夫人说，“可以到远一点的地方……看看。”

　　从许渊冲先生家离开后，我到蓝旗营小区徘徊，得知，我要拜访的另一位老先生生病住院了。这片小区居住着北大和清华的许多教授，三年前，就是在这片小区，裘锡圭、严家炎等学界泰斗联名状告物业，他们的要求那么菲薄，仅仅是希望厕所不要返臭，水管不要漏水。三年过去了，在小区内的围墙上，我发现了一排喷上的漆黑大字：

　　团结起来，坚决维权，保护家园。2007.5.18。

　　二

　　在秦泥先生家，他扶着墙壁，双脚不停地挪动，从卧室到客厅走了一分钟。“血压高，前些日子刚抢救过来”，他的夫人解释着。每一个问题他都努力回想着，组织着语言，然而，有时说着一件事便突然跳到另一件事情，他的夫人在一旁不住地大声纠正，要他把刚才的问题说完，一边对我抱歉，“病还没好，他思路不太清楚。”

　　西南联大校训

　　他的夫人说，自从他大病之后，就再没回昆明去，高血压，不敢坐飞机。以前经常回去，她说，去闻一多先生墓前祭扫，看看老房子。六十年前，他们还没走在一起时，闻一多曾在西南联大“新诗社”的一次聚会上，朗诵秦泥的诗《要来的，即将到来》。秦泥的夫人那时便坐在台下。

　　许多年后，秦泥先生用“时代的候鸟”来形容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那么执著地礼赞春天，向往光明，他们一生奔波，或许终也停不下脚步。然而，他们的岁月，却像他们曾在大学文学社里创办的壁报一样，轻易便会被人抹去。抹去之后，却没人可以重新书写。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原谅发生在北大校园里的两幕场景。

　　我在北大寻找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办公室。它所在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家企业的宣讲会。一个负责接待的女生热情地迎向我，北大的校徽亮得扎眼。

　　“什么校友会？”她的眼睛始终在眨。“这里是北大”，她嘀咕着。但她还是努力克制着，微笑未曾丝毫褪去，“我帮你问问别人。”她回身拉自己的女伴，“师姐……”她的师姐认真地看着我，茫然摇头。

　　校园里，每条林阴路上，都塞满了统一着装的中学生。未明湖边，一个戴金框眼镜的大学生正微笑着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没错，他说，五四游行时，北大的学生就是在这里出发的。孩子们便仰起头，崇拜地望向他，他的眼镜里溢出愉快的神情。

　　他的旁边站着几个同学，没有人拆穿他信口的闲扯。五四的队列并不是在这里出发的，这里是司徒雷登穷尽毕生精力建造的燕京大学。

　　是什么在助长我们遗忘的速度？

　　哦，我们大概还忘了最后一件事：除了历史，蹒跚学步的我们，早已一无所有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