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图景是已故萧涤非教授的两句诗：“一家五口三黄犊，万水千山百战场”。这是抗战胜利后萧先生随西南联大复员，从大后方一路返回中原时所感所见。萧先生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其所经历，到处都是战后的遗迹（胜利后费穆拍的《小城的故事》背景苏州，就是一片断壁残垣）！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胜利是胜利了，但回想起我们的牺牲和战争留给我们的创痛，我们得到的的确是“惨胜”！

4900万人流离失所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场战争，但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打碎了如此众多的家庭，没有一场战争造成如此多的难民，没有一场战争给生灵造成如此巨大的戕害，没有一场战争给城乡造成如此大面积的破坏！

　　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多少难民呢？当时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公布的行政院的统计数字是49014893人，几乎等于日本战前人口。仅仅浙江一省因战争造成的流动人口就有500万人。其中200万迁往外省，300万人在本省流动。4900万，这不只是一个枯燥的数字，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事业，都有自己亲戚友朋，因为日本侵略，国破家亡，撕断原有的血肉纽带，把他们抛入风雨飘摇的逃亡之中。这4900万难民中有多少成为一去不归的他乡之鬼！

　　日本与其他侵略者不同，他们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许多国民政府权力机构很难达到的地方都留下了日本侵略的痕迹。例如我曾下放到的北京西部边境史家营，那里距北京城200多里，上世纪50年代才通马车。可是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践踏过这里。日本一来，人们就要“跑反”，常常在大年三十，要躲到深山老林中去。日本来了见不到人就烧房子、破坏人们拿不走的东西。

知识界人士勇担责任

　　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大多是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抛弃原有家庭的舒适生活，迁往大后方，在那里为国育人或坚持学习。国民政府的统计中还说明，自东战场逃来的难民中文化教育工作者占55%.许许多多著名的学者、教授、作家也来到大后方。在烽火连天，兵戎遍地的艰难之际，知识界人士走出了象牙之塔，与难民一起逃难、一起跑警报，懂得了熟悉了中国人的苦难，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极艰苦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华人中最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都是在西南联大完成学业的。大学生的在校人数也从战前的42000人增加到79000人。

　　日本侵略，国人备尝颠沛流离之苦，然而在苦难中，中华民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西南联大三校北归之际，在昆明旧址留下一座纪念碑。冯友兰先生在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中颂师生不屈之志，终寄最后胜利之希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西南联大的际遇就是中国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