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杂文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句式：我在云南插队时……大家都知道，王小波的插队经验是他杂文的一大主题。那个时代的荒谬对比出理性的可贵，这是王小波写作的基调。谢泳的《学人今昔》也有一个常见的句式：我在做《观察》和西南联大研究时……谢泳做此项研究有年，逻辑也一以贯之，他一直在追踪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时间过得太快，活跃在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现在大都成了古人。他们的处境很尴尬，进不了历史，在现实中也没有位置，研究他们肯定是不讨好的。好在谢泳自称野狐禅，大家知道，野狐禅图的是一个率性。在我们这个年代，大家都在争职称争正统，不是谁都愿意做野狐禅。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经过十年沉潜，到三十年代，已经结出了硕果，即便在抗战的艰难时期也未曾乱了方寸。三、四十年代知识界的风气之可贵不在于出了多少专著，而在于有了坐下来讨论问题的雅量。把学问当一回事而又不在乎科举，这是中国知识界的真正解放，此其一也；其二是，关心学问，又不躲进象牙塔，中国知识界难得有这份清醒。闻一多先生致力于古典文学，这不妨碍他为民主呼吁；储安平先生办《观察》，寻求的是客观立场；梅贻琦先生主持西南联大，力图超脱党派之见——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气度。容忍异己不仅仅是一种风度，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精神品质。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打死我我也不信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谢泳声称研究西南联大，可是关于《观察》和西南联大旧事，怎一个研究了得？它们是五四后中国文化的一个标本，也是知识界萦绕不散的情感牵挂。今天我们缅怀西南联大，不是要发文人的思古幽情——几十年折腾，知识分子再无半点风雅可言，君不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教授们的巴结逢迎？为衣食计固然未可厚非，只是，把过去的好传统弃之如敝屣，这也太快了点。如此心态，不知道大家怎么能坦然大谈陈寅恪。陈老先生的学问当然值得我们钦佩，但人家首先有不曲意逢迎的气节，陈老先生未曾批判自己曾经信奉、后来又重新信奉的学说——比如儒学，写过的检讨也比别的国学大师少。所以说，陈先生讲独立和自由，大概比别人可靠一些。中国的学问家大概学问都很大，但我觉得，大家争来争去，好象都是在比较谁向皇帝磕头时的姿势更优雅。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在中国本来就是稀缺元素，说到它们的丧失，我们怎能不有一种深切的痛惜。

    顾名思义，谢泳的《学人今昔》不光谈过去，好象他也想谈现在。但谢泳解释不了储安平们在解放后的命运。他们或沉默，或转向，当初抗议的激情变成了温顺服从。打自己嘴巴，揭自己短，要么要有流氓的泼皮，要么是不得已。以前听人说苏联三十年代的大审判，我总是不明白布哈林、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向斯大林屈服，为什么他们不怕沙皇，却害怕自己的同志？这个问题纠缠了我好几年，后来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弄不懂老专制和新极权的区别，就不可能理解布哈林们的屈服。

    《学人今昔》分三部分：学人今昔、文化杂谈和历史回声。坦率说，我最喜欢谢泳的文化杂谈。现在文化散文很流行，写文化散文的人似乎都很有文化，书袋掉得不少，张嘴就是典故。但我觉得，除了炫耀他们并不丰富的学识外，不知道他们还说了什么。我觉得好散文首先要谈问题，而不在乎谈得好坏，抓住问题就是好的。写得清楚简洁，这对我们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奥威尔曾说，坏英语同政治或经济的需要有关——在中国并不都是这样。现在写散文的人有的糊涂，有的胆小，更多人根本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所以在今天，判断散文的好坏不能从文体入手。从文学史上看，优雅的文体更适合表达优雅，并不擅长说真话。我得说，谢泳的散文是我心目中的好散文，有无文采尚在其次——我不懂什么叫文采。我想谢泳可能同意我的观点：散文要谈问题，谈问题要谈清楚，这就是今天的好散文。这样一来，如谢泳所言，得有野狐禅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