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和女儿宗璞

　　解说：

    2005年，又是炎热的七月，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院落，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故居三松堂，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小女儿，作家宗璞，时光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对于77岁的宗璞来说，68年前的那段经历清晰如昨。今天，她把自己当年与父辈人一起经历的岁月，都写在了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里。抗战八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遭际，那一代学人的特定选择和无怨无悔，也深深地烙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并且在半个世纪后开花结果。

　　解说：

　　1937年的夏天，七月流火，在老辈人的记忆里，是那样的溽热难熬，仿佛预示着将要发生些什么。

　　此时的中国，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四省已经先后沦亡于日寇之手，就在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国承认“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那些耀武扬威的日本驻屯军自由地进出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在中国的土地上加紧练兵，伺机发动侵略战争。

　　与此同时，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却继续推行“攘内必先安外”的政策，不遗余力地追剿中国工农红军，中国，这个有着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长夜暗暗，天光未曙。

　　解说：

　　7月7日，星期三。一个普通的日子。上午，清华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和朋友相约在香山饭店吃饭，当他下午回到清华时，却接到朋友的电话，告知西直门关闭了。长期以来，城门，对于生活在北平城的人们，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惴惴不安的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这就是“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头，日本驻军以丢失一名士兵为借口，向宛平城的东门开炮，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北平城内似乎一切如常。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7月10日，在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里，招生试题正在印刷。这一年，北大和清华联合招生。

　　半个月后，事态日渐严重，国民政府究竟是战是和，前景并不明了。

　　同期：黄明信，时为北大四年级学生。

	黄明信

　　七七事变一发生以后，大家就是一心地抗日救国，反正只要有抗日救国的道路，哪个方面都可以走。也有人到陕北去的，比如韦君宜，也有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还有到北京郊区去打游击的，比如齐振铎，也有到山西牺牲同盟去的。

　　解说：

　　此时，暑假已经开始，清华园一片宁静。教职员除了短期旅行、探亲外，大部分仍留在学校里。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时年37岁的闻一多正在家中照看孩子。

　　同期：闻立雕，其父闻一多为清华大学教授。

	闻立雕

　　当时很突然，在这之前呢，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哥哥两个人回武昌去探亲，这个炮声一响，把我们一家隔成南北两半了。所以我父亲带着我的弟弟妹妹这边，非常担心战争一爆发，就被隔在敌占区了。我们这一家就面临着没办法团聚的这么一种局面，非常担心。后来局势越来越严重，平津有失陷的危险，我母亲着急呀，天天写信，天天打电报，催呀，赶快回来，只要人回来，什么东西不要都行。

　　解说：

　　同样，在事变前夕，清华图书馆职员唐贯方先生，也利用暑假南下省亲。

　　同期：唐绍明，清华图书馆职员唐贯方之子。

	唐绍明

　　就在我父亲办公的那个图书馆旁边，就掉了个小炸弹，我还去看。就在办公桌的旁边那地方。这时候学校有一天通知说，为了安全起见呀，不要在家里呆了，今天晚上，全部这些人，分到几个地方去，我们家是到了科学馆的地下室。我还记得，去那儿还有好多人家。或者坐，或者睡，那时候，旁边书架上还有好多书架、文件、材料，有人进来招呼，你们就在这住，你们不要动，其实过两天就全都毁了。住了几天，又一天说不能住了，明天日本人就要进来了，有办法快跑。

　　解说：

　　城外的清华大学所感到的危险，城里的北京大学也同样面临。北大秘书长郑天挺首先感受到了这种氛围和压力。

　　同期：

　　当时校长蒋梦麟已经不在北平，第二天，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也离开了北京。然后，不几天，其他的院长全都离开了北平，所以说，最后呢，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北大的最后的局面，就由他和其他的教授一起支撑。

　　解说：

　　原来，事变之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和许多知名教授，就去庐山参加当局召开的“国事谈话会”，商讨对日政策。

　　解说：

　　闻一多给妻子写信说：“有人来电话报告，消息确乎缓和了，为家设想，倒也罢，虽然为国设想，恐非幸事。”果然，事态继续恶化，平汉线断绝交通。7月19日，闻一多终于下决心离开北平，南下武汉。

　　同期：闻立雕

　　到了火车站，刚好碰到臧克家，臧克家是在这之前带他夫人到北平看病，又是暑假，顺便看望了闻先生。一看，闻先生满屋子都是书，两人聊得很高兴，最后臧克家走的时候说，没有找个机会，闻先生咱们照个相，因为自己没有照相机，要到外头照相馆照，闻先生说，下一次吧。马上还不走，过两天再来，咱们再照，结果过两天，“七七事变”爆发了，在车站他见着闻先生，他就有个很大的疑问，首先就问，闻先生，你那些书呢？ 闻先生说，国土都一片一片的丢掉了，现在那几本破书还算什么？

　　解说：

　　北平城外战事不断，清华的众教授纷纷进城躲避，也有人离开了北平，但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早在1937的春天，许多知名教授就接到了日本人发来的邀请函，其中就有吴宓、陈寅恪，这既是诱降，也是威胁，吴宓在日记中剖露心声：“知识分子只有三条路可走，或出国，或自杀，或隐居，并发出“生复何用”呼喊。与此同时，北大教授频繁地在欧美同学会商讨出路。

　　同期：郑克晟

	郑克晟

　　当时北大的教授大概是70人左右。当然还有一些年轻的讲师和助教。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大家伙儿天天开会商量，怎么样来应付这局面，但是那时候，南方蒋梦麟、胡适都没有信，所以说不知道究竟怎么办。

　　解说：

　　而此时，清华大学已经变成了空园，只有理学院长吴有训、文学院长冯友兰等人，还住在清华园里，每天巡校。

　　同期：宗璞

	宗璞

　　有一天，他和吴有训先生在清华夜晚的时候，在清华校园里头走着，就看见皓月当空，当时四周非常地安静，简直是没有人，人都走了。吴先生就说，“啊呀，真是静得怕人。”我父亲就想起了黄仲则的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而且是非常得沉痛的。

　　同期：宗璞，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之女。

　　当时呢，局势非常紧张，我们在7月中旬，就从清华园搬到城里去了。在7月28日这一天呢，任之恭和陶葆圣举行婚礼，我父亲为他们主婚。在这一天，宋哲元的军队撤退，北平失守。当天晚上呢，城门关闭了。陶先生他们在清华预备的新房也没有用。当时，北平就沦陷了。

	童年的宗璞

　　解说：

　　这一次的婚礼，对于时年九岁的宗璞来说，记忆深刻，喜庆与惊恐相伴随。古老的北平城，被悄没声息的放弃了。盛夏的北平，笼罩着秋的寒气，冬的肃杀，已经不能再做什么指望了。

　　同一天，日本军队开始进攻天津。

　　同期：申泮文，时为南开大学学生。

	申泮文

　　7月28日，日本人侵占了天津市，占领了天津市，他没有经过战斗，中国军队就撤退了。

　　解说：

　　此时的南开大学，一片寂静，盛夏的荷塘，亭亭的荷花在午后静静地开放着，谁能想到，一场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到这所久负盛名的私立大学身上？

　　同期：梁吉生

　　在占领天津的时候，他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一个中尉向外国记者宣布，我们要准备炸南开大学。当时记者就问他，你们为什么要炸南开大学，他说他们是抗日的据点。那个记者说，我刚从南开大学那边回来，没有任何的抗日的士兵，也没有学生。你们为什么要炸，他们后来说不出道理来，反正我们要炸。爱泼斯坦当时是记者，他亲自参加了这个记者招待会，他有详细的报道，就说明日本人要炸毁这么一个私人的文化教育机构，是他的一个既定的目标。因此他进攻天津的时候，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就打南开大学。

	黄钰生

　　解说：

　　南开大学得到消息后，师生紧急撤出，只留下秘书长黄钰生等人负责守校。

　　同期：申泮文

　　29日的凌晨，突然日本兵就从六里台那边的海光寺的日本军营开炮，向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射击。他的目标就是拿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的大圆顶作为目标，第一炮没有打中，那么打了第二炮就给打中了，圆顶就掉下来了，圆顶因为很重，结果呢，把书库就压垮了。

　　解说：

　　在这种情形下，负责留守的黄钰生先生决定从思缘堂后边坐船撤退。

　　同期：申泮文

　　在坐船走当中的时候，有日本飞机来附近投个弹，郭平凡，郭先生一下子掉到水里了。大家赶快把他救起来，又划着船走。这样，船就开到靠近英租界了。上了一个大桥，从大桥上一看，南开大学日本军车来了以后，就是拉了煤油、木柴来放火了。整个南开大学就烧起来了。黑烟一直冲天，一直烧到第二天。

　　解说：

　　就在轰炸后的第二天，日本军国主义者公然将这一暴行宣布于世。南开大学，立刻成为当时全世界报纸关注的一个焦点。

　　同期：梁吉生

　　日本的外务省在轰炸南开以后，在东京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我们报了20年的世仇，就公开扬言这个话。

　　解说：

	张伯苓

　　日本人为什么会对一所私立学校怀着这样的深仇大恨？这与出身于北洋水师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有很大关系。

　　同期：梁吉生

　　从“九一八”以后，南开一直是天津抗日救亡的中心。很早，在20年代末期，1927年前后，就成立了东北研究会，因为他（张伯苓）考察了东北之后，亲眼看到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险。”因此他在学校组织师生成立了东北研究会，主要是研究调查日本对东北的经济、军事、文化的侵略。然后研究会编印日本专号这样的小册子，来揭露日本这种侵略东北的罪行。

　　解说：

　　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侵略者持续的狂轰滥炸和大火焚烧，使南开大学近20年的发展，瞬间化为一片灰烬。南开大学也成为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所毁于日军战火的中国高等学府。

　　同期：梁吉生

　　被炸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随军画家特地到南开来写生，画了当时被炸毁的木斋图书馆，是一个彩色的水粉画，这个画后来变成了日本士兵通用的一种明信片。

　　解说：

　　这张标明“南开大学俯观图”的明信片，见证了侵略者的罪行，而南开校长张伯苓，当时正在庐山开会。

　　同期：梁吉生

　　他（张伯苓）得到消息以后，向记者发表谈话，“南开此次被轰炸，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不可毁的是南开之精神。经过这次的变故，南开的精神将愈益奋力。”意思就说，南开的精神将更加发扬光大。当时的《中央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评，说一个62岁的老人，说出这样的话，这代表了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

　　解说：

　　社会各界也纷纷对南开大学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支持。

　　同期：申泮文

　　蒋介石就约见张伯苓，当面就安慰张伯苓，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必有南开。”蒋介石这个人一辈子说假话的，可是这一句话让他说准了。

　　解说：

　　7月31日，天津沦陷，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日伪统治。被毁的南开大学校园沦为侵略者的军马场。

　　南开大学的悲惨遭遇传到北平，故都一片迷惘。北平未来的命运又会怎样？

　　同期：宗璞

　　当时为了保护清华，保护学校，有人提出来，我们用一元钱把它卖给美国，那么，这个学校就算是美国的了。因为它是美国的，日本人就不会来占领这个学校了。然后我们回来了，就再用一块钱把它买回来，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日军进入北平

　　解说：

　　殖民地心理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8月8日，也就是天津沦陷一周后，日军正式进入北平。伪政权的接管工作开始了。

　　风雨欲来的氛围，包围着郑天挺这位北大负责人。

　　同期：郑克晟

　　到了8月9号 ，正好就是他(我父亲)的生日，他的姑父就来看他。他呢，因为正在欧美同学会开会，所以说也没有见到他，结果就在他的书桌的前面写了两个字“鸿冥”，意思就是让他赶快走。

　　解说：

　　平津战事愈演愈烈，“七七事变”一个月之后，上海爆发“8.13”事变。日本动用了海陆空28万军队，扬言要在一个月内占领上海，参加完庐山会议的三校领导，此时已无法北返平津。

	郑天挺

　　走与不走，郑天挺难以抉择。就在这时，他接到一封神秘的来信。

　　同期：郑克晟

　　9月9日，胡适先生从九江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听台静农先生说，你，还有罗常培先生、魏建功先生等人，全都不预备走，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事情。因为北大松公府，就是北大办公的地方，北大松公府，需要一些人，保留这些故纸堆，维持一些好的北大的传统。不要把北大的好的学术传统丢失掉。因为胡适先生他是用的笔名，用的臧晖两个字。里面的话说的都是暗语，信里最后说，你们生活上没问题，你们可以找兴业兄，兴业兄也是暗语，实际上指的是浙江兴业银行。

　　解说：

　　这封信掀起了郑天挺内心的波澜，他既高兴又踌躇，

　　同期：郑克晟

　　1937年的春节前后，正好是我的母亲难产去世了。剩下的五个孩子，我是属于第四，我下边还有弟弟，才三岁。最大的我的姐姐也不过才13岁。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是想离开的话，家事怎么样来处理？他也要考虑。还有一个就是，学校怎么办？

　　解说：

　　在军事占领北平、天津之后，那些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立刻成为日军关注的主要目标，他们希望从这些人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从文化上首先征服中国。这批知识分子立刻被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8月底，日伪地方汉奸维持会召集北平各校的负责人开会。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占领红楼。

　　同期：郑克晟

　　原来呀，我父亲还一直地天天上班，在那儿坚持，后来，地方维持会给各个办公室都贴了封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离开了学校。而且在封条前，照了一张相片，作为留念。

　　解说：

　　七岁的唐绍明跟着母亲躲避进城以后，一天天过去了，却没有一点父亲的消息。母亲决定冒险回一趟清华。

　　同期：唐绍明

	唐绍明

　　这时要去，要经过三道关，出西直门、过海淀、进清华。都有日本兵占领着，在那儿盘问，很恐怖的，我们不让我母亲去，我母亲说，不行，我非得去。结果呢，她说我到邮局看信，清华园的邮局，结果就遇到了陈福田先生，清华外文系主任，他就有意识地把我母亲叫到旁边去，低声地用广东话说，告诉我母亲，唐先生已经联系上了，在上海联系上了，现在奉学校的命令，要赶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

　　解说：

　　原来，直到8月28日，梅贻琦等三校校长才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指定三校在长沙联合组织第一临时大学，三位校长担任临时大学的常务委员，得到消息后，教师纷纷前往长沙。

　　同期：宗璞

　　他（冯友兰）是和吴有训先生一起，先到济南，然后再到蚌埠。在郑州，他们遇见了熊佛西，他们三个人一起去吃黄河鲤鱼，当时熊佛西就说，许多朋友养的狗，主人走了，有些狗还守在门口，不肯离开。我父亲他就说，丧家之犬，说我们都是丧家之犬。

　　解说：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教授纷纷南下，或结伴而行，或孤身一人，日军对过往行人进行严密的盘查，尤其针对学生和知识分子，三校同仁间彼此相遇，也只是匆匆点头或装作不认识，擦肩而过。11月17日，最后一批教授悄然离开北平。

　　同期：郑克晟

　　这批的人走得是比较多的，比如罗常培先生，还有罗庸先生，魏建功先生，陈雪屏先生。走的时候都搜身，当时罗常培先生非常生气，就要跟搜身的人要发怒，后来，我父亲比较镇静，暗示他不必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他们当天下午就到了天津。

　　解说：

　　天津的六国饭店，是北大、清华教授南下的联络站。此时，一个不速之客匆匆赶来，要求拜访郑天挺先生。

　　同期：郑克晟

　　刚到天津的下午，北大和清华的一个日文系教授，叫钱稻孙，钱稻孙先生说来看他了，等于是从北平追到天津了，然后他就和我父亲谈话，他的意思就是说，钱稻孙说，你不要走，你应该考虑考虑学校啊，你走了之后，学校怎么办？当时啊，因为钱稻孙先生与日本人关系比较密切，我父亲也明白他来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父亲就对他的建议断然拒绝。

　　解说：

　　这场在六国饭店的谈话并不愉快，盛情挽留的人和去意坚决的人不欢而散。两者截然不同的立场预示着不同的道路，并很快得以验证。而这，也正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面临的立场问题。

　　1937年11月，伪北京大学建立。钱稻孙任伪北大校长。两年以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的图书馆长。

　　这样，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北方高校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就普遍地开始了。告别书香，告别学堂，这些平日里的文人雅士，就这样离别了赖以生养的文化田园。夕阳下，古道旁，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