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云南政协报》刊登了《傅斯年与“一二·一”》一文，作者李森教授。
　　经人介绍拜读后，感到与我当年亲身参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的始末事实，出入很大。现特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提出较为重要的几点与李森教授商榷。
　　一、李文认为：“一二·一”事件，是“有人在后面操纵支持”，“学生有政治背景”，“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依我所知，“一二·一”运动，是一场昆明学生要求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国民党企图发动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好不容易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极不愿国家又陷入一场国共内战的悲惨境地。在全国人民反内战争和平民主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在重庆与中共代表等举行国共谈判，并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勉强达成了“双十协定”。这《协定》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协定》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
　　可是，蒋介石国民党还在谈判期间，就采取突然的军事袭击手段，派杜聿明率邱清泉第五军，武力解决了在抗日期间一直掩护昆明抗日民主运动的龙云地方政权，委派中央要员李宗黄为云南代主席，关麟征为警备司令。当时，明眼人都看出，其用意有二：一是拔掉不服从蒋介石独裁意旨的龙云地方政权这个眼中钉，为日后大举发动内战，解除后顾之忧。二是扼杀有“民主堡垒”之称的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昆明广大爱国学生眼见蒋介石国民党一面被迫达成“双十协定”，一面继续违背《协定》，积极向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进攻，一场民族自杀悲剧已开始降临，出于爱国热忱和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不顾蒋介石国民党的禁令，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在西南联大广场举行群众大会，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那晚，我也参与此会。我原是云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当年七月毕业，以一个拥护和平民主的毕业学生身份，参加这个盛大集会。到会学生约五千余人，应邀在会上演讲的四位教授，都是留学英美的，如费孝通、潘大逵等，在学校课堂上讲的都是英美的资本主义民主，没有半点所谓的“赤化”色彩。不料，演讲开始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在四周用机枪向讲台上空离演讲人头部不高处扫射。几位教授没有被吓倒，坚持演讲。大会胜利结束。
　　第二天，《中央日报》发表一条消息称：昨夜昆明北郊有匪警。
　　学生爱国集会被当局污蔑为“匪”，参加集会的学生谁不愤怒，于是全市大中学立即举行罢课抗议。
　　国民党当局怎能容许昆明学生运动再度兴起，悍然派出特务在街上到处殴打，接着就将屠刀挥向爱国学生，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一二·一”惨案。死难者四位烈士，伤者二十余人。
　　是共产党“在后面操纵”吗？不是，根本不是。
　　以我个人为例，一九四三年，我和云大一些关心国家民族危亡的同学，发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打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蒋管区实行反共反人民高压统治下学校被国民党、三青团垄断，学生大都不问国是的沉寂局面，团结同学一步步走上过问国是的道路。一九四四年七月，眼见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家危亡，而国民党仍然坚持一党专政，搞军事磨擦，反共反人民，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出于救亡图存，我们在云大会泽院贴出不署名的大字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和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的十项要求。校内校外许多学生到会泽院成群围观。校内三青团和校外的国民党特务赶忙到处打探，是谁写的，并严加监视同学的言行。那么，我们是受共产党“在后面操纵”吗？完全不是。自治会的领导机构干事会二十多个同学中，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人是共产党员。后来才知，当时全校同学中，共产党员为数很少，总共不到十人。难道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要求，都必定是受共产党“在后面操纵”，难道没有共产党的“操纵”，中国的广大学生就不会爱国，不会要求民主？
　　至于李文所说：“当时昆明大中学校的学生运动，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这倒是说对了。对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难道共产党不该加以支持，不该加以领导。实事求是地讲，共产党当时处于地下时期，其领导作用受到很大局限。昆明的学生运动，主要是来自学生的爱国热忱，这是昆明学生运动的思想政治基础。学生反对国民党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倒行逆施，是国民党的咎由自取。学生爱国求民主有罪吗？共产党支持学生爱国求民主也有罪吗？
　　在李教授的笔下，傅斯年非常客观公正，既指责了学生甘愿受共产党操纵，搞什么“运动”“罢课”，又对“杀人的行为恨之入骨”，认为“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关麟征代人受过”。
　　其实，当时学生们都知道，傅斯年不过是蒋介石派来协助教育部长以“公正”面目出现，假装痛骂李宗黄、邱清泉“该杀”，以求软化学生运动，达到使学生停止罢课的政治目的。李文，就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傅斯年的这个政治目的，说什么“他（指傅）力求把‘一二·一’事件当作一个具体事件来处理，如果被政治纠纷所利用而波及全国，那么后果将非常严重。”蒋介石没有料到昆明的学生会如此强烈反抗，很担心这个运动会“波及全国”。后来的事实证明，“一二·一”运动，果然“波及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学生反内战、争和平民主的大浪潮，对蒋介石顽固坚持打内仗，消灭共产党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反革命阴谋，极为不利。
　　什么“李宗黄、邱清泉该杀”，什么“傅先生到昆明，就对警备司令关麟征说：‘你杀了我的学生，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这位“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杀这些屠杀学生的刽子手吗？没有。傅先生不过是玩弄一套“小骂大帮忙”的手段。后来，蒋介石也采用假意将李宗黄、关麟征和邱清泉调走以示惩戒的手法，实际上是另委以重任，调去为反共、剿共发挥更大作用的方面。
　　究竟是傅斯年正确，还是一二·一”学生运动正确，昆明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行动作出了最正确的回答。
　　“一二·一”惨案后，学生们在联大图书馆设置了四烈士的灵堂。在整整一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扶老携幼来向烈士致敬，许多人含泪哀悼。最后，学生们抬着四烈士的棺木，走上大街时，昆明市万人空巷，男女老少怀着沉痛的心情在街道两旁观看，向烈士遗体告别。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不断寄来了对“一二·一”运动最深厚同情和崇高敬意的电信。
　　昆明市和全国广大人民的行动，充分回答了，“一二·一”运动是伟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我中华民族历史上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光辉的一页。
　　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正是力图争取通过合法的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进步。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毅然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殷切希望与国民党达成和平民主建设中国的协议。好不容易达成了“双十协定”，如果蒋介石国民党真诚履行这个《协定》，中国就可一步步走向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进步。可是，蒋介石国民党不过是假装同意《协定》，一面在军事上调动军队进占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一面在蒋管区大肆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开刀。李公朴、闻一多先后惨遭杀害。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仍然以最大的耐心坚持和谈协商。而蒋介石国民党等到自认为军事上已部署完备，定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完全撕毁“双十协定”，宣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召开伪国大，要实现蒋介石国民党一统天下的法西斯专政。
　　这样，才迫使共产党和爱国民主力量不得不用暴力革命来反对反革命的暴力。
　　最后，暴力革命战胜了反革命暴力，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人民翻身作主人，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向大进步。
　　这段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本是众所周知铁的历史事实，怎容被歪曲和否定。
　　至于傅斯年是否真如胡适之所说，有如此多的优点，我不知。但我所知，此人在政治品格上，并不可取。他后来随蒋介石去台湾，任台大校长。这说明他始终是忠于蒋介石国民党。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不可强求。对于他走的这条路，我不赞同。我敬佩的是按李文所说，曾就学生是否有“政治背景”与傅斯年激烈争论的闻一多。我所走的是闻一多指引的道路，决不走傅斯年的道路。
　　但我认为，还是应当感谢李森教授撰此文，提出了一个原以为早已不成问题的大是大非问题，来供对此感兴趣的人们研究和探讨。这将有助于通过探讨和争论，互相帮助弄清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提高认识，加强团结。〔作者为省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