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１２月１日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６０周年，在中国青年的光辉节日——“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为了缅怀前辈青年的奋斗历史，继承革命传统，不负历史赋予当代青年的使命。同时，也为了向读者全面介绍我省的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特发表此文。
１９４５年在昆明爆发的“一二·一”运动，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的历史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伟大爱国运动。由于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广泛团结了社会各阶层，得到全国人民的援助，声势浩大，震惊中外，从而，把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推到新的高潮，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历史背景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迫切需要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和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周恩来并亲自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却又背信弃义疯狂进攻解放区，妄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坚持内战，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昆明青年学生英勇地站在了斗争最前列。
云南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１９２６年，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建立，领导各族人民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揭开了云南历史的新篇章。云南党组织虽在１９３０年曾遭到严重破坏，但在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又于１９３５年恢复重建，推动了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８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富有“五四”、“一二·九”运动革命传统的进步师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大学、文化团体的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名流学者、爱国民主人士荟萃昆明，同云南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相结合。他们与全国人民血肉相连，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敏感，能够敏锐地反映全国人民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在党的领导和组织推动下，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亡运动和文化、教育、新闻等社会各界的进步力量有很大发展。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地下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深入群众，以适应群众要求、青年特点的内容和形式，在党员周围成立分散的秘密小组和公开的各种群众社团，团结教育广大群众，贯彻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挫败顽固派“限共”、“溶共”的阴谋，巩固党的组织，积蓄了力量。
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军事上在豫、湘、桂大溃败，经济上濒于全面崩溃，政治上腐败孤立。９月，我党代表在国民党参政会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抗战大后方西南各省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高涨。从这年“五四”纪念活动开始，云南党组织相继领导和组织了纪念“七七”抗战、纪念“双十”节保卫大西南、纪念护国运动等大型群众集会游行。１９４５年，为响应党的“七大”的号召，全市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行“五四”纪念周活动，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会。在这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觉悟，先后建立了“民青”、“新联”、“工盟”等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成为党与广大群众之间联系的纽带。同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领导下，在各阶层人士中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很大成效，团结了民盟等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争取了一批社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站到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方面来。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以西南联大为中坚和主要阵地，昆明全市大中学校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结成的进步力量，蓬勃开展的民主运动，使昆明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
在祖国西南边陲多民族的云南，历史上多年存在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从这一政治情况出发，我党从中央到地方组织进行了长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云南成为战略后方和国际通道，蒋介石借抗战反共之机，更加处心积虑地图谋翦除异己，其损人利己玩弄控制云南的伎俩，深为地方当局和上层人士所忿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全面内战，经过精密策划，借派卢汉率部往越南受降为名，调滇军主力离开云南，于１０月３日命其嫡系部队突然袭击，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逼迫省主席龙云下台，任命他的嫡系ＣＣ骨干李宗黄为国民党省党部主任、民政厅长代省政府主席，关麟征为省警备总司令，建立其控制云南党政军的统治体系，准备进一步镇压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稳定其内战后方。
这样，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势力、两个命运和前途的斗争急速加剧的时刻，在国统区各种政治势力矛盾冲突中，昆明便首先成为一个爆发点。
时事晚会 反对内战
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至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达８０多万人。１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１９日，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昆明学生酝酿以行动响应。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支持和领导学生群众的正义行动，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于１１月２５日在云大至公堂举办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李宗黄、关麟征闻讯，立即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于２４日布告：“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于禁止。”并强迫云大校方不准借给会场。２５日晚，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到会各大中学师生及社会人士６千多人。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到会发表演讲，主张迅速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中央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的军队包围了联大校本部，发射机关枪和小钢炮进行恫吓威胁，国民党特务切断电线，企图引起混乱。参加大会的人不怕恐吓和破坏，点亮了汽灯，演讲继续进行。费孝通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听众高呼：“用我们的声音反对枪声！”混入会场的国民党中统局云南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自称“王老百姓”跳上台讲话，妄图破坏晚会，说什么“中国不是内战，是内乱！政府要戡乱！”群众愤怒地揭穿了他的面目、将他赶出会场。大会通过四大学学生团体建议：１．发表反对内战宣言；２．呼吁美国人民和政府，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提案。大会在高唱《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中结束。这时，外面国民党军队已实行戒严，封锁路口不准通行。群情愤慨，学生纷纷连夜签名以罢课抗议。仅联大校本部拥护罢课的就达７百多人。
２６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慨。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和中央社的这种造谣诬蔑，联大学生率先罢课，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昆华工校、昆华农校等１８所大中学学生，也相继罢课。学校的党和“民青”积极支持学生联合会领导全市学生总罢课。２８日，罢课学校达３１所。昆明学联组成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选举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５校代表为罢联常委，发出《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宣言鲜明地表达了昆明学生的政治主张：立即制止内战，要求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集会的暴行，宣言还向国民党云南当局提出四项具体要求：一、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二、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三、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四、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士致歉。
昆明总罢课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昆明“罢联”的《告全国同胞书》。《新华日报》还发表社论指出：“这几项要求实在非常温和而合理”。
国民党反动派竭力破坏罢课。“罢课宣言”在联大和联大附中等学生讨论过程中，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中的顽固分子冒充“无党无派”发动签名，挑起修改罢课宣言条文的纠纷，企图破坏同学的团结。“罢联”及时将“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口号改为“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同时揭穿他们假中立的伪装，宣言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赞同通过。
反动派镇压学运措施步步升级，李宗黄等执行重庆国民党中央的电令，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种种手段，镇压“学潮”。２７日，李宗黄、关麟征召集昆明市大中学校校长开会，责令各校交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限于２８日无条件复课。关麟征还在记者会上宣称：“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就有放枪的自由。”反动当局决定组织“反罢课委员会”，由邱清泉任总指挥，下设情报、行动、破坏、对抗各组，针对学生“罢联”的活动进行破坏。国民党省党部密令所属党部称：“查近日奸党分子在昆活动甚烈，本省党政当局已开会决定，发动召集党团员以实际之宣传、组织、行动对付。”
国民党反动派动员它的舆论工具《中央日报》、中央社等，连篇累牍地诬蔑攻击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派特务遍街张贴“反罢课委员会”的标语。为了揭露敌人的造谣欺骗，“罢联”出版发行《罢委会通讯》（铅印小报），发表《致各师长书》、《告学生家长书》，印发省内外各地，出版大型壁报，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演讲，演唱活报剧和歌曲，宣传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主义行动，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国民党特务又盗用联大外省籍学生名义，反对罢课。联大的党、“民青”和学生会组织争取了云南同学会和晋、冀、鲁、豫、陕等省同学发表声明，揭穿国民党特务盗用名义的行径。市立中学等校“罢委会”公布特务破坏罢课的罪恶勾当，混在学生中的特务被群众孤立。
国民党反动派还出动大批武装特务，闯入学校强迫学生复课，撕毁壁报，捣毁校具；遍街殴打、绑架学生，仅２９日学生被打被捕事件就达四十起。各校“罢委会”组织纠察队，维持校内秩序，保护校外宣传队员。学生们机智勇敢地开展斗争，以各种形式坚持罢课。
国民党反动派使用了种种镇压手段，都不能奏效。学生们不畏强暴的正义行动却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支持。２９日，联大教授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书，认为反动当局暴行“不得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３０日，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声明认为“罢课是正当的唯一的抗议手段”，学生“所提的八条不但合理，而且合乎人情，合乎国法”。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援，大大鼓舞了学生群众，而反动派却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实行镇压。
“一二·一”惨案
国民党反动当局经过多次密谋策划，终于向爱国师生举起了屠刀。１２月１日上午８时，李宗黄在参加卢汉就任省政府主席的交接仪式后，急忙赶到国民党省党部，向集中在那里的党徒训话，要他们“效忠党国”，“以流血对流血”。这伙党徒随即和军官总队、三青团省团部的暴徒汇合，携带棍棒、铁条、刺刀、手榴弹，分头攻打学校。
上午１０时以后，一股特务暴徒约八十多人冲进云南大学，撕毁壁报、标语，捣毁校警岗棚和桌椅，追打学生，云大同学居高临下奋勇抵抗。暴徒未逞，呼啸而去。接着佩戴“第二军官总队”符号的暴徒百余人，气势汹汹地向联大校本部进攻。联大学生用桌椅、黑板什物将大门堵住，严加防守。暴徒们用石块砖头、木棒、铁棍砸毁校门，殴打学生。同学们奋力还击，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将暴徒逐出。暴徒在校门外继续行凶，打伤前来劝阻的袁复礼教授等人。当一个暴徒正在拉开手榴弹导火索向新校舍墙内投掷时，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共产党员）见状奋勇上前阻拦，头部被炸成重伤，当晚在云大医院牺牲。
１１时左右，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特务和军人四五十人，强行闯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肆意行凶，在饭厅前投掷手榴弹一枚。师院学生猝不及防，推开食堂窗户，退入隔壁昆华工校，联合工校同学反攻，将暴徒逐出大门。暴徒又打破大门，投进手榴弹两枚，炸倒学生多人。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头部中弹，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被炸，弹片穿入脑中，英勇抢救同学的师院女生潘琰（共产党员）被炸倒地，特务龚正德又用尖头铁条向她腹部猛刺三下。当同学们前来抢救时，她还挣扎着呼喊：“同学们，团结呀！”两人都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天牺牲。联大学生缪祥烈被炸伤后截去左腿。
当日，暴徒还袭击了联大附中、联大工学院、南英中学等校。破坏门窗，抢劫财物。总计，这天有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４人牺牲，重伤２５人，轻伤３０余人；联大教授马大猷、袁复礼被殴辱，学校变成屠场。师生和市民纷纷怒斥：“这是什么世界！”
延安《解放日报》于惨案后即发表社论指出：“昆明惨案在全国说来是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以来，将近２０年间所没有发生过的大惨案”。
灵堂公祭 全国声援
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激起了爱国师生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和强烈反抗。联大师院和昆工同学含泪救死扶伤，坚持战斗；联大工学院同学踊跃献血；消息传到各校，师生悲愤痛哭，控诉反动派罪行；全市４４所大中学校，全部罢课。
反动派制造惨案的暴行，激怒了人民，举国抗议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内部，国民党特务“中统”与“军统”之间，李宗黄与关麟征之间，互相推卸责任。国民党中央被迫电令云南当局：暂停武力镇压，以免事态扩大。
中共云南省工委和学校的党、“民青”组织，坚决支持和领导群众的英勇斗争，因势利导，果断决策：加强“罢联”领导机构，扩大以学生为主力的战斗队伍，团结教师，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援。利用反动派内部的矛盾，集中一切力量，向以李宗黄、关麟征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坚决反击。
“罢联”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大量印发了《一二·一惨案实录》、《告全国同胞书》、《向昆明父老呼吁》，以及《告师长书》、《告家长书》等，仅半个月内即印发惨案实录５０万份。《罢委会通讯》成了宣传的有力武器，每期发行数超过昆明销量最多的日报。标语口号、大型壁报遍贴街头。翻译了主要宣言、文告寄出国外，扩大影响。还每天出动１００多个宣传队（每队十至十五人），到街头、广场和工厂、郊区农村，讲述“一二·一”惨案实况，宣传反内战、争民主的意义；演唱同学们即时创作的歌曲如《凶手，你逃不了》、《不买中央日报》，演出活报剧、话剧《匪警》、《凯旋》、《告地状》、《潘琰传》等，赢得广泛的同情。宣传队员还深入到居民家庭访问宣传。学生从群众的支持中，吸取了力量。
为了表达对英勇牺牲烈士的哀思、对反动派的愤怒，“罢联”于１２月２日为四烈士举行入殓仪式，各校师生和各界群众六千多人冲破特务的包围盯梢前来参加。从１２月４日起举行公祭。四烈士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四烈士画像前挂着“党国所赐”四个斗大的黑字，墙上张贴、悬挂着上千幅挽联、挽诗、吊唁文电，展出烈士血衣，控诉国民党、中央军、李宗黄、关麟征屠杀青年的罪行，揭露中央社造谣欺骗，歌颂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战士。如“一党专政；百姓遭殃”、“惨死独夫手；复活万众心”、“今天你们敢打进民主堡垒；明天我们就倾覆法西巢穴”等挽联激动人心。参加公祭的人们络绎不绝，有各校学生自治会、省市商会、省参议会，以及省佛教会、基督教青年会等；有大中小学师生、工人、农民、职员、市民、国民党官兵、工商业家、士绅、僧尼。在一个半月内，参加灵堂公祭的团体单位近７００个，达１５万人次当时昆明人口约３０万。灵堂成了控诉反动派，教育人民、激励斗志的大课堂。
１２月６日，“罢联”发表《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控诉国民党当局使用暴力攻打学府残害师生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支援，“维护正义，主持公道”。除重申“罢课宣言”中的主张和要求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二、三项要求：一、严惩主谋凶犯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二、负担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受伤同学之医药费；三、赔偿一切公私损失。
学生群众的斗争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援，昆明全市大中学教师，纷纷联名发表抗议书，宣布罢教，要求惩凶。联大教授会决议停课一周，以示抗议，急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速派大员调查处理；发表公开声明，指出惨案实为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所指使，决定组织法律委员会进行控诉。《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教师以罢教支援学生“更是过去任何一次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云南妇女联谊会相继发表抗议声明。《民主周刊》等七种期刊联合增刊，抗议当局暴行。云南省参议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请省政府立即制止暴行，保障学生安全。“工盟”领导的地下印刷厂全力承印运动材料。“新联”发动昆明三一读书会等２７团体１千５百人签名支援。公共汽车售票员协助散发传单，医务人员捐献药品，商人捐助纸张，情景十分动人。龙云夫人顾映秋、次子龙绳祖也捐款支援。云南数１０个县的师生，通过集会、募捐、派代表吊唁、写信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运动。
在解放区，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昆明惨案》中指出：“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陕甘宁、晋察冀、山东、晋绥、冀鲁豫等解放区，先后举行集会声援。
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新华日报》迅速、详尽报道运动情况，连续发表社论高度评价昆明学生运动。指出：“昆明学生的呼声和行动，不仅可以代表全国的爱国学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１２月９日，陪都重庆各界人士，在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主持下，举行了昆明市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并公祭三天，董必武、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献了花圈。同日，成都举行追悼会并游行示威，国际友人文幼章等参加游行。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３日，上海各界万余人召开“于再先生追悼大会”，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主祭，会后游行示威。武汉、南京、西安、广州、杭州、福州、南昌、长沙、桂林、贵阳、四川乐山、贵州遵义等大中城市，都有群众声援活动。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在海外，“一二·一”运动得到了爱国侨胞和国际公正舆论的同情支持。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华侨致电昆明罢联：“决意支持”昆明学生。美国、英国一些报刊、电台报道了昆明惨案，并发表评论，美国西海岸六位议员要求总统把美军撤出中国。
停灵复课 争取胜利
声援昆明学生反对内战的运动，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一二·一”惨案暴行的谴责，震惊中外，猛烈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政府。惨案发生后，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被迫到西南联大“慰问”、“道歉”，并派副官送物、送钱、送棺材，受到同学们严词回敬：“你要道歉吗﹖你问已死的同学吧他们答应你，我们也答应你。”国民党报纸为掩盖真象，欺骗群众，编造消息称：学生与军人“因误会而发生殴斗致流血”。接着，反动当局又导演了一场“公审”、“惩凶”的丑剧，枪毙了两名假“凶犯”。随后，又以蒋介石名义发电通缉所谓背后策划者“共党分子”姜凯归案，等等。种种阴谋手段都没有能软化和欺骗学生群众。１２月７日，蒋介石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声称对昆明流血事件要“作公平负责处理”，但必须“以恢复课业为前提”，“切不可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否则将“不放弃安定社会之职责”。接着于８日宣布将关麟征“停职议处”，改由霍揆彰任云南警备总司令，由地方当局卢汉负责并先后派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来昆明协助查处“学潮”。９日，由卢汉、朱经农、霍揆彰等代表国民党政府，邀请西南联大、云大等四大学当局及“罢联”代表谈判复课条件问题。从此，围绕复课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国民党中央通过地方政府、省市参议会、商会，对联大、云大学校当局和师生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甚至以阴谋逼迫联大、云大教授和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辞职等手段，进行分化威胁，强令学生复课。蒋介石还密令卢汉准备作“最后处置”。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密切关怀及时指示下，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亲自同教授中的党员周新民等及在西南联大第一线领导斗争的党员和“民青”、“罢联”骨干，分析研究斗争形势，为了做到始终紧密团结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挫败反动派，决定只要大部分条件得到国民党政府接受，即可采取“停灵复课”方式，以利积蓄和发展力量，争取全胜。经过学校党员和“民青”组织，充分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和革命主动精神，深入学生群众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克服群众中出现的动摇松劲情绪和少数人脱离实际提出坚持无限期罢课的过激偏向，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同时，在一批有威望的进步教授和教师如闻一多等的支持帮助下努力争取了西南联大、云大等学校当局和大多数教授、教师与同学站在一起。西南联大教授会在１２月１９日、２０日两次会议后，发表了《告同学书》和梅贻琦《对学生自治会理事谈话》，表示同情学生运动，原则上同意“罢联”提出的复课条件，至于惩凶一条，则由学校通过法律起诉控告杀人主谋凶犯。
当运动进入决定性关键的时刻，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运动有了重大发展，解放区在自卫反击战中打退了“抢占战略据点”的国民党军，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军事进攻。１２月１６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鉴于国民党内战政策不得人心，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困难重重的情况，美国总统杜鲁门亦同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内战。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公报亦表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让步，于１２月２３日电告卢汉：忍让为怀，谨慎处理。２４日，李宗黄在万众声讨中调离昆明。同日，梅贻琦、熊庆来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澄清了中央社造谣诬蔑运动的消息言论。２６日，昆明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各报，都刊载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讲话”全文。至此，罢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１２月２５日，全市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罢委会）一致通过《复课宣言》，声明为顾全大局，在五项条件已得到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忍痛抑悲，停灵复课，待李宗黄受到撤职处置后，再确定为四烈士出殡日期，并表示继续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而奋斗到底。
盛大出殡 扩大战果
复课后，“罢联”结束。昆明学联领导全市学生把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引向深入，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
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重庆较场口“二·一○”血案，昆明学联于２月１７日举行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为抗议国民党中央将杀入主犯李宗黄调任新职和要求解决“一二·一”惨案和丧葬抚恤费，全市学生于３月４日罢课一天，同时把斗争转到争取为四烈士举行出殡仪式的活动。云南当局垫发了丧葬经费，但反对出殡，于２月１４日示意云南省商会等１６个民众团体出面，以“凶死者按地方习俗不宜进城”和“影响治安”为由，进行劝阻。学联坚持出殡，经过同地方当局多次谈判，冲破重重阻挠，同意在出殡过程中不喊口号，不贴标语，取得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以学联为主，由联大、云大、昆华工校、南菁中学等校当局，以及省市商会、机关、团体参加，组成殡仪主席团。３月１７日，昆明隆重举行四烈士盛大出殡，实际是一次抗议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罪行的示威游行。出殡行列以“一二·一死难四烈士殡仪”的横幅布标为前导，撞击自由钟开路，有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殡仪主席团走在前面，昆明３万余名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组成殡仪队伍，佩戴黑纱白花，簇拥着四烈士灵车、像亭，举着“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等大标语牌，奏着哀乐，唱着葬歌，庄严肃穆地通过昆明主要街道。沿途散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告三迤父老书》。灵车过处，各十字街头设置的路祭亭，有学生和各界代表宣读祭文。昆明万人空巷，群众涌向街头，含悲注目，送别四烈士。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校本部，举行公葬四烈士仪式，闻一多、吴晗教授作了悲愤的讲话。学联代表３万多群众在烈士墓前宣誓：安息吧，勇士我们将以更坚决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葬歌、誓言，长久地激励着人们！
“一二·一”运动的历史地位及深远影响
“一二·一”运动，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５日反内战时事晚会起，到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四烈士出殡，历时近４个月，是“一二·九”运动以来最深入、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民主运动。由于这次运动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高举和平、民主旗帜，代表了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遂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促进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一二·一”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仅一年多时间，国统区相继爆发了因沈崇事件而引起的“抗暴斗争”，“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等声势浩大的运动，迅速形成了全国人民反美蒋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解放战争，加速了蒋介石独裁统治集团的覆灭。
“一二·一”运动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党中央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在“一二·一”惨案发生以后的第８天，周恩来同志就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接着，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一二·一”运动发展和丰富了“五四”、“一二·九”以来青年运动的经验。运动之所以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胜利，主要由于这个运动始终是在党的密切领导下进行的。在党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关怀下，省工委从当时全国斗争的形式和云南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运动全过程中，始终坚持党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特别注意团结教授、教师和争取学校当局的同情支持，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中立地方实力派，形成党领导的强大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斗争中，充分发挥学校党组织和“民青”等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骨干作用，领导公开的群众社团和学生会、全市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同群众紧密结合，形成坚强的战斗堡垒，能够紧紧地依靠群众，从群众中吸取智慧，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因此击败了反动派的暴力镇压和政治欺骗、分化阴谋，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广泛地向前发展。在运动过程中的各个重要关键时刻，处理斗争的重大问题时所提的战斗口号、谈判条件和采取的斗争方式，都充分地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因势利导，表现了党领导群众运动的斗争艺术，使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始终保持紧密团结，坚持斗争。总之，坚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和正确的组织路线，是保证运动取得重大胜利的决定因素。
“一二·一”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教育了一代青年，促进了广大群众的觉悟，锻炼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壮大了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的队伍，运动后，云南省工委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一批干部，这些骨干分别奔赴北平、天津、四川、武汉、上海、东北等地，在各地党的领导下，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中，都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云南，“一二·一”运动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经验，长久地教育和鼓舞着广大师生、青年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在党的领导下，爱国民主运动后浪推前浪，不断高涨，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游击战争和农村、工厂工作的骨干，大大促进了全省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解放大军渡江解放全国形势下，终于促成了昆明起义，实现全省解放。
永恒的丰碑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７日，为纪念“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纪念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并作为“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中坚力量的西南联大，纪念支持“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并为争民主、和平献身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建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
纪念馆初建时称“一二·一”运动陈列室。１９８５年９月经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批准，更名为“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邓颖超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纪念馆先后被列为昆明市、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１９９７年又被中宣部列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２００５年２月，纪念馆及四烈士墓又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个中央和国家部委、局选定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并被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昆明——会理——攀枝花——冕宁——西昌”，成为昆明市唯一一家入选的单位。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占地总面积７０００余平方米，内含不可移动文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联大旧教室等。设两个展馆及一个展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云南师范大学校史暨成果展览室，展室面积共计１４２２平方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及“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分别陈列展出了西南联大校史、“一二·一”运动历史以及李公朴和闻一多俩先生的生平事迹三个展览，共计展出６９６幅历史图片，１２幅图表，１６１件实物，３００余万字，是目前全国有关西南联大及“一二·一”运动资料最多、最集中的展馆。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建馆至今，共接待海内外各界人士９０余万人次，其中９０％为大、中、小学学生，每逢清明、“五·四”及“一二·一”纪念日期间，他们都到这里举行入党、入团、入队及成人宣誓仪式。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海内外著名学者均来馆视察和参观过。
２０多年了，纪念馆已经成为宣传云南、昆明的重要窗口，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和阵地。西南联大和“一二·一”的历史虽然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不容遗忘，历史创造的伟大精神更不容遗忘，爱国主义精神永驻人心！（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运动纪念馆、云南省政协研究室宣传信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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