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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说到昆明现代派 | |||||
| 作者：余 斌 文章来源：《滇池》2005年第12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2 | |||||
| 西南联大是一个光辉的名字，它的辉煌业绩是中国教育史的奇迹。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为国家培养出许许多多优秀的人才，这已广为人知。关于联大学生投笔从戎，踊跃参军的事迹，知道的人相对较少；至于这段历史与昆明现代派，尤其与诗人穆旦有什么关系，知道的人恐怕就更少了。 西南联大的校史是从长沙临时大学（联大前身）算起的，联大学生的从军史也应从长沙时期算起。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１９９６年北大版，以下简称《校史》），学生的参军热潮共有三次。第一次在抗战初期，社会各界及主流舆论提倡和鼓励学生到抗日前线，到敌人占领的地方投入斗争。长沙临大当局为支持学生的爱国热忱，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５日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队长、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教授和军训教官毛鸿为副队长的大学军训队，对学生进行军事管理和训练；同时还设立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稍后，学校又设立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作出了学生从军可保留学籍等具体办法。当时提出申请的学生近三百名。这些学生的去向大致可分两类：学工程技术的大多到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例如先去报考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学习期满后去装甲兵团直接参加抗战。这批参加装甲兵团的学生共２８人，其中机械工程系１８人，电机工程系１０人，他们都是高年级学生。机械系的吴仲华后来成为热力学家、中科院院士。章文晋也是机械系的，后来做过中国驻美大使和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第二类学生比较多，大部分参加山西、陕西以及湖南的战地服务团。还有一小部分直接去了延安。这批学生中有数十人参加湖南战地服务团，该团后经武汉转入第一军属下，更名为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经济系的熊向晖后去中央军校七分校学习，之后做了胡宗南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解放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和办公厅副主任、总理助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另有十多人去山西，其中数人参加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土木工程系的李伟是他们中的一位，他多才多艺，创作了《炮兵进行曲》和《东北民主联军军歌》等音乐作品，后担任过解放军总政宣传部长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土木工程系的陈舜瑶（女）的从军史也类似，她是先去陆军预备第七师，后转到延安抗大的，后来做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顾问。 第二次是应征翻译官。这次从军热的背景是为来华美军配备译员。１９４１初，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志愿队；半年后蒋介石发布命令，美国志愿队作为中国空军的一个单位，以昆明为基地，这就是广为人知的陈纳德飞虎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称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美国政府还批准美国陆军协助中国远征军巩固滇缅公路并开拓中印公路，以打破日军对中国的封锁。同时，美国还采取“在中国武装和训练中国军队”的办法，在昆明设立了步兵、炮兵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培训中国下级军官及士兵。到１９４２年，来华美军日益增多。据有关史料，当时在昆明的美军招待所多达五十处（现在仅存的十四冶旧办公楼是美军第十一招待所），驻滇美军人员估计有数万之众。这就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 为适应这种形势要求，早在１９４１年，教育部即下令从内迁各大学外文三、四年级男生中征调译员，但规模较小，应征的７０余人大半为联大学生。１９４３年教育部再次下令征调，这次规模较大，连同此前的一并计算，至１９４５年，整个大后方被征调的大学生翻译官达四千人之多，其中联大学生四百来人，约占百分之十。 为保证征调的顺利进行，教育部颁布《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和《从军知识青年退伍后参加考试优待办法》等规定。联大根据以上精神，除由梅贻琦常委作动员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例如：四年级学生服役期满发给毕业文凭；低年级学生志愿应征期满返校可免修３２学分（相当于一个学年的学分数）。同时还有硬规定，对符合应征条件的应届毕业生，“不服征调两年兵役者，不发毕业文凭”。 尽管当时大学生的外语水平一般来说都比较高，且相当一部分又是外文系学生，但毕竟需求量太大，所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在昆明设立译员训练班，由联大教授负实际责任。联大外文系陈福田（系主任），温德，中文系的闻一多等教授及美方的专职教师担任语言训练，吴泽霖（社会学系）、赵九章（气象学系）、皮名举、姚从吾（历史系）、罗常培（中文系）、查良钊（教育学系）等其他系的教授讲授气象、史地及美国社交等相关课程。译训班地点在昆华农校（西站），共办了１１期。学员毕业后任上尉三级译员或上校二级译员，习称翻译官。经培训成为翻译官的联大学生，去向相当广泛，最远的去了印度、缅甸，在云南的较多，也有去广西、湖南、贵州的。中缅印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包括入缅战役、滇西战役、打通中印公路之战以及湘西会战，等等，都有联大的翻译官参战。也有个别的被派往美国，为培训中国飞行员和机械士做翻译。 联大师生对从军同学依依不舍。据许渊冲先生回忆，离校前，外文系开欢送会，当女同学用英文唱《再会歌》时，他真有点像上战场前生离死别的感觉。后来，梅贻琦校长还去飞虎队看望在那里服役的同学，对同学们的表现表示欣慰。 第三次是抗战末期报名参加青年军。据《校史》讲，这一次背景比较复杂。１９４４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处于劣势。为支援被困在东南亚和滇缅边境的军队，日本急需打通从中国大陆到越南的交通线，因此在豫、湘、黔、桂发动迅猛进攻，以致从五月开始，洛阳、长沙、梧州、柳州、桂林相继沦陷。入冬，日军又攻陷贵州独山，直接威胁贵阳，重庆、昆明均感震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蒋介石保留自己实力避战的态度相当不满。为在中缅印战区夹击日军，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敦促他加强在缅甸萨尔温江的中国兵力和攻势，如若贻误战机要蒋承担责任并将断绝对蒋的援助。在这双重压力下，国民政府于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提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口号，发动十万青年从军运动。 鉴于背景的复杂，这次联大学生报名不像以前那么踊跃。在重庆电催限期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学校当局召开大会，请冯友兰、钱端升和闻一多等教授作动员讲话。加之日军进入贵州的严峻局面又起了直接的动员作用，所以还是有两百多位联大同学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报名参军。学校于１２月底举行欢送从军同学同乐会，资助联大剧团等学生文艺社团演出夏衍、于伶、宋之的三位名作家合作的话剧《草木皆兵》（描写上海地下抗日战士对敌斗争的故事），以表欢送。 这两百多名联大学生离校后到青年军二零七师炮一营入伍，全部分发到印度远征军，学习汽车驾驶，取得执照后在史迪威公路执行任务。日本投降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回联大复学，其中３０多位应届毕业生按规定获毕业证书。 据《校史》，先后在联大上学的学生为八千人，有名可查的后两次参军人数为８３４人（见《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学生从军题名》），连同长沙时期参加抗战工作离校的近３００名学生，总数应为１１００多人，约占联大历届学生总人数的１４％，或者说投笔从戎的人数为联大学生累计总数的七分之一。 由于个人的原因，我对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的史料一直比较留意。我的岳父李国智先生１９４２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两年后应征做翻译官，１９４６年毕业。他学的是历史，后来却做了西北大学外语系教授，我想这可能与他做翻译官受到的磨练提高有一定的关系。在当时，像李国智这样从军的普通学生非常之多。但在史料中我也注意到有些从军学生是名教授的子女，例如联大哲学系的熊秉明就是当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公子，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美术家和艺术学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的独子梅祖彦（机械工程系）也应征做了翻译官，他后来是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和热能工程系教授，还是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他的二姐梅祖彤（生物系）也应征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她也许是联大女生中惟一做过翻译官的。 我不知道联大外文系学生从军的确切人数，但与其他系相比较，比例肯定相对较高，这当然与他们的专业及相关规定有关。不过我更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按当时的情况讲，外文系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来说要好一些，如果与师范生相比，更是这样。我的此一印象来自许渊冲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和吴讷孙（鹿桥）的反映联大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未央歌》，两位作者都是联大外文系毕业的。这些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外文系学生能积极从军，格外难得。比如外文系学生罗宗明，据许先生的回忆录讲，他是外文系的白马王子，人很英俊，西服笔挺，英语说得流利，曾代表中国童子军去美国见过罗斯福总统。在外文系读书时，罗宗明还在英国驻昆领事馆兼任英文秘书，待遇优厚，住的是北仓坡五号领事馆的花园洋房。但这位同学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放弃高薪应征从军，真是难能可贵。 如今已很难全面了解联大从军同学服役的情况，但从一些回忆录里还是能知道一鳞半爪。许渊冲回忆，有一次他翻译的情报说：日本军舰一艘到达海防，登陆士兵有若干人，日本飞机有若干架，进驻河内机场。飞虎队秘书得到情报后，立即召集四个空军上尉参谋研究，认为很可能会对昆明进行空袭，就要他（许）把情报火速译成英文，派专车送他去陈纳德将军指挥部。第二天日本飞机果然袭击昆明，但飞虎队早有准备，不等敌机飞入市区投弹，就在滇池上空进行截击。他看到一架架画着一轮红日的日本飞机，尾巴冒着一团团的黑烟，击落在西山滇池上空。从那以后，日机不敢再来昆明，但飞虎大队的第一中队长也英勇牺牲了。 外文系还有一位同学叫沈季平，１９４４年参军远赴印度。他的一首诗也许更能表现联大同学激越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必胜的信念。这首诗叫《山》，不长，就抄在这里：“山，拉着山/山，排着山/山，追着山/山，滚动了！/霜雪为他们披上银铠/山群，奔驰向战场啊！//奔驰啊！/你强大的巨人行列/向鸭绿黄河扬子怒江/奔流的方向，/和你们在苦斗中的弟兄/长白太行大别野人山/拉手啊！//当你们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胜利的狂涛/山啊！/我愿化一道流星/为你们飞传捷报”。 联大从军学生绝大部分都在服役期满后返校继续学业或领取毕业文凭，但有的同学永远回不来了。就我接触的史料说，联大从军学生共牺牲了７位，其中就有３位是外文系的。 黄维是河北河间人，他是第一个牺牲的翻译官。１９４１年应征时他是外文系四年级学生，也是联大学生社团“石社”的核心人物，该社以研究《石头记》（即《红楼梦》）为职志，很活跃的。他是自愿放弃去条件较好的飞虎队的机会而去了缅甸远征军的。外文系吴宓教授报喜爱这个学生，得知黄维牺牲后十分难过，在１９４２年日记里作了记录：“黄维随军退归。六月十五日，在车里渡澜沧江，中流，所携爱马忽跳动，舟覆。维与马俱堕水中。维手握马尾。及马救出，而维已被急流裹去，渺无形迹矣！闻耗，深为伤痛。……”（车里是景洪的旧名。《校史》称黄维是在随部队撤出缅甸抢渡怒江时不幸落水牺牲的。与吴氏所记略异。）两月后，外文系发黄维讣告及追悼会启事。追悼会在译员训练班举行。吴宓先生在会上致辞，对黄维的牺牲表示哀悼，也讲到黄维为人处世的性格特点和他对文学的深刻认识。吴宓还为学生撰写挽联，联云：“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当年联大的校风，师生的爱国情怀及师生间的深厚情谊，让数十年后的我们为之感动不已。 缪弘是江苏无锡人，１９４３年入学的低年级学生，第二年就随美军和中国鸿翔部队空降到被日军占领的敌后作战。抗战胜利前夜，在随军反攻桂林时，他随士兵一道冲锋，壮烈牺牲，还不满１９岁。１９４５年，联大文艺社编辑、出版了《缪弘遗诗》，其中有一首《血的灌溉》，是在“联大五次输血后一日”写的，共两节：“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惟一的剩余。//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也该让我们的血，/来注入你们的身体；/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如今有些人一点芝麻大的事也动不动就喊“震撼”了。什么叫震撼？请读这样的诗吧。 外文系牺牲的另一位同学叫吴若冲，不详。 （其他系的四位烈士是：１９３５年考入南开经济系的何懋勋，江苏扬州人。抗战开始后随校迁长沙，１９３８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游击队，任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同年夏在与日伪军战斗中英勇牺牲。１９４０年入学的物理系学生朱谌，河南安阳人，１９４４年入缅作战，随军撤至怒江惠通桥，被日军追击而英勇牺牲。另两位是：算学系的曾仪，江苏泰兴人；机械工程系的王文，河北深泽人，在空军中牺牲。其余不详。） ６０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怀着深深的情感，向这些为抗击日寇而英勇牺牲的烈士致敬，致哀。 所幸，参军的联大学生绝大部分都回到学校（据许渊冲回忆录讲，也有些做翻译官的同学随美军去了美国的），他们中的不少人日后成为各个领域的名家。仍以外文系的参军同学为例： 穆旦（即查良铮）：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南开大学副教授。 许渊冲：著名翻译家和翻译学家，北京大学国际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著译甚丰，其中有《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中译英、中译法各一册。 杜运燮：著名诗人，新华社国际部译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 闻山：原名沈季平，资深编辑家、诗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贺祥麟：广西师大外语系主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美国威克森林大学和新英格兰学院客座教授。 巫宁坤：著名翻译家，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文艺理论博士后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客座研究员。 朱树?：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教授。 许芥昱：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英文系、世界语文系、比较文学系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等等。我想，这份短短的名单应该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这些前辈都是专家和精英，尤其穆旦，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诗人中的一位，有必要特别一提。 穆旦（１９１８―１９７７），原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１９３５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１９４０年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１９４２年２月参加中国远征军，任司令部杜聿明将军翻译。远征军进入缅甸后英勇善战，给英军以有力支持。后因日军增援缅甸，远征军后方联络线被切断，加之英军没有防守缅甸的决心与准备，终于导致远征军的失败。从１９４２年４月至５月，远征军陆续退却，一部分退往滇西与日军隔怒江对峙，一部分撤往印度。穆旦就在向印度撤退的部队中，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在死亡线上出生入死，终于到达印度的利多。三年后，这位做过西南联大学生和助教的青年诗人，写出一首真正不朽的诗篇《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这首诗在收入他的诗集时内容有所修改，题也改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诗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代表作。也是联大外文系毕业的学者和批评家王佐良（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早在联大行将结束的１９４６年４月就写过一篇题为《一个中国新诗人》，对这位同学（王比穆旦高一班）出现于中国诗坛的意义作了深入而前瞻的评论。文中这样介绍穆旦的野人山经历： 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但是这个廿三岁的年轻人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杜聿明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也这样回忆野人山的死亡线：“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据统计，随军部经野人山撤往印度利多的官兵，出发时有一万余人，到达目的地时仅剩四千，沿途饿病死亡者共六千余人。行程两月半，平均每日死亡人数超过伤亡人数的一倍以上。 万幸的是，穆旦终于逃出了野人山。从印度回到昆明后，这位生还者对人很少提及这段恐怖经历，但去看望他所尊敬的老师吴宓先生时还是讲了一些。吴宓在日记中记：“（查良）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不及论述……”穆旦写的那首《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胡康河谷，缅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已经成为经典，较长，这里就不引了。１９４５年初，西南联大“文聚社”出版了穆旦的第一本诗集《探险队》。两年后又在沈阳出版了《穆旦诗集（１９３９―１９４５）》。王佐良的评论《一个中国新诗人》附于集后。在这篇文章中，王佐良不但对穆旦的诗作了独到的分析，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且在中国文学界第一次对“那年轻的昆明的一群”（包括外文系的杜运燮、赵瑞蕻、袁可嘉、王佐良，哲学系的郑敏和经济系的罗寄一、马逢华等）进行整体审视，分析了他们的诗作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西南联大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关系。在王佐良晚年写的关于穆旦的文章中，这“一群”被明确地称为“四十年代在昆明出现的中国现代主义”，或“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这群西南联大学子的校园诗，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奇特的高峰。而穆旦就是这一群这一派的旗帜。王佐良的此一观点已为学界相当认同，有些学者评价更高，认为穆旦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诗人（而不仅仅是“之一”）。 关于穆旦这位受过战争洗礼的联大诗人，还有他那些同样在战争环境和联大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写诗的同学们，就讲这些吧。 为了不忘记这一段历史，１９４６年５月学校结束时，特郑重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阴面，刻校志委员会纂列，中国文学系教授唐兰篆额，算学系教授刘晋年书丹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学生从军题名》。这是不朽的丰碑，其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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