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以重庆、昆明等为中心的大后方科技获得了跳跃式的进步，这种进步是随着大批科研机构、高校和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内迁而实现的。从战时大后方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西南联大的贡献及其特色，我们会有新的视野与启示。

抗日战争爆发后，伴随大批科研机构内迁，战时大后方几乎聚集了中国科技界的全部精英。他们是战时中国科学界内迁最宝贵的财富。这批科学家所学的专业门类较为齐全，造诣颇深，为大后方开展科研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以物理学而言，联大有中国物理学的奠基者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等教授，他们不仅在条件极为艰苦的大后方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教授这样的优秀的科学人才。

内迁和内迁后一段时期，科学研究暂时处于低谷阶段，主要原因是科研设备图书资料损失太大、科研环境因战事纷起而不稳定，经费困难、缺乏统一规划等。尽管如此，大后方的科学家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生存，无论环境如何困苦，都要守着岗位，埋头苦干，都要努力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机构因陋就简地开展了各项学术研究，科研工作逐步转入正常，获得稳步发展。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抗战时期大后方科学研究活动呈现出多方面的特点：

一、尽力坚持原有基础科研究 着重应用科学研究

联大内迁后，各院所在不放弃原有科学研究项目的基础上，纷纷调整研究重心，将主要精力放在应用科学的研究上面。

1) 结合抗战的实际需要，各学科特别注重科学在国防军事及工业生产方面的应用研究，尽力服务抗战，支援前方。为了适应战时需要，西南联大多个院系开设了航空、无线电、通讯、军事工程等与军事有关的许多课程，并编译军事教材、参考书等，以供教学、训练部队，以及普及军事知识之用。以土木系和机械系为例，两系增加的军事类的课程有，庄前鼎的《兵器学》，施嘉炀的《堡垒工程》、《要塞建筑》，王明云的《军用桥梁》、《军用结构》，李谟识的《军事运输》等。这从1937至1938年度土木系课程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设计课程方面，土木系新增《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等课题；测量方面，该系四年级增开《航空测量》等选修课，并加强学生测量技术的实际训练，组织学生到巫家坝飞机场、可保村兵工厂等地实习。内迁昆明后，清华大学研究院于1939年恢复，除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共13部外，专门设立了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国情普查5个特种研究所（其中农业所下设3个组），密切结合战时实情从事有关军事、经济建设等多种专题研究。其中，航空研究所与航空学校等单位合作，研究飞机构造、飞机材料实验、风洞试验、航空气象等许多问题。该所空气动力学组，曾为航空委员会及所属的两个飞机制造厂设计新飞机模型数种。1940年迁往昆明白龙潭后克服困难建起当时国内唯一的试验风洞，为航委会第二飞机制造厂试验轰诈机模型。在编译和推广航空教材方面，该所成绩卓著，先后有《气动力学概论》、《飞机异型及螺旋桨原理》、《飞机试飞学》、《空军战略的检讨》、《降落伞部队》等20余种著述完成，或作为航校教材、或作为培训空军部队和普及防空知识之用。抗战初期到抗战胜利，该所完成的飞机试验、高空气象等方面的试验报告或论文竟有100余篇之多。理科各系，如化学、物理学、气象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地质学、地理学等，都十分重视将科学研究与抗战现实结合。其中，化学、化工研究由于学科特性与军事关系密切，内迁后大西南各科研院所与军工单位纷纷将研究重心转向硝酸、纤维、木材、汽油、酒精、煤油，橡胶等项目的研究，这方面联大也有不少成果，如1939年8月，中国化学会第七届年会在昆明举行，会上宣读的论文中联大有7篇，几乎都是与抗战和云南地方经济有关的，如《润滑油之重炼》、《活性炭之无效层》、《昆明桉树油之提出及其杀虫之可能性》、《对位硝基（代）苯酸在硫酸内之硝化作用》等。

在直接为抗战服务方面，西南联大也有突出业绩。1939年，清华无线电研究所为军政部学兵队训练通讯军官，学习期四个月，学成后全部归队参加抗战。1940年春，由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建议，由清华航空研究所与空军军官学校合办试飞员训练班，培养试飞员。该班设在昆明北门街71号清华航空研究所，学员中有首次在昆明上空击落入侵日机的飞行员。经师生们的共同努力，第一期学员如期毕业，这是空军抗战中值得注意的事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到昆明，急需翻译人员，联大为此举办了译员训练班，抽调闻一多、潘光旦、华罗庚、戴世光等人讲课和负责组织管理。1943年1月至2月，应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之邀，联大教授潘光旦、曾昭抡、罗常培、燕树棠、蔡维藩、张印堂、陶云逵、费孝通等赴大理，为军委团战地干部训练团大理分团讲学，参与培训为收复滇西反攻日军所需的军政人员。1943年2月的《云南日报》、《滇西日报》等，对此有详细报道且评价颇高。

2) 结合开发西南西北大后方各地资源，支援后方工农业建设，成为开发西部的先声。联大很多教师关注云南边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在云南地理学、地质矿产学、气象学、民族学、社会学、人口学、语言学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他们在实验与实习中，常常结合云南的自然条件，作出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尽管设备经费不足，生物学系的科研却能结合大西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林生产实践，选择一些不需要复杂分析仪器的课题进行，因而进展较大。赵以炳、沈同、沈嘉瑞、杜增瑞、黄浙、牛满江、殷宏章、吴征镒、吴韫珍等师生均有突出的成果。其中，一些研究结果陆续在美国发表。吴韫珍和吴征镒发现了植物新品种“金铁锁”，考证了《滇南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植物学名。生物学系教授沈同以云南盛产的野果余甘子作实验(由于其维生素C的含量远远超过别的水果)，研究维生素C与造血机能的关系。1942年，西南联大地质系与云南省政府合作，成立云南省地质矿产研究所，所长由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担任。地质矿产调查是大后方资源开发的基础工作，联大孙云铸、冯景兰、袁复礼、张席褆等许多地质学家对西南各省的许多地质矿产情况进行了调查，获得大批成果。其中，对云南的铝、锡、铜、铅、磷、汞等矿产都有新的发现。冯景兰教授对矿床学研究精深，云南矿业部门常请他去看矿，联大期间他完成了《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等重要论著。清华大学地学会创办的《地学集刊》，为中国地质学界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该刊发表的联大师生论文中，有很多均涉及西部地学问题，如《滇池水位之季节变迁》、《昆明都市地理》、《宜良坝子小志》等。工学院院长施嘉炀主持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工作，提出了云南水力资源开发计划，设计出一批小型水电站，有的当即动工兴建。土木系教授为昆明的建筑公司设计了昆明大戏院等建筑。机械系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研究改良云南的农具，系主任刘仙洲为云南明良煤矿公司研究设计用汽车发动机带动轻便列车运煤的装置法；化工系主任苏国桢得到富滇新银行投资，创建了恒通酒精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汽油严重缺乏而产生的燃料问题；张大煜教授在云南经济委员会资助下创建了利滇化工厂，用煤炼油，并从事桐油裂解制燃料油的研究与试验；化学系曾昭抡除了讲授《国防化学》外，指导助手或学生写的论文，也多与工业生产有关，如1941年的《云南盘溪糖业概况》、《云南开远、弥勒、宜良三线褐煤矿概况》等。为开发西部，联大许多师生参与西部少数民族调查和地方历史文化发掘整理工作，其中，向达等人参加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和敦煌、武威等地的考古，罗常培主持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吴泽霖的黔滇苗族调查，罗庸对滇中文化艺术的研究，高华年的彝语研究，等等，都形成了有价值的成果。社会学系主任陈达领导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对呈贡县进行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1944年暑假，戴世光教授主持了昆明市人口普查，这是新中国以前对当地人口进行的唯一普查。40余年后，戴世光写成的专著《1942—1982昆明环湖县区人口的变动与发展》中，就大量运用了这次普查的宝贵成果。罗常培、郑天挺、张印堂、潘光旦等教授还应邀参加了大理县志的修纂工作等。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在玉溪、峨山、新平、元江等县对当地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环境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其中，陶云逵教授就是在战时贫困的环境和艰苦的科学考察中，因为营养缺乏和劳累过度而过早逝世的。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是为抗日救亡、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大转移。它保证了我国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最后胜利的精神财富和人才资本，为战后中国的新的历史行程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和物质基础，为边远地区注入新的文明因素和发展动力，推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西南联大以其人才、思想、学术的优势，巨大地促进了云南等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甚至是跨越式的发展，它既是整个抗战救国事业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部大开发的先声。

3) 基础科学研究进入世界前列 科学战时科研转向是时代的趋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太注重应用科学而忽视了理论研究的偏向。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西南联大的科学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重视抗战急需的应用科学，也不忽视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基础科学。联大理工科的科研成就足以证明这点。

数学方面，华罗庚1941年写成的教学名著《堆垒素数论》获得当年教育部第一届国家学术奖励金，该奖励的评语称，华罗庚的研究成果与世界著名数学家相比，“较诸氏为优”，“而于堆垒数论尤有甚大贡献”。华罗庚在联大期间先后完成了20余篇论文，1937年至1941年，他的数学论文每年均在苏联《报告》杂志上发表。联大期间，陈省身对数学界知之甚少的示性类进行研究，发现了作为一般向量丛结构的基本不变量，被称为“陈省身示性类”。该贡献建立了拓扑学与微分几何学之间的联系，推动了整个几何学的发展。许宝騄在统计学中多元分析数学理论方面作出了若干处于世界前沿的工作，钟开来有关概率论与数论的研究也属创新。

物理方面，联大物理系是战时我国首届一指的物理研究基地，成果累累。主要有，周培源有关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速度脉动方程在湍流理论中的研究问题；饶毓泰、吴大猷、郑华炽有关原子、分子结构及光谱的研究，他们及其指导的学生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吴大猷1940年出版的《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是该领域的重要著作；王竹溪发表了有关热力学、统计力学方面的论文多篇，并指导林家翘、杨振宁等进行有关超点阵统计力学和数学的研究。马仕俊有关介子理论和量子场论的研究，张文裕、赵忠尧等关于核物理的研究，任之恭、孟昭英等有关电子学的研究，吴有训、余瑞璜有关X射线及其应用的研究，等等。有多项成果在世界上均属前列。1943年到1945年，经过李约瑟先生主持的中英科学合作馆介绍到国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共138篇，其中85 % 被著名的《自然》、《科学》杂志采用，它表明战时中国科学界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世界水平。这些论文有不少是联大的科学家发表的，物理系余瑞璜就发表了4篇。1939年，余瑞璜回国后创建了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开始从事晶体分析的X射线强度新综合法的应用，并将X射线分析法在我国第一次应用于生产，分析了云南、贵州的铝矿。他在昆明期间的工作成果作为唯一的中国人的贡献载入国际X射线衍射发展的史册。

化学方面，黄子卿1938年公布的他研究“冰-水-水蒸气”三相点的测定成果，被国际上公认为出色的成果；张青莲有关同位素和重水的研究，也为化学界瞩目。

地质方面，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主要由北大地质系组成，是中国高校实力最强、水平最高的地质系。1940年西南联大地质系成立地质学会，并增设研究部，招收研究生。这在中国地质界是引人注目的事情。抗战期间联大地质学家的许多研究，均属地学界开创性或前沿性的成果。1940年，孙云铸著《中国北部寒武纪化石》，由地质调查所印行，这是我国学者写的第一部古生物著作。联大期间，孙云铸在昆明北郊发现了三叶虫化石新品种和寒武纪地层，研究了中国寒武纪地层界限问题。以后，他又发表了《云南志留纪及泥盆纪地层》等重要著述。王鸿祯、郭文魁等人有关西部地学的研究也有相当价值。其中，郭文魁1941年首次在滇东地区发现奥陶纪地质及第四纪冰川现象。他对四川油气田的研究指出了找矿方向，并为后来勘探开发的实践所证实。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的刊于国内最权威的《中国地质学会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善于将课堂教学、野外实习、和云南实地调查结合起来，有计划地指导学生完成从钻研书本、观察实验，到整理标本资料、分析对象、绘制图件、撰写毕业论文等一整套科学训练过程，为学生终生从事本专业打下良好基础。该系160余名毕业生中，新中国建立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20余人之多。

生物方面也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生物学系汤佩松和物理学系王竹溪合作，1941年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发表了《离体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论述》的论文。首次用热力学概念精辟分析了水分进出细胞过程的规律，被国际上公认是植物生理学上的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另外，汤佩松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昆明大普吉）建立的植物生理组，是当时中国植物生理研究的一个中心。他和殷宏章、娄成浩、罗士苇等十多位同事或助手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生长素、生物化学、生物物理、植物油、微生物生理、抗生素、植物感应性等方面，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培养了不少有声望的植物生理学家。联大农业方面的科研成果从当时中国最权威的自然科学期刊《科学》发表的论文也可以看得出来。1938年到抗战胜利前夕，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就有60篇之多。

中国大学科研从20世纪20年代起步，至全面抗战前已有相当基础。虽然处于战时动荡的艰难环境，但是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却怀着科学发现与文化积累的远大目标，注重科研与教学的紧密结合，奋力钻研开出很多国内没有的新课程。如华罗庚的《解析数论》、《连续群论》、《行列式》、《方阵》，陈省身的《黎曼几何》、《射影微分几何》、《拓扑学》，罗常培的《汉藏语言调查》、王力的《汉越语研究》、《语言学概要》，邵循正的《蒙古史》、《波斯史》，汤用彤的魏晋玄学、印度佛学等，……等等。工学院在编著和翻译教科书方面也成绩斐然。其中，刘仙洲的《机械原理》、吴柳生的《工程材料实验》等，被国立编译馆列为部定大学用书。蔡方荫的《普通结构学》、陶葆楷的《军事卫生工程学》、吴柳生的《航空站设计》、夏坚白、陈永龄合著的《应用天文》等，被列为大学教材。这些成果注意汲取国内外最新内容，具有创新性与前沿性，也更有利于促进教学与培养学生成才。杨振宁多次说，他在联大所学的物理学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物理学。

二、普遍注重实地科学调查，联大师生有突出表现

整个抗战时期，科学考察蔚然成风。这是科研转向的必然要求。战争迫使中国广大科学工作者离开正常的科研环境，大后方的自然条件给科学家提供了广阔的科研基地，也刺激了科学家进行实地研究的热情，纷纷走向大自然。这不仅使内迁中图书仪器等损失得到弥补，而且开创了科学家走出书斋，面向实际，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科研风尚。

战时后方科学考察十分频繁。科学考察伴随内迁而进行，内迁初步完成后，大后方的科学考察规模随之扩大，1940年至1941年川康西北西南一带的科学调查工作由学会主持的就有好几次。这些考察团体既有官方组织的，也有民间科学团体自行组织的。联大师生组织的也有多起。这里介绍联大教授曾昭抡率领的两次考察。

一次是在1939年进行的“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对西康省的考察。此次考察活动是1938年11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年会“为尽科学团体报国之责任，应从事边境科学考察工作”而议决的，得教育部长陈立夫、西康省建设厅长叶秀峰等的支持，由社长杜长明，社友胡焕庸、曾昭抡、屈柏传、江志道任筹备委员负责筹备，以后数月中几次开会商讨具体事宜，至1939年3月公开征求考察团员时，却是“报名者寥寥无几”，后经多方活动，方有社员参加。在此情形下，曾昭抡挺身而出率团前往，于是开始了艰险异常的西康考察的行动。此次考察得西康省政府资助7000元，教育部资助3000元。曾昭抡任团长，团员有朱炳海、谢息南、王庭芳，尹钦尚、朱健人、杨衔晋、严忠、冯鸿臣、陈笺熙等，均为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友。考察团分地理气象、农林畜牧、药物、工程四组，自1939年7月8日起，至10月14日止，历时3个多月，各组行程总计3220公里，详细考察了西康省西南，西北地区的地形，气象、森林、畜牧、植物、矿产、水利、民族、社会、交通、工程等各项。此次考察，曾昭抡、陈笺熙为工程组，走的是从昆明至重庆、成都、雅安、康定、九龙、木里、丽江、鹤庆、邓川、大理，再返昆明一线，其历程艰难万分。相当行程中过的几乎是野人的生活。曾昭抡事后回忆说：“我们越过海拔四千八百多米的高峰，穿过几十里长的大森林，走过几十里远的大草原，经过一百多里没有人烟的境域。……黑夜骑马，涉水渡河，蛮家借宿，林间打野，……我们曾经好几天没有吃过米饭，好些天缺乏医药。我们曾经吃过青稞粉，还吃过狗吃剩下来的火腿。……这些地方，成为问题的，不是苦和乐，更不是干净和肮脏，而是死和活。”

考察团返回后，很快写出了15万字的科学考察报告，由陈立夫题名，于1940年印出。限于经费，更多的考察资料无法付印，曾昭抡及团员便将测绘的地形图路线图51幅，晒出10份分送有关机关，所拍200余幅照片也设法找刊物发表。不仅如此，自1939年底起，曾昭抡加紧时间，陆续写出详尽的考察记《西康日记》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自1939年11月至1941年2月，断续连载一年余，创下了中国近代报纸长篇连载的新纪录。该连载深受读者喜爱，曾昭抡的亲戚俞大缜说，《西康日记》连香港的小姐太太都爱读。

《西康日记》刚连载完，曾昭抡又开始筹划新的考察活动。1941年7月，他任团长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去考察从未让外界清楚了解的神秘的大凉山彝族地区。曾昭抡出面组织的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经费完全靠自筹，除他自己拿出大笔经费外，参加的学生也凑出了三个月的伙食费。团员有裘立群、陈泽汉、马杏垣、钟品仁、黎国彬、周光地、李士锷、康晋候、柯化龙、戴广茂10人，来自联大化学、地理、地质、生物、社会、物理、政治等系。考察团1941年7月2日由昆明步行出发，经禄劝、鲁车渡、会理抵达西昌。在西昌停留了12日。8月4日，考察团自西昌出发开始深入大凉山腹地，9日到达昭觉县城，10日至竹黑，11日在竹黑分为甲乙丙三组在此分手。曾昭抡和化学系学生裘立群为甲组，选择的是最艰难也是此行主要的考察路线。他们雇请当地彝族带路，顶风冒雨，攀上大凉山绝顶黄茅埂，在牧羊人的临时羊圈里过夜，半夜大雨倾盆，衣被皆湿，只好起来围着火塘坐了一夜。自黄茅埂下山后抵四川省的雷波县，然后取道屏山到宜宾。9月1日抵成都，参加刚刚召开的中国化学会第九届年会。考察团历时101天，其中步行一千余公里，对大凉山地区的地理、矿产、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状况作了详细的考察。回昆明后曾昭抡及时整理了考察结果，1942年2月印行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当年5月在昆明武成路办了个西康科学考察展览，随后又写了多篇文章和举行多次演讲，向世人介绍考察经历和大凉山面貌。接着曾昭抡写了两本专著《滇康道上》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出版，详细记载了此次考察的经历与成果。两本书至今仍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三、普遍采取合作研究，注重学科的横向联合

一方面内迁使广大科研院所丧失了珍贵的研究资料设备，单枪匹马进行科研似乎已不可能。于是，放弃成见，精诚合作，共渡难关以复兴科技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科研机构高度集中为合作攻关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内迁后的大后方科技界纷纷打破院所界限，实行联合攻关。合作研究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西南联大合作研究的单位有政府部门，如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经济部、交通部、农林部等或所属单位，以及云南省政府与相关市县；军事单位有军事委员会、陆军交辎学校、中央航空学校、军委会驻滇干训团等；科研单位有中央研究院、中央农业试验所、经济部地质调查所等；工矿实业有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石佛铁路等；教育文化单位有昆明广播电台、国立北平图书馆、云南大学等。合作的项目大多切合抗战需要，如课题合作、讲学、培训、技术支持、征集中日战事史料、科学考察、社会调查等。合作研究不仅缓解了战时科研困难，而且充分发挥了高校与独立研究院所各自的优势，使科研能力得到强化。

此外，各科研机构内部及相互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十分频繁，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研讨会、演讲会、报告会已成为大后方科研的重要内容，学术交流打破了学科界限，出现了跨学科的联络，显示了战时科学界的壮大与发展。由于全国绝大多数学会云集大后方，为了推动科学研究，联络会员交流研究成果，互通信息，各学会纷纷举行学术年会。其中，中国化学会的活动最活跃。从1938年到抗战结束，每年均克服困难举行学术年会；还在设立了成都、昆明、重庆沙磁区、遵义等十余个分会。在这些活动中，联大化学家是主要力量和积极分子，中国化学会第七次和第十三次年会在昆明举行时，联大是主要承办者。在大型学术活动定期举办的同时，小型学术活动更为频繁。如西南联大生物系每两周就有一次科学讨论会，除本系师生外还邀请云南大学及农业研究所的同行参加。

四、中外科教交流日趋活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日趋突出，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一度中断的中外科学交流又恢复起来，有的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大批中国的专家学者、留学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相继出国讲学，求学和接受培训。联大方面也有明显成效。

1939年8月至1940年6月，王力赴河内远东博古学院研究东方语言；1941年5月，夏翔、朱宝等五位教师获得半官费赴美研究，其中夏翔是到美国春田大学研究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军事体育及训练方法；1943年教育部先后核准陈省身、孟昭英、张文裕、朱汝华、张友熙、华罗庚等赴美研究或讲学。1944年赴美研究、讲学或做访问学者的有李景汉、莫冲芹、杨振声、陈序经、殷宏章、罗常培、冯桂连、张景钺、杨石先、刘仙洲、任之恭等；1945年到1946年有马仕俊、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等。这些活动有些是中外交流中的重要项目，如张文裕、孟昭英的出国，系1943—1945年间，中国政府应美国国务院之邀，选派17名教授赴美讲学的计划之一。1943年到1945年，中国派遣教授、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赴美、英、印等国讲学考察的约200人，联大教授占了相当的比例。

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水平远落后于英、美等国，中国科学界在国际交流中“受益非浅”，吸取了国外的先进科技信息，也得到一定的物质援助，培养了以后建国所需的栋梁之才，其意义重要而深远。杨振宁、李政道就是通过留学深造，进而在物理学上取得重大成果而获诺贝尔奖的。

抗日战争激发了科学工作者的爱国热情，艰苦的环境使他们科研水平超常发挥，而且锻炼了科研人员，许多成果达到三、四十年代国际科学界领先地位。造就了整整一代科学人才。西南联大既潜心于科研，又注重培养后备力量，使许多青年脱颖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民的正义的抗日战争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诗人歌德说：“自由无非是要给以这种可能性，在一切条件的制约下做合乎理性的事。”西南联大正是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做出了符合抗日救国目标，推动国家民族发展的卓越业绩。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瑾、张新华《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科技进步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2） 《化学通讯》（中国化学会第七届年会专号）第3卷第5期，1939年11月1日。

（3） 王仰之《中国地质学史大事记》，《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

（4） 戴念祖《中国物理学记事年表》，《中国科技史料》1984年第1期。

（5） 王宗训《中国植物学发展史略》，《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3期。

（6） 任南衡、张友余 编著《中国数学会史料》，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 曾昭抡《西康日记》，香港《大公报》1939年11月-1941年2月连载。

（8）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求真社，1945年4月重庆初版、1948年8月上海再版。

（9） 曾昭抡《滇康道上》，桂林文友书店，1942年1月。

（10） 戴美政《30年代曾昭抡教育与科学活动述评》，《一代宗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1）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 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2）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13）王渝生 主编《中国科技百年图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说明：本文是作者为西南联大校史改版联大科研部分解说词撰写所作的初步研究，尚待充实完善。

刊于《西南联大研究》（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