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清华大学的工字厅

　　2005年，4月的北京，春风骀荡。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里，西南联大1945年毕业的学生再次相聚在一起，从1945年毕业离校至今，时间匆匆，弹指一挥间，已经过去了60年，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如今已垂垂老矣。然而60年前西南边陲那段人生经历，却永远是他们内心深处最生动、最丰富的记忆。

　　解说：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西南联大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爱国、民主的传统，成为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

　　同期：李曦沐

	李曦沐

　　香港沦陷的时候，很多名人在香港出不来，孔祥熙垄断了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把他家的东西，保姆，什么都运到重庆来了，其中包括他家的洋狗，《大公报》把这个消息透漏出来之后，吴（晗）先生在课堂上就非常愤慨。他说我国宋朝的宰相贾世道，是有名的奸臣，他喜欢玩蟋蟀，所以叫“蟋蟀宰相”，我们现在呢，有“肥狗院长”，孔祥熙当时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是蒋介石兼的。所以说他是“肥狗院长”，大家就更加愤慨了。后来1月6日，我们一年级学生首先在昆明发起“倒孔”游行。上街游行，打倒孔祥熙。

　　解说：

　　1943年，中共党组织在西南联大重新建立，这以后，校园里的民主氛围越来越浓。联大学生组织了演讲、时事晚会、歌咏队、剧社等各种组织，并且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同期：张祖道

	张祖道

　　由文艺爱好者组织了文艺团体，搞朗诵诗歌这些，喜好音乐的在一九四四年底开始组织成立了“高声唱”歌咏队，像这个歌咏队，完全唱的是进步歌曲。当时比较流行的像《团结就是力量》，那是一直唱到现在。还有《茶馆小调》、《五块钱的国币没人要》。像《五块钱的国币没人要》就是讽刺国民党那个通货膨胀太厉害了。这个钱，五块十块的，给那个要饭的饥民，他们都不愿意要，因为没有用。

　　解说：

　　联大校园里,最有名的是“民主墙”。这也是各种思想交锋的阵地。

　　同期：张祖道

　　新校舍里面有一面很大的墙，那块墙后来就被大家叫做“民主堡垒”底下的民主墙。壁报等所有的东西都贴到上面。花样很多。

　　同期：张祖道

　　有的还有这样的，不做任何评论，我就是剪报。把他搜集到的报纸，刊物呀，意见相同的贴到一边。另外一边，过去说是反动的吧，是右派的东西，右倾的，靠近国民党的又贴在一边。这样你就可以看到，那时候衡阳失守了。—国民党的报纸怎么讲，我们从衡阳转进到桂林，桂林失守了，他说，我们未成坚守，又转进到南宁、转进到柳州，这样讲，这么来说，就是尽量想办法掩盖他们败退的情况。

　　解说：

　　这是在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国民党战场数月之内，一溃千里。

　　同期：李曦沐

　　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没有几个月时间，几个省丢掉了。最后打到贵州的独山，对重庆、昆明都形成威胁了。整个大后方为之震动，当时传说国民党政府都要迁都到西康去，联大同学忧心如焚，爱国师生忧心如焚。在这个情况下，地下党支部书记马识途找到我，我当时是西南联大历史学会的主席。说你们历史学会是不是在五四前夕开一个时事晚会。请同学参加，请几位教授参加，请他们讲演。请哪几位教授都是他告诉我的。周炳琳教授，这是五四运动当年的领导人之一，张奚若教授、吴晗教授、闻一多教授、沈有鼎教授，还有我们的系主任雷海宗教授。

　　解说：

　　这次时事晚会，掀起了一次民主运动的高潮，越来越多的教授与联大同学一起为争取民主而呼喊。

　　同期：张祖道

　　原来的教授，可以说，过去都是在象牙塔的，社会地位很高，生活也很稳定。可是抗战以后，就给他们的刺激很大。由于日本的侵略，激发了大家的爱国心，民族情绪。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这一点，在这一点之下，原来大家很多不同的意见，各有各的看法，或者甚至有的根本没有看法，他就是搞他的学问，我的学问就是我的一生，那么到这个时候，经过抗战的洗礼，他们很多思想都变化了。最大的变化，我们从学生来看，老师们对政治方面是越来越积极了。对同学们的一些活动，越来越爱护，越来越帮助。

　　解说：

　　1944、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形势节节好转，但中国战场却不断失利。这个时期，联大的许多教授在《云南日报》的“星期论文”上发表文章，表达对于国家和时局的看法，尖锐犀利，直指国民党政府。

　　同期：闻立雕

	闻立雕

　　当时华岗受总理的委派，到云南作龙云的工作，同时，他也就借这个机会，和当地的楚图南、尚钺他们一起，就发起组织这么一个学术团体。以学术团体为名，就是以“西南文化研究会”为名，来吸收更多的进步高级知识分子在一起，学习、讨论、提高认识。就是这么个情况。通过这个学习，我父亲直接从华岗他们那些同志那里听到党的声音，而且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著作，党的著作、书籍。

　　解说：

　　民主同盟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曾兆伦、潘光旦、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联大教授都先后加入了民盟。

　　同期：闻立雕

　　任何党派他（我父亲）不想参加，我就是作为一个学者，对现在这个事情我有意见，我就个人发表，后来吴晗给他讲，说要依靠一种组织的力量，更能够发挥作用。闻先生就说，那我要加入就加入共产党，何必加入民盟呢？后来吴晗又给他解释，民盟有民盟的特殊作用，便于工作，它可以团结更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你一下子用共产党的面目出现，人家当时接受不了，那么个情况，所以呢，他就同意加入民盟，但是，他们两个人约好，将来我们是要加入共产党的。

　　解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艰苦中支撑了八年的西南联大师生同全国人民一样，终于等到了胜利这一天。喜悦的人们在细雨中，奔走相告。

　　此时，闻一多正在龙泉镇的清华文科研究所里，他一得到这个消息，就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来庆祝这一历史时刻。等不及回到昆明，急性子的闻一多连夜在龙泉镇的小理发馆里刮掉留了八年的胡子。八年前，在长沙到昆明的旅途中，闻一多留起了胡子，并且说要留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看到这种情形，吴晗先生却说，你的这把胡子理得太早了。闻一多没有想到这话的含义。

　　同期：吴征溢

	吴征溢

　　抗战胜利之后，接收开始了，所谓接受，就是国民党恢复旧迹，就像抢劫一样的，把“接收”改成了“劫收”。接收人员的这种种腐败的情况使得大家，群众的愤怒情绪越来越高涨了。

　　解说：

　　在各个文化机构、教育机构纷纷筹划回迁的时候，面对巨大的迁移工作，和当时有限的交通能力，联大常委会决定继续在昆明办学一年，于第二年“五四”后北返复校。

　　八年的战争之后，人民望眼欲穿的胜利已经来临，为此，联大十位教授共同向国共两党发出和平的倡议。然而，和平的曙光似乎并不清晰。

　　同期：张祖道

　　可能是9、10月间，由国民党的杜聿明第5军进攻云南省政府，省政府在五华山底下，结果枪炮声响了一夜。我们就在睡梦中惊醒了，甚至有子弹从我们的宿舍上面飞过。结果第二天清晨出来，街上冷冷清清老师也来了，同学也来了，我们就问怎么一回事啊？“咳，”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昨天晚上是一个改换朝廷的晚上。”朝廷变了，我们说什么问题呀，他们说是国民党的军队在那儿攻击龙云的部队，把地方部队给拿下去了。

　　解说：

　　云南政局的重大变化，使昆明的民主运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1945年11月，国民党终于置全国人民的愿望于不顾，内战爆发。11月24日，联大学生发表《国是宣言》，呼吁停止内战。第二天晚上，西南联大等学校不顾当局的禁令，昆明6000多名大中学生在联大新校舍的民主草坪上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这一晚，意外发生了。

　　同期：张祖道

　　 在这个时候，突然电灯一下子全部熄灭了。不但是我们校园，就是外面的路灯也全都没有了。在熄灭的同时，枪声、机关枪、小钢炮这一类的声音就马上就响起来了。而且枪声就是朝着我们联大这个晚会的广场方向来了，即结果大家只好趴在地下。子弹从头上飞过的嗖嗖的声音都很清楚。在这个时间里，费孝通先生他就不管枪炮怎么激烈，他就上台了。这个台就是我们一个升旗台，是一个土台子。他说：“现在这个枪炮声响了，黑暗来了，我们是处在这个黑暗之夜，是处在这个荒野之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应该跟黑暗、跟丑恶作斗争，我们要争取光明。”

　　解说：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前一晚学生的集会被诬蔑为西郊匪警。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呼声遭到了国民党残酷的镇压。联大教授开始公开声援学生。反动势力的活动也日渐猖狂。

　　同期：冯承柏

　　当时的一大批的大字报就贴在云南大学的门口，都是用一块板子，一块木板、一块木板竖着，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赤匪”，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学生在那儿画的，还有就是，上面有人写的“赤匪艾思奇”，我第一次知道艾思奇的名字就是那一次。我说艾思奇这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然后来知道了，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个哲学家。

　　解说：

　　12月1日这一天，特务袭击了联大新校舍等处，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2.1惨案。潘焱、李鲁连、张华昌、于再等四名联大师生惨遭杀害，其中有三名是共产党员。学生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唤醒更多的人投身其中。一二一惨案演化成前所未有的民主运动。

　　同期：张友仁

	四烈士墓

　　联大图书馆设立的四烈士灵堂，这次真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昆明人都不断到灵堂参观，看这个挽联。我也送了挽联，比如这中间的四个字就是我送的，“党国所赐”。这四烈士是为一党专政的国家所害的。

　　解说：

　　1946年的3月，云贵高原的风已经带来了春天的信息。17日这天，昆明市三万学生为121 四烈士出殡。吴晗、闻一多等先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直到这时，“一二一”运动才艰难地取得了最后胜利，前后历时四个月。

　　这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国统区掀起了人民反战的高潮。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也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陷入了不利的境地。

　　解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1946年的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这一天恰好是五四运动的纪念日，选取这一天宣告联大的结束或许是有寓意的。“五四”运动代表着追求民主、科学的精神和爱国、牺牲的勇气，抗战八年间，联大人身体力行了这一追求。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揭幕式上，冯友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纪念碑碑文。碑文中这样写道：

　　同期：申泮文

	申泮文

　　看一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那个文字是太美的文字。而且完全是文言文。这个文字非常美，后面的铭文也非常美，非常好的。就讲在这么一个大的困难的环境里边，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能够团结一致，以赴国难，可是我们这次战争跟过去的每一次都不一样，打了八年，我们回来了，我们战胜了。回来收复我们失去的土地，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和衷共济。过去知识分子是文人相轻的，可是这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是能够团结一致，互相磨砺，互相砥砺，共同支撑这个大厦，支撑这个大学，把他办得更好。培养更多的学生，这是在过去历史是没有的。

　　解说：

　　西南联大艰苦地开始，光荣地结束了使命，这之后，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平津。未毕业的学生按本人志愿分别进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续学习，联大决定将创建于昆明的师范学院留在云南当地，成为永久的一个纪念。

　　北返的教授们大部分回到三所学校，也有一些人去国外深造和讲学，因为战争而中断了8年的海外求学、治学之路又恢复了。

　　解说：

　　此时，闻一多全家还住在西仓坡，他本人也受到了出国讲学的邀请，但被他谢绝了。这一年，闻家门口的那片菜园长势很好，整个社会的氛围却日渐紧张。7月11日，最后一批学生离开昆明。

　　同期：李曦沐

　　我就跟着联大的北上同学，最后一批，7月11号那一批。跟他们一起走，这样不用掏路费了。我就跟联大校友一起走。走以前，我去拜访，向闻一多先生辞行，当时昆明的政治气氛非常不好，街上贴出大字报，国民党特务搞的，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吴晗叫吴晗诺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就说他们是领苏联军贴的。诬蔑他们，还说李公朴组织了暗杀公司，董事长是闻一多。造这个谣，杀气腾腾，磨刀霍霍，联大教授很多都走了，我就问闻先生，闻先生，你怎么不走，他说一个我家口多，路费还不够，我还得筹措筹措路费，第二呢，你们都走了，昆明比较空虚，反动派气焰嚣张，我们在这儿的话，还可以给昆明的青年壮一壮胆，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解说：

　　就在李曦沐离开昆明的当天晚上，7月11日，不幸终于发生了，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杀害了。李公朴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在昆明经营的北门书屋，成为传播马列思想的重要场所。

　　仅仅四天之后，7月15日，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前去云南大学至公堂参加李公仆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愤怒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无耻罪行，大义凛然地宣告，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这就是“最后一次讲演”。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就遭到了特务的暗杀，倒在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家门口。

　　同期：李曦沐

　　后来到了上海，我就去看罗隆基先生，正好张奚若先生在座，谈到闻一多先生牺牲的事情，大家非常愤慨，也非常难过。罗隆基就讲，我要找马歇尔，要求组织联合调查，把这事情查清楚。张奚若就说，“如果中国要组织纽伦堡法庭，审判凶手的话，我要出庭作证，凶手就在牯岭。因为当时蒋介石正住在牯岭，他认为凶手就是蒋介石。”

　　解说：

　　昆明一片白色恐怖，闻一多夫人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只有年仅14岁的长女闻懿代表家属出席了追悼会。在20世纪40年代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里，闻一多怀着学者的求真精神追求光明，不仅以他诗人的赤子情怀照亮人们追求进步之路，更以他大无畏的牺牲勇气踏上了光明的祭坛。“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一多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他所理解的这种大爱。他所走的道路，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

　　解说：20”

　　西南联大，这个只有九年历史的著名高校，因为他的人才辈出，因为他的硕果累累，因为他爱国的传统，而成为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同期：唐绍明

　　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因为战争这个情况，大家接触社会了，懂得社会了，懂得苦难了。结果大家为人民，作为人民的一员。

　　同期：吴征镒

　　我认为当时西南联大的主要的精神还是这三个学校的民主、自由、科学的精神，大家分别从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角度，都想把自己的报负、自己的理想，能够在当时仅有的条件下能够充分发挥出来，来为国家、民族效力，这是一个总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同期：宗璞

　　我父亲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都是有国破家亡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愿望非常强烈。

　　我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半个云南人。

　　解说：

　　2005年，隆冬的北京，78岁的女作家宗璞以她多病之身继续在写作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三部，她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将这部反映西南联大历史的作品留给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