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蔓菱是一个有浪漫气质的作家，她早年的创作就充满了青春气息，她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来改成电影《青春祭》，从名称的演变中都可以看出她小说的气质。张蔓菱对青春和浪漫的憧憬，最后没有表现在她的小说里，而体现于她对西南联大的崇敬。因为那也是一个关于青春和浪漫的旅程，在中国现代史上要找青春和浪漫的故事，西南联大是再好不过的题材了。在张蔓菱笔下，知青生活和抗战风云，虽然时间和内容截然不同，但在关于青春和浪漫的气质上却有相同的地方，对张蔓菱来说，她的选择是一个方向。由她编撰的《照片里的西南联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本来是她编导历史文献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副产品，但因为书编得好，影响可能还要超过纪录片，特别是在普及西南联大方面，这本书可能会更有意义，由于图文并茂，青年人更容易接受。

三年前，张蔓菱为拍这部历史文献纪录片，曾约几个对西南联大有兴趣的朋友到过一次云南，那次我也去了。当时我还担心她会把小说家的毛病带到纪录片里来。但现在看来，张蔓菱做得很出色。

《照片里的西南联大》和《西南联大启示录》的基本风格是温情回忆加理性分析。比较起来温情回忆远重于理性分析。很多朋友都说，在历史文献片中能把抒情和分析结合好非常难，张蔓菱的努力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要说，因为过于注重温情回忆，最后有冲淡理性分析的意味。

记得在昆明时，因为行色匆匆，我总是把想说的话留在了嘴边。那次云南之行，对张蔓菱的感谢是我把一本台湾政治大学杨正凯先生的博士论文《西南联大的研究》借给了她，我希望她能理解我的苦心，把温情回忆与理性分析的关系处理好。而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先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制约，这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就很难了。张蔓菱有她的苦处，我能理解，但她要是这方面的意识再强烈一点，应该比今天做得更好。

西南联大现在已是一个历史现象，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先要没有成见，不能把历史简单化。近几年关于西南联大的书出了好几本，这个话题也常常被人提起，但真正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的条件好像还没有形成。在这方面，应该说还是美国学者易社强和台湾学者杨正凯做得比较好，他们对西南联大的评价和认识基本是以学术研究对象来判断的，有了这个认识，对所有发生的历史现象就比较冷静，就能相对客观。西南联大是抗战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出了许多人才。这其中有它的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它是中国当时最好的三所大学组成的，不仅学生如此，就是教授也如此。而这些教授和学生能有那样的境界，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多年养成的风格，它的传统其实是很具体的，也是很简单的。张蔓菱的书里讲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但她对西南联大何以能形成那样的风格和时代背景少了独特的历史眼光，这样历史就平面化了。她在书中极少提到胡适和傅斯年，甚至没有提到过殷海光，还有当年的“战国策”派等。再现历史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集中的忽视就有偏见在其中了。西南联大创设的动议最初就来源于胡适和傅斯年，当时已聘胡适为文学院院长，是因为他做了驻美大使而未能到任。还有傅斯年在一二·一学潮中的作为，其实都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用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考虑。再从思想史角度观察，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最有研究意义的可能还是殷海光，他一生的思想基础在西南联大形成，要说西南联大的传统，可能在他身上更明显。西南联大为中国科学贡献了很多重要的科学家，它的学生中还有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教授和学生，他们个人的命运都非常坎坷。我统计过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中的“右派”，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所占比例相当高，还有自杀的比例也很高。这些知识分子的特殊遭遇，需要和他们青年时代的经历联系起来观察。我这个意见没有和张蔓菱当面交换过。不管她认同不认同，我对她的工作和努力都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