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要借鉴国内外大学的办学经验。目前，有很多人把重点放在了国外大学的模式上。笔者以为，一流大学既是世界的，有其一般的特征，如一流的学科，一流的科研，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管理；同时也是民族的、国家的，即与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传统、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我国举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我国大学在过去的历史阶段所达到的高度和取得的成就，都将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梯。大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更讲究源远流长、前后相继。因此，在新世纪建设我国一流大学时，在学习外国的同时，更要发扬光大我国优秀大学的办学传统。在此，笔者认为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我们建设高水平大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1937年七·七事变后，3校先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正式定名西南联大。1946年7月，西南联大先后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前后共计9年。西南联大在战时状态下创造了杰出的文化教育成就，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文学者。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约3000人。其中，有1000多人先后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知名度颇高的院士、高级教授和研究人员、高级工程师、高级记者、诗人、作家、总经理、高级法官和政府高级官员。截止1996年，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有80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6人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另外，有5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后来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师学院院士。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栖身茅屋，食不果腹，有时还要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在战争环境下，为什么能培养出众多杰出的人才，引起了人们的思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谢友柏在考察了国外的很多大学后，意味深长地说：“没有钱办不成一流大学，只有钱也办不成一流大学。”因此，办大学是要讲究精神因素的，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其精神因素更为突出。在大学精神诸因素中，爱国主义是主线。西南联大的办学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学校的诞生看，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迅速扩张，为了保存中国的教育力量，当时最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罗隆基、顾毓琇、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郑天挺、傅斯年等奔走呼吁，吁请国民政府支持教育事业，并多方协调，以大局为重，创办了西南联大。从学校的运行过程看，师生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科学事业和解放事业。学生为国家而学习，很多学生怀有工程救国、教育救国的强烈愿望；教师也不计个人得失，不计待遇。这里可举一例说明。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不利于团结，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接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对西南联大校史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曼苓概括道：“联大师生们有一个总体情结，也可以说是‘南渡情结’。他们‘万里长征，辞却五朝宫阙’，含着深重的国恨家仇，为国教书和读书于昆明。无论他们有保存民族文化这命脉，有寻求现代化科技以强国力，有倡呼民主以促社会进步，还有直接投军去筑血肉长城种种不同。这段在昆明的生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共分国忧的大人生。这一幅别无选择，大气淡出的图画，正是一个群体的内心生活，是他们一切个性生活的总背景总色调。”
　　大学是一块学术的高地，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经济、政治、文化面貌的亮点，它引领着时代的精神方向。因此，一流大学的核心是它的精神内涵。大学应该是充分表达科学、真理、学术的价值，捍卫公正和良知、坚定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最好的地方。今天，我们建设一流大学，一定要让中国的高水平大学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高昂的精神面貌。大学不代表本民族最高的精神素养和精神境界，不代表世界最前沿的精神成果，它就不是世界一流大学。高尚的大学精神是大学生命力的源泉。

　　一流大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高水平是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积累起来的。江泽民在分析一流大学的一般特征时认为其中一条是有较长的办学历史。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9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3校过去的传统。9年的合作只是结果，它成功的原因之一，与3校既坚持各自优良的办学传统，又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40年的时间内，这些大学已是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大学。中日战争爆发后的紧迫形势，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3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优秀的西南联大。从西南联大形成的历史看，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高等学校，必须继承和发扬本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成就，把它们作为珍贵的精神财富积累、保存下来，以鼓励后来的师生。

　　西南联大的办学历史充分体现了以上几个特征。1941年，西南联大发展为5个学院、26个学系、2个专修科。学院有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学系有工学类：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理学类：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文学类有：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心理学系、历史学系；法学类有：政治学系、法学系、社会学系等；师范类有：国文、英文、算学、史地、理化、教育、公民训育7个系和师范专修科。从这里我们看出了它强大的学科综合优势，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在这种学科环境下的学生，知识面无疑是丰富的，教授们之间也能起到相互切磋的作用，有利于师生知识结构的完善。
　　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在战时状态下无法实现，但联大的很多教授本身就是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代表。“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3位常委，2位留美，1位未留学，但也曾考察过日本教育。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2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从西南联大的历史看，高校之间的合并、合作是十分有益的。综合性、研究性，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一般特征，以此看，目前高校的合校、并校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合校、并校中，高校师生要学习西南联大的合作精神。在西南联大，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善于合作的精神，如果没有3校的合作，要把大批的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方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成功的最主要经验是大师云集，该校的教授、副教授大多是二三十年代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他们不仅知识结构新，知识面广，而且许多人学贯中西，文理融通，有的教授还兼通二三门学科，几乎所有教授都是科学、文化、学术素养很高的新型专家。一方面，教师的水平和成果代表了学校的水平和声誉，另一方面，正如常言所说：“名师出高徒”，其意义即高水平教师和高水平学生是密切相关的。
　　这里不妨列举出西南联大的教师阵容：
　　文学院教授，“多是好学深思之士”。教授如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魏建功、唐兰、游国恩、雷海宗、傅斯年、钱穆、汤用彤、金岳霖、贺麟、吴晗、邵循正、郑天挺、叶么超、吴宓、陈福田、朱光潜、柳无忌、闻家驷等。各具不同学派的观点，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又在西南联大复现。
　　理学院教授，“更是漪欤乎盛哉”。确实是聚全国精英于一堂，其中有不少教授是学术界权威，而且名噪国际。如吴有训、饶毓泰、叶企孙、江泽涵、申又振、杨武之、陈省身、姜立夫、华罗庚、任之恭、杨石先、黄于卿、曾昭伦、张于高、李继侗、张景钺、陈桢、沈同、孙之铸、袁复礼、张印堂、赵九章等。尤其是物理学系的教授阵容，不敢说是绝后的，但确属空前。以如此济济人士，才能孕育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学人。
　　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等也都是群英荟萃。
　　要办好高等学校就必须开展教学、科研工作，首要的条件是必须建立一支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队伍。那么，如何培育高水平师资队伍呢?笔者仅根据西南联大的情况谈几点想法。
　　1．要形成大学教师宽松的发展环境。大师的成长需要长期的积累，思想、学术的创新无法“速成”，尤其在基础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人文学科。真正的学术需要在“沉思中迈步”，不能把大学教师的智力劳动搞成“计件工资”和“工分制”，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学术的储备和教师甘心坐“冷板凳”。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的工作环境是很宽松的，它秉承了北大蔡元培校长兼容并蓄、教授治校的传统。有西南联大的当事者曾著文，把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而且，总结国内外大师已有的成长事例，无不证明他们都经过了一个长期静心研究的过程。大师是在时间和实践的磨炼中诞生的。这里，笔者不反对对教师进行阶段性的业绩考核，只是想强调说明，管理大学与管理企业不同。对那些爱岗敬业的教师和青年教师，要允许他们在一段时间有“成果空缺”，这种空缺可能是他们蓄势待发的准备阶段。近期若干年来，我们缺乏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大师级学者，是否与学术环境的短期行为有关呢?
　　2．开放性建设教授队伍。我国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但在20世纪前半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北大、清华、交通大学等若干所大学迅速崛起，可与当时欧美的知名大学并列，究其原因，其中有一点很突出，就是这些大学的教授是流动的。有一位研究者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在1949年前的100位教授中，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的则达四五次。教授自由流动的好处，一方面，他们在多处阐明自己的观点，弘扬他们的学科，培养学术后辈，嫁接文化成果，避免近亲繁殖；另一方面，自由流动增加了教授之间相互交流的更大空间和更多机会，在流动中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它亦使每一位大学教授能在不断的流动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因而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多数人自觉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是教授们感到心满意足的大学。对大学来说，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将摩擦和矛盾减到最低程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间的平衡与和谐，而自由流动又不断打破这种平衡与和谐，在流动中始终保持活力。这是一种教授和大学相得益彰的局面。而综观我国目前的状况，由于现行的工资制度，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及户籍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教授的自由流动，越是著名的大学，越是历史悠久的大学，近亲繁殖越严重，三代、四代同校、同系、同室不足为奇。这一点应该引起我国高等教育界深刻的警觉。目前高校中课程内容陈旧、学科调整困难、创新能力微弱等现象均与封闭式的教师队伍状况密切相关。有些教授或学科点已成为“学术家族”或“学术山头”。香港学者丁学良指出：“知识无疆界，越是近亲繁殖的大学，衰败得越快，而且，重新恢复它的生命力的代价越高。”
　　3．开展健康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现在学术腐败已逼近社会道德的底线，剽窃行为、假成果、伪学术屡禁不止，虽然因素很多，但与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有关。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是提高师生学术素养的有效途径。西南联大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有人记叙道：“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授们之间各自保持着固执的学术个性，相互间的批评有时是很尖锐的，但大多出于学术争鸣，不是个人之间的私怨和意气之争。现在在大学，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一般的状况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鲁迅先生曾说过：“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产生的希望。”学术就像技艺，愈是切磋，愈是交锋，就会愈明朗，愈真实。真正的学术、真正的大师是不怕批评的，相互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在竞争中成长、发展、壮大，是一切事物的规律，学术怎么能不是这样的呢?

[1]王荣德．西南联大培养杰出人才的成功经验[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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