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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泳：自己的经历 | |||||
| 作者：谢 泳 文章来源：《南方文坛》2004年第04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0-10 | |||||
| 一、出身 记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我们能够记忆的只是丰富生活中的点滴内容。中年就开始回忆，好像有预支生活的意味。胡适写过《四十自述》，那是特例。他少年成名，有回忆的资本。而我们庸碌的生活中又有什么值得留给时代记忆的东西呢？ 在我早年记忆中，我是一个“右派”的孩子。虽然对于“右派”还没有什么概念，但这个记忆可能影响了我一生。我上小学以前，隐隐约约记得和母亲去看过一次住学习班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大约是“文革”的初期。父亲穿着一件背上印有“右派”字样的衣服，我很奇怪。后来还看到过父亲游街。不久我的父亲就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时间是在1967年，我只有7岁。少年失怙，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知道家里很穷，我上小学时连3块钱学费还是在入学半年以后交给学校的。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产生与别人不一样的感觉。那时我的学习还可以，每次评“三好学生”的时候，老师总要问我：“你家里有没有问题？”我回答：“没有问题。”在小学，一个人的出身和父母的成份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到了中学，要入团，问题就来了。在这件事上，我才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影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在中学里，我本来可以第一批入团，但因为父亲是“右派”，最后我还是没有迈进团组织的大门。 我父亲是一个药材公司的小职员，他成为“右派”只是因为他比自己的上级稍微有些文化，其实所谓文化，也只是他的领导是个文盲，而他还读过几年小学。中国的许多政治运动，其实真正有政治原因的并不多，政治只是一个借口，主要还是因为政治使社会正常的流动停滞，人们要以政治的原因来取代正常的社会流动。“文革”中社会底层有些人造反，相当多的人是看到在这样的社会中，自己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至于政治只是表面的问题。 194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运动，如果不过分注意这些运动本身的政治原因，可以把这些政治运动大体看成是一种精英淘汰。 因为政治是越往上越有意义，而越往下，则越淡化。所以许多在政治运动中被淘汰出来的人，并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政治运动中的最后选择，政治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是他们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不能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达成平衡。这些政治运动有几个特点：一是人格高尚的人最后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二是学生出身的人最后要败在工农兵出身的人手里；三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四是说真话的人最后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精英淘汰，是中国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所以我们看中国历次政治运动总是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在整有才能的人。高层也许还有些例外，在广大的社会层面上，因为一个社会正常的流动机制停滞了，必然要出现一些变态的流动方式，这就是“出身”和“成份”。 大体说来，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之谓“出身”和“成份”社会。这一点与西方社会的由“身份”到“契约”还不相同，因为那种完全依赖法律保障的阶层转化，主要是以自然演进为基本前提的。而中国作为“出身”和“成份”社会的形成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彻底消失。中国的“出身”和“身份”，究其实质而言，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条件，它的特点是有极强的边界特征，只在具备绝对相同条件的成员间流动，流动是封闭的。这样的社会，如果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大体终结，约有30年时间。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1940年前后出生的人，决定他升迁的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份”起过主要作用，特别是政治精英更为明显。 在中国社会语境里“出身”和“成份”有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出身”主要是指与血统相联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成员的“出身”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父母，人们最熟悉的是“出身不能选择”，但实际情况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成份”是一个社会成员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它由教育和职业特征决定。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几乎所有要填的表格中，通常都有“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两栏。这两个概念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出身”常常决定“身份”。但也有的时候是分裂的，不过这种分裂主要对那些党的领导和文化精英才有意义。比如“家庭出身”虽然不好，但“本人成份”有可能是“学生”或者“自由职业”之类，总之，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 中国传统社会，本来是以伦理为主要特征。早年梁启超和梁漱溟他们就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而特别强调它的伦理化。伦理社会就是看重社会以和解为基本特点，而阶级社会则强调冲突和斗争。中国社会所以形成“出身”和“成份”为主要身份标志，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20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讲得非常明白，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冲突。到了40年代，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专门讲过《人的阶级性》。讲社会的阶级性，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在中国讲阶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而主要是讲冲突和斗争，中国社会的历史证明，所谓阶级，主要就是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斗争。虽然所有的领导在讲阶级的时候都留了余地，比如人们常常听到的“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出身”和“成份”基本是一个刚性概念，有弹性的时候极少，这一点我想不用讨论。可以举出个别不受“出身”和“成份”歧视的特殊例子，但“出身”和“成份”对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举任何特殊的例子都没有意义。 中国社会靠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全部社会成员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出身”和“成份”决定他们的基本命运。 “出身”和“成份”，在中国社会里，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问题。中共党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早期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但奇怪的是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的领导者却特别看重“出身”和“成份”。“出身”和“成份”最后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不进步的主原因。 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官员流动的主要制度保障是科举。科举的主要特点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虽然在实际过程中，贫民子弟的流动程度可能并不是很高，但作为制度保障，这种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保证了政治精英中相对的阶层平衡。废科举以后，因为新学的兴起，现代教育制度初步建立，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来源主要依赖现代大学制度和留学制度，而这个制度主要依赖经济状况决定。只有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流动才主要以“出身”和“成份”决定。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文官制度，也没有依赖现代大学制度保障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正常流动。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主要来源依靠什么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渠道：一、参军，二、劳模，三、领导人的个人好恶。 需要说明的是，在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正常流动基本是停滞的，一方面，因基本没有正常的退休制度，享有军功的革命者极少正常退休。另一方面，正常的社会流动制度没有形成。 “参军”和“劳模”，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它的核心还是“出身”和“成份”。中国社会在“出身”和“身份”决定一切的前提下，它也有一些软机制。所谓软机制是指没有明确制度保障的那些必备因素，但在实际过程中那些因素是必备的。主要是“出身”和“成份”。 中国社会是党员至上的社会，“党员”成为改变“出身”和“成份”的必经阶段。如果给这种软机制一个程序的话，可以这样表述：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他们要在现有制度下成功实现向高层的流动，必须要经过：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然后以这种身份再选择参军———劳模。而在这个链条中，不能有一个环节脱落。这个链条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出身”和“成份”。我们有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入党要求？为什么青年有那么强烈的参军愿望？为什么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想成为劳模？为什么一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想通过婚姻的选择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出身”和“成份”在很长时间内其实主要是对1949年之际的未成年人产生重大影响。因为那时他们前辈的社会身份大体已经定形。对他们后代来说，“出身”和“成份”几乎成了宿命，人们极难逃过去。尤其特殊的是1949年以后，在正常的社会流动基本停滞以后，“出身”和“成份”间的流动却不断以新的方式向负面产生，主要通过人为制造的政治运动。本来当时的“出身”范围还相对窄。主要是指地主、富农（包括资本家）。但这以后，通过50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制造出了一个“反革命”群体（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和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数极大）。这还不够，到了1957年，又制造出了一个“右派”群体，人数约有55万，多数是成年人，他们的后代加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这还不够，到了1964年左右，又搞了一场“四清”运动，出现了一个“坏分子”群体。这样在中国的“出身”概念里就形成了“地、富、反、坏、右”这一个完整的称谓。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每一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具体对象，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特定的精英阶层。“镇反”（包括之前进行的土改），主要打击了地方绅士；“三反”、“五反”，主要打击了城市商业精英；“反右”，打击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四清”打击了中国农村新的地方精英。 除了政治运动外，因“出身”和“成份”所受最大伤害的是中国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后代的教育，特别明显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我的朋友智效民1946年出生，他告诉我，1964年他参加高考，在他的同学中，所有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无一人升入大学，所谓政审不合格。作家韩石山也是同年高考，据他说，他后来发现，所有“地、富、反、坏、右”子弟都在一个考场，他的出身不好，最后还是因了一位在山西大学当教授的同乡的帮助，才以好成绩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据这位教授讲，韩石山所在的考场只考上他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据智效民回忆说，政审有问题的考生，可能连卷子都没有改。此点可以从遇罗克的经历中得到证明，他那么高的天资，但连续几次高考都迈不进大学的校门。不是说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中就没有进入大学的，而是说，在那个时代中普遍充满了“出身”和“身份”歧视。到了1966年的“文革”中，“出身”和“成份”几乎成了判断一个人可不可以“革命”的唯一标准，所谓“黑五类”是也。 因为“出身”和“成份”阻隔了中国社会很长时间内的正常人才流动，所以在那个时期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流动主要发生在“革命者”后代和一般的“军人”及“劳模”之间。虽然在考察这个流动关系时要注意“革命者”的命运也发生过不同变化，曾波及他们的后代。但大面积的“革命者”失意是在“文革”期间，这时中国已没有高等教育。 在传统的“出身”和“成份”中不断增加新的成员，最后导致了整个中国精英流动的完全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最后决定了中国社会精英主体的基本构成，它的影响至少还会持续10年左右。 二、读 书 1978年，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历史老师冯彬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张我父亲单位里寄来的“右派”平反通知，那时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快要开始了。 一个强烈的记忆是当时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今天40岁以上的人，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很少没有邓丽君的影子。那时没有影像，但她的声音是我们那一代人无法忘记的。许多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文章，专门研究70年代末港台流行音乐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可惜没有用力收集材料。此言可能夸大了邓丽君的作用，但她对一个在封闭社会中成长的青年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我本来是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在初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时，还是为她的声音所倾倒。那是一个国门刚刚开启的时代，外面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 我那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我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这些事还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听邓丽君的歌是犯法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个中学生，要是沉迷于那样的歌声中，几乎就是不可救药了。好在我那时很谨慎，没有让老师发现，所以也没有被认为是中毒的少年。 邓丽君的歌声是如何传进来的，这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许多正在成长的少年，而那些少年的青春时代，是只有革命歌声的，是只有时代最强音的。邓丽君让他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歌声。我那时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想知道邓丽君的模样，那种期待，也许和今天的追星族是一样的心情。那时很难见到一盘原装的盒式磁带，所能见到的，都是转录过来的，那时，转录邓丽君的歌带，是青少年的时尚。 流行文化的发展，到了今天，已非当年可以想象。我这个年纪的人，对于今天的大众文化，已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但对于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我还有一些怀念。后来也看到了邓丽君的照片还有她的传记。与如今的明星相比，邓丽君也早已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她本来也不是什么美人，但她的歌声非常迷人。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史上，邓丽君恐怕不只是一个歌星，或者说，她的意义远非今日那些走红的歌星可比。邓丽君的歌声，实际有一种延续中国30年代流行歌曲的风格，她常常让人想起周璇、白光她们，后来我还了解到，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非常喜欢邓丽君，比如过去《读书》杂志的沈昌文先生就是一个。邓丽君生长的地方，是延续中国30年代文化的，不像我们这里，没有了那种文化的土壤，像邓丽君唱的那些宋词歌曲，至今还让人回想。邓丽君始终是忧郁的，她的歌声是有关爱情的，但多是惆怅的，哀怨的，虽然是通俗的，但我们还很难说她肤浅，她的歌声总有人喜欢听，这很不容易。今天的歌星，很难有她那样的幸运。 我还想到了琼瑶和金庸。一个出在台湾，一个出在香港，不是没道理的，我们这里，至少在我看来，出他们这样的作家，还不到时候，因为那种以市民为消费对象的都市文化还没有形成。 琼瑶那样的文学，在中国也是有传统的，我们本来有非常好的才子佳人小说传统，到了二三十年代，我们还有鸳鸯蝴蝶派，这种都市消费文学的传统，后来因了革命文学的打压，终于没有能在我们这边修成正果，而到了海峡的那一边。 琼瑶延续了中国著名的才子佳人小说传统，并创造性地将现代人的情感融入其中。琼瑶小说里最重要的东西是爱情，没有爱情，就没有琼瑶的小说，或者说，没有三角恋，就没有琼瑶的小说，这都是文学的好传统，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文学里最不能有的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了爱情，没有了才子佳人，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琼瑶这样的小说家。中国的女作家里，至少近20年来没有出现一个像琼瑶这样的作家，这是不是文学的悲哀？传统的消失比恢复更需要时间，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一个正常的社会，可以有代表这个社会主流的文学作品，但光有那个东西是不行的，必须要有金庸、琼瑶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存在才是文学更久远的命脉。 我们研究文学的人，特别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可能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退出百姓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不是那些代表人类文学结晶的名著，而是通俗文学。具体说就是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真正消失了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文学。我们常常说到的那个文学，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是很重要。“文革”那些年月里，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也过来了，他们是苦了一些，但他们怀念的不是别的，而是怀念通俗文学。50年代初，最早受到批判的是《风萧萧》和《飘》那样文学，还有就是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而当年的许多红色经典，就其功能而言，其实是那三种类型文学的替代品。 那些年，我特别关注发生在北京西单的那些与中国政治生活有关的事，高考在当时的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位置。我参加高考时，家里没有一个人把那当回事。我早上起来，吃完饭去上学。 妈妈问我：今天这么早呀？ 我说：要参加高考，她也没有什么反应，只说，那你去吧。 高考完了，她问我，怎么样，我说可能不行，她说，那你去做工吧。就这样，我就去一个建筑队做了临时工。 一个多月以后，我的一个中学语文老师见到我，说你还是应该回来上学，我和妈妈说，我要上学，她说，那你上去吧。 当时的补习费，好象是五元钱。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年考入师专。因为是在本地，要上学了，自己骑车就去了。因为是师专，每月有17.5元钱的伙食费，不但给家里减轻了负担，有时还能剩几块钱回来。 1980年，我进入山西榆次市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虽然读的是英语，但我对这门专业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三年后勉强毕业。 我在师专读书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发生在北京的那些政治变革。当时21岁，像所有大学生一样，张着一双迷茫的眼睛，对周围的生活充满好奇。那是一个有热情的年代，理想主义是青年的普遍气质。我虽然是一个读英文的学生，但英文在我的学习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那时我对文学着迷，一心想成为一个作家，但同时对政治也保持了极大的兴趣。也许因为自己是一个“右派”的后代，所以对生活中的政治变化很敏感。我在中学时候，就对北京西单民主墙非常关注。可惜，生活在中国北方一个小城市里，我只有观望的条件。 我到师专读英文时，英语远不像今天这样为所有的大学生所重视，我那时是因为数学不好，不能选择中文系，才去读英文的，当时上英语专业的人可以不算数学分数，我也只学了一年英语，就勉强上了师专。我上的这所学校，严格说不能算是大学，因为刚刚恢复，几乎没有什么办学条件，学校只有一座教学楼，老师都是从中学调上来的，多数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但因为在社会底层生活多年，他们早没有名牌大学学生的自信和傲气了，长期的中学生活，使他们变得特别谨小慎微，学生远比他们富有热情。 我在这里遇到过一个教政治的老师，他叫黄学诗，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后来他告诉我，他和美学家叶朗是同班同学，因为是“右派”，我对他有天然的好感。他不是一个会讲课的人，思想也不是特别开放，但因为经历的关系，他在课堂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偶有涉及，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他常常有一些让我感兴趣的看法。黄学诗先生后来调到了山西省委党校，在副教授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去年我还见到了他，说到他的职称问题，真是别有感慨。评教授时，学校要他考外语，他不去，不是因为不会。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和那些根本就不懂外语的人在一起考，他以为那是对他的侮辱。他是上海徐汇中学的学生，英语本来很好，就因为那一点点尊严，就没有评上教授。说实话，在地方上，就以他北大哲学系的学历，当教授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可他就是一个副教授。说来有趣，他是因为不考外语而失去了教授职称的，可他退下来以后却被当地一家师范学院请去教英文了。 80年代初期，在我人生中是非常平淡的，没有恋爱，也就无所谓失恋；从来没有想过考研究生一类的事，也就无所谓失望；除了祖母的去世让我多少感到一点人生的无奈外，我实在想不起什么特别有印象的事。我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件事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就是我在这一年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投过一次稿，结果当然是稿子被退回来。要不是提前回忆，我可能也不会想起这件事来，但20年后回忆，我以为这件事在我一生中还是有意义的，可以说，我的青春在那一年提早结束了，不是说我以后成熟了，而是以后我更是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只相信我自己。 可能是因为在政治课上听过黄先生一些对领袖的分析和评价，加上自己家庭的一些遭遇，我当时对领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1982年，虽然民间思想特别活跃，但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面，对于领袖还是不敢有丝毫的另外评价。 说来也奇怪，那年夏天，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因为书不在手边，这个书名可能不是特别准确。这是一本文件形式的小册子。我那时有很强的好奇心，就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这本小册子仔细看完了，当时感到特别兴奋。 我对当时流行的一些说法本来就不相信，看了普列汉诺夫的书后，就更不再相信了。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我当时以为自己看懂了，因为这不是一本很复杂的书。我以后再也没有重看这本书，但我记得他在书里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用符号列了公式，这个记忆特别强烈。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他好像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位置如果被甲占居了，那么就把另外一些人的才能转移到别处了。看过这本书以后的突出印象就是：没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人，也就不能有什么个人崇拜，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平时有很强的写作欲望，我就以普列汉诺夫文章为依据，还结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毛主席也会有新中国》，然后把文章直接寄给了《人民日报》理论部。那时寄出去一篇作品，最大的愿望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在报上看到自己的文章，现在想来这很可笑，但当时就是那样想的。文章自然是不会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了《人民日报》的退稿，记得里面是一张铅印的退稿单，我估计，一个读者的来稿，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恐怕根本就没有人看过。 当时在学校里给报纸投稿，发表了还好，发表不了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特别是像《人民日报》那样的地方。我把那封退稿信悄悄地收起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保留了许多20多年前和朋友往来的信件，这封退稿信或许还在家里，只是我一时找不到了，如果有一天再见到了它，会感到万分亲切的。文章肯定是不行的，但我依然珍惜当时的热情和勇气。 这一年的的夏天，我第一次和中文系的朋友冯超英骑自行车远行，到了了山西介休，在大雨中上过一次绵山，那时的绵山还很少有外地人上去过，可惜一个穷学生，没有照像机，不曾留下一点去过那里的印迹。我们从山上下来后，去一个家在农村的同学家里，沿途看到了北中国农村的贫困生活，同时也看到了这贫困将远去的迹象，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年，已经看到了农民正在从解散了的公社和生产队里重新领回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我记得一个农民牵着一头牛往自己家里走的神气，在1982年的夏天，我呼吸到了中国春天的气息…… 回想自己的读书生活，最大的感受是最能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有书读了，已经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时光。我总觉得，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应该在他上大学之前，把那些应该读的书都读完，就像我们的前辈那样，读书也是需要童子功的。过了那个年纪，再用功，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整个中学生活是在“文革”中渡过的。而“文革”中是没有书可读的，就是有书可读，那些书多数也没什么用。一个人应该在他该念书的时就念书，而且要念一点正经书，不能白念，现在想起来，我最能念书的时候念的那些书，后来多数对我没有什么用，或者说，还有负作用。 我少年失怙，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是一个知道文化是好东西的人，小的时候，她让我背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我在上小学以前，已经背会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毛主席诗词。我后来对文学有一点兴趣，这可能是最初的萌芽。我现在想，要是那时我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就好了，那可以让我享用一生，可惜我没赶上那样的好时候。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70年代初，有一次从学校废弃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屠格涅夫回忆录》，薄薄一册，是蒋路先生翻译的。这本书主要写屠格涅夫自己的文学活动，我就是从那本书里知道了许多19世纪的俄国作家。那时喜欢读这本书，主要还是喜欢蒋路先生的文字，他的译笔和当时流行的说话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后来就是鲁迅的作品。那时能见到最多的书就是白色封面的鲁迅著作，一本一本的小册子。鲁迅的书，根本就看不懂，但对书中提到的人物有些兴趣。一个正常的时代，应该是一个读书自由的时代，要相信人是有很强选择能力的，它想看什么书就让他看去，时间长了，他总会知道好坏的，一个在自由选择环境里长大的人才会身心健康。如果一个社会连读书的自由都没有了，那是很可怕的。 三、编 辑 我在1983年夏天毕业，因为不服从分配，比同学晚参加工作一年。第二年因为学校需要一个编校报的人，我就留校当了校刊编辑。我只在那里工作了不到两年时间，1985年秋天，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山西省作家协会，成为《批评家》杂志的编辑。 人生有许多偶然性。生活是因为偶然造成的，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我后来看中国现代史，也感觉许多大事是因为偶然造成的。雷蒙·阿隆说过一句话：历史有规律，但没有历史规律。我很相信。 如果我们把文学的格局以作协、社科院和大学这三个单位来区分，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与今天恰好相反。当时的文学中心不在大学，而在作协和社科院。 那时大学里的教授非常清贫，而作协，主要因为有杂志，成为文学的中心。当时像程德培、吴亮和蔡翔这样的批评新锐，社会地位远在教授之上。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作协和社科院的才俊多数跳到大学里去了。那时还延续了一些旧传统，重才能而轻学位，可能是乱世的特点。才能还没有为社会体制化的符号所排斥。上海的这几位批评家基本没有什么学历，但很快却到了批评的中心。这是时代的特点。 高校注重学历有相当的合理性，西方及港台大学大体也是这种模式。因为学历是一个人学术训练的基本前提，在没有其他能证明一个人才能的条件下，学历还是最公平的，也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高校特别注重学历，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它的不完善处在于注重高学历的同时，没有给“同等学力”的人留出余地。 学历是证明一个人受过某一方面专业训练的最有力证据，也是说明一个人基本能力的原始证明。在现代社会里，这是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学历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说明身份的资格，这个资格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有这样资格的人有可能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应该说，学历是一个社会的常态管理，也是主要管理方式。但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在常态之外给特殊情况留出空间，让那些没有高学历，但在他们所选择的专业上做出了成绩的人，能有更多活动的空间。在实际操作中，学历肯定是一个社会正常的用人手段，但如果在使用这种手段时，不考虑到“同等学力”的情况，对于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老清华和老北大，也是特别注重学历的，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高学历，特别是洋学历，在那里也不好混。但那时的大学一般都给“同等学力”者留出了空间，也就是说，在注重高学历之外，常常会有特例。 一般说来，自然科学方面的特例比较容易判断，像华罗庚，他就是比别人算得好，这一眼就能看出。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标准较难掌握。但不管怎么说，在常规之外，为特殊人预留空间应该是必须的，实际操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是一回事，留不留这样的空间则又是一回事，过去大学里总有这样的情况。沈从文小学都没有毕业，但胡适却把他请到了中国公学的讲台上。沈从文198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我后来考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三年后，燕大却想聘我做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 他还提到了梁漱溟，先是入学考试不录取，不久却任了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因为蔡元培看中了他，在蔡元培那里用人是不拘资格的，只看能力和知识。 现在高校不能在常态之外有特例，主要是因为学术体制的关系，并不是高校里的人没有慧眼。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在完全教授治校的情况下（教授有财权与人权），人才的合理流动才会真正成为现实。而现在，一个系主任是很难有权把一个他所看重的人才轻易收罗进来的。现在做不到不拘一格选人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往这方面想，甚至认为这样的传统早已不存在了。 最看重“同等学力”的人，最好是一个最有资格的人，因为他们有资格，所以才不会让人以为是为自己的出身找安慰。像蔡元培，他是晚清翰林出身，你总不能说他看重“同等学力”是为自己的出身找说法。还有胡适，他是一路考上来的，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他来讲“同等学力”就很有说服力。 胡适一生基本都在大学里活动，朋友大都是留学欧美的，但胡适一生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对“同等学力”者的尊重。因为他知道那些“同等学力”者是真正有才能的，他们没有受过同样的专业训练而能有那样的成就，更不容易。 80年代，有一个文学批评的高潮出现。其标志就是以作协（包括文联）为主办单位创办了一批文学评论杂志。如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福建的《当代文学探索》、《上海文坛》、四川的《当代文坛》、广西的《南方文坛》和山西的《批评家》等，今天活跃的60年代以后出生的文学评论家，基本都是在那时出道的。 我能到《批评家》杂志工作，主要是当时的杂志主编董大中和副主编蔡润田先生关心我。董先生是著名的赵树理研究专家，他在太原一张报纸上看了我一篇小文章，就让蔡润田到师专找我。什么考试也没有，也不问我是哪里毕业的，一句话，愿意不愿意来作协工作。我一个小城市里刚毕业的学生，哪有不愿意的。 事后回想，我与这家杂志还真是有一点缘分。因为杂志刚创刊的时候，全山西省只有三个订户，而我就是这三个订户之一。我在这家杂志一直工作到1989年秋天停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当时著名报告文学家的文章，当时《文学评论》的陈骏涛先生曾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我能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但那个时候我已没有再上学的冲动，最终还是放弃了。陈先生当年对我的关心，至今想来还十分温暖。 那时我除了作编辑之外，还写一点文学评论。不过在80年代末，我的研究方向已不是小说，而主要是当时的报告文学。我研究报告文学的角度和当时文学界不一样，我选择的是知识分子的角度。 我当时研究了国内大部分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这些研究，我在90年代初自费印刷过一本书：《1976到1989年间中国的报告文学》，只印了一百本送朋友。我把这本书寄给了国内一些作家和学者，他们多数给我以鼓励，像邵燕祥、钱理群、谢冕和陈丹晨先生，都给我写了信，但名作家没有一个理我的。那是1993年，我还没有从之前的波动中平静下来，这本书最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那时我已做好准备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先想研究鲁迅，写了几篇文章，不久又放弃了。转而想研究张爱玲，但也只写了一篇论文。后来我下决心要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我在《1976到1989年间中国的报告文学》后记里写了这个想法。 四、研 究 国内最早研究储安平的是戴晴女士。但完整地把《观察》周刊作为研究对象，我算是一个。我写完《〈观察〉研究》以后，有一年朱正先生来太原，我把已订成书的稿子托他送一本给戴晴女士指正。后来朱先生告诉我，戴晴女士不以为然。朱先生是一个爽快的人，他对我说，别管其他，用自己的研究来证明自己。我以后在很困难的条件能坚持自己的研究，是朱先生的话起了作用。 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并不陌生，但如何评价以《观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却是90年代以后的事，特别是从正面发现这个传统在当代的意义。 我对这个传统发生兴趣，基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思想问题。那时我对中国现代的左翼思想产生了一点怀疑，我感觉在这个传统之外，还应当有其他思想。我在师专读的是英文，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但我平时喜欢看书，感觉到了有另外一种传统需要我们注意。这可能与我的经历有一些关系。 中国的“右派”我感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大“右派”，主要在高层，它们成为“右派”，确有思想方面的原因，另外一种是小“右派”，主要是基层。在55万“右派”中，这一部分人是主体。这些人，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主要是一些相对有独立思考能力，并在业务方面有才华的人。我多年来一直收集当年“反右”的文献，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包括方方、尤凤伟、杨显惠和王蒙的小说，我都很注意。 中国“右派”的思想，从高层“右派”的情况看，他们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对这部分人比较感兴趣。我所做的这些研究工作，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经历让我走近他们。在这方面，有时候，学术训练反而不是很重要了。我不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进入研究领域的，我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件学术工作，我只是想说话而已。 我在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时候，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命运的随笔，就是收在《旧人旧事》中的那些文章。这本小书1996年在上海出版，虽然只发行了很短时间，但还是产生了一点影响。《〈观察〉研究》至今也没有出版。不过它的主要部分在1999年出版的《逝去的年代》里发表了。因为这本书可能印数稍多些，当时许多大学生都知道。这几年一直有一些还在大学里读书的学生与我联系，他们认为我的有些书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还有一些研究生，认为我的研究对他们的学术工作有帮助。这以后，以储安平和《观察》周刊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和专著开始多起来。近年来我在太原不止一次接待过远道而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的热情使我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因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对胡适的评价比较高，所以许多人可能会产生我有意扬胡抑鲁的感觉，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意，而是别人的一个错觉。我感觉，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愿意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在这方面，只要是靠材料说话，都是学术研究工作。 1998年3月，林贤治《人间鲁迅》一书再版后，在北京三联韬奋中心开过一个座谈会，我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后来引起争议的问题，虽然简单，但却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我记得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为什么鲁迅后来会被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常常在官方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很多文章，1949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以“文革”为标志），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感觉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曾提到过陈独秀对鲁迅的一个看法，说鲁迅的情况，就像吴稚辉对国民党一样，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这些看法都是过去鲁迅研究者不愿意提到的。 1994年春天，我大体结束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研究，开始着手西南联大研究。当时我注意到，《观察》的主要撰稿人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主，而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主要在这些人身上体现。我的研究题目都很具体，也比较小。因为我不在学术中心，题目大了，无法解决材料问题。我的基本思路是：一个人，一本周刊，一所大学。我就是靠这个线索来重新发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这一个人的线索就是从胡适经储安平到殷海光。一本周刊就是从《努力周报》、《新月》、《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经《观察》到《自由中国》。这一所大学，就是抗战时恰好由中国当时三所最好的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我的学术工作虽然零乱，但基本是以这个线索来展开的，无论文章大小，不出这个范围。 关于西南联大的的研究工作，我在1998年出了一个小册子《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本书的出版，主要靠当时还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工作的余开伟先生的关照，虽然没有稿费，但我自己也没有花一分钱，最后给了我近千册书。我全部送了朋友。其中包括送给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几十册。 我把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与胡适联系起来，也许不是很恰当，但当时我只注意到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关系。储安平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多次求胡适给他写文章，但胡适一篇也没有写。《观察》只发过胡适给费孝通的一封短信。此外就是转载胡适的言论和介绍他的有关行踪。我个人的看法是胡适可能对储安平的有些做法看不惯，比如储安平对美国的态度和他对国民党过于激烈的批评，可能都是胡适不认同的。 胡适这一时期不是没有写文章，但他在1947、1948年的文章，多数发在一本名为《独立时论》的杂志上。胡适一生很在意知识分子说话的责任问题，他总是强调知识分子要说负责任的话，不能意气用事，不能逞一时之快而对国家、民族放弃责任。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现在看来，用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是“右里面的左”。不过就个人关系来说，储安平对胡适的敬重是没有问题的，这可以从他写给胡适那些言辞特别恳切的信中看出。 我们真正认识胡适还是90年代以后的事。80年代，中国思想界对胡适的看法还非常简单。那时思想界最受青年注意的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对胡适的评价是“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 我在80年代，很喜欢看李泽厚先生的书。他当时出版的所有著作我都看过。但我在90年代中期，看了他和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告别革命》以后，非常失望，不是对他们关于革命的理解和评价，而是源于他们对民主的认识。前年，李泽厚先生在《明报周刊》12期上发表一篇比较胡适和鲁迅的文章，依然说“胡适是小的思想家，也许连小思想家也够不上”。比80年代对胡适的认识稍有进步，就是承认他对中国社会还有价值，但这样的认识，我以为是不够的。 李泽厚先生在90年代以后对青年思想不发生作用，我以为与他对胡适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关系的。他早年对青年的吸引力被李慎之先生取代了。李先生早年也是很看不起胡适的，有一年在上海他亲口对我说过。但李先生能回去，李泽厚先生就回不去，这可能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有关。 胡适这个人的价值，我们今天已经看得比过去清楚了，胡适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趋势，这是很不容易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么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看法，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他是一个胸怀非常坦荡的人，知人论事，常能出于公心，一生说话，多为持平之论。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简洁明快，是用平常话讲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开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学性。胡适是平和的，但决不是没有原则，胡适是平常的，但却是远大的。 胡适自己说过，他一生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让他学会了怀疑，杜威让他不相信一切没有根据的东西。而这两样东西，恰恰就是我们历来最缺少的东西。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他是一个一生倡导要有健全个人主义的人。他说过：“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胡适总是要让青年人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他认为西方就是有了健全的个人主义，才有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才有了今日文明的世界。胡适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最不喜欢唱高调，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这些都是我们以后最需要的东西。 我对中国现代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第一手材料。我平时喜欢收集旧书和旧杂志，看这些东西比较多。历史研究如果不接触原始材料，可能找不到那个感觉。我感觉到中国在20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没有毛病，而是说，它没有致命的弱点。 中国现代大学的最初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开放的，是和文明进步的主流相通的。章开沅先生就说过，当年西方在亚洲所办的教会大学，以在中国最为成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它们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统计数字来坐实。 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当时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不能说没有商业上的考虑，但这不是主要的。看中国的报业史，如果单是为了商业，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为理想献身的报人。傅斯年曾说过，中国的许多事都是傻子办成的。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年纪不过36岁，一年以后他到上海办了《观察》周刊。他当时个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他还是想办一本周刊。他的钱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龄入股的钱，是把父亲给他在四川的地卖了，拿来办杂志的。储安平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门。”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南京方面也请过他，他都没有考虑。那时和他同出于上海光华的同学李唯果、沈昌焕都是当时前途看好的政界少壮力量，但是储安平没有选择他们的路。他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 还有在台湾办《自由中国》的雷震。他离开大陆时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好的官员，那时他已是旧政协的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器重他。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许多朋友劝过他，蒋介石也通过人劝他，但他还是不回头。 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因为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从制度上评价，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这一点可以从大量存在的报纸和刊物得到应证。在这一时期，报纸被封的事实大量存在，记者被枪杀、被暗杀的事实也时有发生，但封了的报纸可以再办，而杀几个记者也没有吓住更多有理想的报人出现。那一时期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它的规则和程序不是靠意识形态来制约的，这些东西内化为职业道德，最后形成行业风俗。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总是向往能做事的时代。 能做事的时代，是那样一种时代。这个时代可能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落后社会中的毛病它都有，但是没有丧失生机。如果一个人还想做事，这个社会还为他们保留了空间。如果一个青年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小学教育，他可以去办一所小学，也可参与平民教育，犹如现今不少的民办学校。如果他想改造中国的农村，他可以参加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他想在文化方面努力，他可自己去办杂志，办出版社等。如果他真正对政治有兴趣，也可以参加党派活动。青年，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不是没有苦闷，但可以做事，成不成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又是一回事。个人不能做事的时代是平庸的时代，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想做事而不能的时代，很难让青年不堕落。青年不能做事，还指望中年吗？ 我也曾是一个想做事的青年，但因了种种原因，最后一事无成。本来想办杂志，但一直没有机会。就这样到了中年，想做事，但已力不从心了。只能在家写写书。 我现在正写一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就是杨绛《洗澡》里的那一段生活。这个运动虽然表面看不是很激烈，但它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伤害是相当严重的。国内外这方面的专业研究论著还不是很多，只有一些叙述性的著作，如北师大于凤政先生的《改造》一书，但研究性的论著还没有。 我主要是以个案为主，把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特别是它如何使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尊严和放弃了独立性。 中国社会本来有很强的师道尊严传统，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极崇高。这个传统不是没有缺点，但在一个基本没有宗教的社会里，它是维护和承传文化思想的一个主要方式。在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再穷苦的地方，再没有文化的人，都保持了对读书人的敬重。但这个传统后来被破坏了。从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到后来的学生批判老师，最后发展到“文革”时的学生打老师，可以说这个好传统已被彻底抛弃了，这非常可惜。 2004年5月20日于太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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