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号叔伟，湖南省湘乡县荷塘乡人(今双峰县荷叶乡)．1899年5月25日 (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生于长沙城内陈宅其母亲家，是晚清重臣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幼时由母亲陈季瑛带着随任江苏候补道的父亲曾广祚居南京。约在1904年随父亲举家迁回家乡湘乡荷塘乡万宜堂。故早年曾昭抡求学时都将籍贯写为“湖南长沙”，以后才改为“湖南湘乡”。

曾昭抡在5岁时即在父亲和垫师严教下学习中国古代典藉，接受封建启蒙教育。1912年夏与胞兄曾昭承一起进长沙美国圣公会办的雅各(注：请勿与后文的“雅礼”相混)学校读书，半年后离开雅各学校进美国基督教雅礼协会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堂预科学习。1915年夏，还未毕业即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当年经考试插入中等科四年级，次年升入高等科一年级，1920年7月从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毕业。

1920年夏他作为公费留学生赴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1923年获该院理学士学位，接着转入该院化学系继续深造，1926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有选择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 On The use Of  Selected derivatives in The  Specific Characterization Of Alcohols，Phenols，Amines and mercaptans )

    1926年夏，曾昭抡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回到祖国，到上海后先暂住在湖南同乡、雅礼大学堂预科时的同学韩祖康家，没多久又到亲戚俞大絪家暂住。俞大絪的母亲曾广珊是晚清著名数学家曾纪鸿之女，曾纪鸿之父即曾国藩，所以，俞大絪就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而曾昭抡是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这样，曾昭抡和俞大絪就是三代后的表亲了。曾昭抡在俞家也未住多久，即赴广州参加中国科学社第11届年会，这是1926年8月间的事。

到广州后，受大革命的热潮感动，曾昭抡便留了下来，随后进广州兵工试验厂任技师。厂长文素松，党代表姓贾，他们很信任曾昭抡，让他试制新炸药。曾昭抡又请了清华学校时的同学、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熊祖同一起工作，因为熊祖同在美国一家兵工厂实习过炸药制造。1927年6月，曾昭抡回上海与俞大絪结婚，接着两人又到广州。但此时广州局势已变，曾昭抡短暂停留后又同俞大姻一起回到上海，这大约是1927年8月。接着，曾昭抡应胡刚复之邀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原东南大学)化学系任副教授(当时该校未设教授)。俞大絪也考入上海沪江大学读理科。不久，第四中山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曾昭抡由此开始了他后来的教育生涯。

一

    曾昭抡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者和化学研究的开拓者，引进西方科学文化富有远见的科学家，为我国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曾昭抡自小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教育，民族自尊意识强烈，少时在雅礼大学堂和清华学校较系统地接受了西式教育，对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启蒙思想有了初步的领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了全面系统的科学教育，掌握了近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接触了20年代化学研究的新成果，从而为从事科学和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第一流的理工科大学。该院化工专业创建于1888年，是美国第一个化工专业，也为西方最早的化工专业之一。曾昭抡入学当年即为化工系独立建系之年，他的导师萨·莫利肯、化工系主任沃伦·刘易斯、化学系主任弗·凯斯、理论化学研究室主任阿·诺伊斯等，均是著名化学家，他们的研究思想与教育方法对曾昭抡有深刻的影响。在该院求学期间，1924年曾昭抡就发表了《理论科学与工程》等文章，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工业界合作、教学科研协调发展、独立发展民族工业、化学教育要培养化学观念、培养全面人才等主张，是我国现代早期具有民族自尊心和清醒头脑的科学家的代表性观点，诚属难能可贵。

    20年代末曾昭抡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就从基础工作做起，改善实验设施，选用适宜教材，试编自用讲义，改进教学方法，配备外文书刊等，在该校化学系建立起规范有序的有机化学教学与管理制度，走在国内有机化学教学前列。他为此作了系统的总结，写了《一年余之有机化学教学》，在1929年7月发表。更为可贵的是，早在“九一八”以前，曾昭抡就意识到国防化学教育的重要性，从振兴兵工事业以图自存的目的出发，率先在国内开设炸药化学课程。此课当时仅东北大学、中央大学两校开设。为解决教材缺乏问题，他多方搜集资料，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炸药制备实验，将结果整理编成中英文讲义进行教学。他任主任的中央大学化工科，是继浙江大学之后我国最早建立的化工系科，对我国高等化工教育也作了开创性的工作。1929年4月，曾昭抡受聘担任全国高等中等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高等工科和应用化学课程标准。这是在我国高校首批课程标准未正式公布前所做的教学管理方面的开创性的基础工作，其意义值得重视。1926年起，曾昭抡作为“对于本学科有精深研究者”，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聘，作为该会在全国数所大学举行“科学教席”中央大学化学学科的主讲人，为提高师资水平和大学办学质量而系统讲演。此事在中央大学一直坚持至1931年。

    1931年8月，曾昭抡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主持系务时，正值北大遭受摧残被取消校名和合并到他校的劫难过后，新恢复的北大在蒋梦麟校长主持下急待复兴。曾昭抡在此情势下对北大化学系进行全面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整顿教师队伍实行教授专任；倡导教师科研以推动教学；增建实验设施添置仪器书刊以保障教学科研；译编教材致力学术独立……经过数年的艰苦工作，使北大化学系建立起完善的符合近代高等教育规范的教学与管理制度，全系面貌为之一新。1934年11月的《时事月报》报道说：“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自二十年度曾昭抡氏就任主任以来，对于设备上之整理扩充，不遗余力。计此三年中，共增加学生实验室三间，教员研究室七间，仪器药品共计约六万元。最近并将煤气厂大加革新及扩充，三四年级学生之实验室增加高压空气及蒸汽管之设备，为数亦几及万，故今日该校化学系之设备，在国内已属不可多得。而此项新建设之所需之经费，悉由极力撙节及专任教授特别多担任课程所积而来，并未增加学校负担云。”这里所说的“专任教授多担任课程所积而来”，指的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函聘专任教授举办“科学教席”演讲，按每校讲座数辅助资费以供改善办学条件之事。而主讲教授所余之工资(其工资已由中基会承担)，则用于购置教学设施。仅此一项，足以说明曾昭抡对北大化学系的贡献。

    曾昭抡并非是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教育家。以教材建设而言，限于当时国内大学遍采用外国原版教材的状况，他的作法是经反复比较后再挑选质量高、版本新、有代表性的外国教材，这在30年代《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中有详细的目录。并且，他率先示范带领教师结合国情翻译或自编讲义。1933年他翻译的《有机物质分类反应及鉴定实验》一书，是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化工系教师阿·诺伊斯和萨·莫利肯合著的教材，曾昭抡说这是有机方面极重要之著述。除此之外，他编写的还有有机化学讲义等。到1934年，北大化学系22门必修和选修课中，教师自编讲义的已有10门，在西方学术中国化方面有了进展。其余改革限于篇幅不能在此细述，但这里须举出最重要的三点。

    其一，实行教学与科研并举，最早是德国研究型大学的传统，以后移植到美国后，就在讲求实用和富于开拓的美国高等教育中生根开花。以曾昭抡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而言，1926年的7名教授中，有5名就毕业于德国的莱比锡、哥廷根等大学，最鲜明地体现了受德国影响的特点，对曾昭抡等留学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曾昭抡主持北大化学系后，在1931年就试行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科研撰写毕业论文的制度，至1934年第一批学生毕业论文完成时就正式推行。此事在当时中国高教界仅有两三所学校实行，是高等教育中的开创之举。费孝通先生说：“中国大学里做实验，摘研究的风气至少在化学这门学科里可以说从曾公开始，即使不能这么说，也是因曾公的努力而得到发展的。”确为公允之言。

    其二，曾昭抡是率先将爱国思想和国防教育贯彻到高校化学教育的教育家。

    1931年9月17日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第二日正遇“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的耻辱增强了他救亡图存的决心，也促使他加快这类课程建设的步伐。1934年，他著述的《炸药制备实验法》出版，1935年又出版了译作《化学战争通论》，这样就有了正式教材，使该课走上正轨。他不仅在北大化学系讲授，还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去演讲；不仅是课堂讲授，还把国防化学教育结合到课余生活中。1937年5月15日，曾昭抡借全校举办春季运动会之机，指导师生在北大一院风雨操场举行国防化学展览会，展出了毒气5种，又施放烟幕弹10余枚，举行了全系学生戴防毒面具的400米接力赛跑。“结果观众甚为满意”。北平市第三民众教育馆，因此向化学系借去全部展品，从6月初起在该馆展览一月。在民族危难的关头，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场景。它给富有“五四”、“一二九”光荣传统的北大，又增添了英雄的色彩!

    其三，曾昭抡是个民族意识强烈但又有开放眼光的教育家，也是位超越世俗偏见的探索者。他全力倡行的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深刻影响了化学教育，促进了近代大学面貌的更新。1936年6月，在许多人疑惑不解的眼光中，曾昭抡率北大化学系师生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在日本的多个城市参观考察若干大学、化工厂、研究所、博物馆等，并与日本化学会聚谈。代表团中有教师8名，学生27名(其中3名是女生)，他们获得的收益绝不是单纯课堂教学所能得到的。回国后他写了详尽生动的考察记《东行日记》在《大公报》上连载，国人争先阅读，最后应读者要求以单行本发行。今天重谈此书，我们在赞叹作者观察生活分析社会的犀利眼光和准确记述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它在学校教育中的深远意义。

    同年11月，绥远抗战发生，中国军队抵御日军策动的蒙伪军和汉奸的入侵取胜，收复了百灵庙等地。国内为之振奋，但也为敌军使用毒气的传闻而恐慌。曾昭抡率北京大学劳军代表团赴绥远慰问傅作义部抗战将士，带去了防毒面具、药品等慰问品。他和师生冒着零下30余度的严寒到前线阵地考察，搜集现场证据，对前线将士和群众发表抗战演讲和作防毒宣传，四次访问傅作义将军了解战况。回到北平后即向报界发表谈话并写了《绥行日记》连载，对增强国人抗战信心，消除对毒气侵袭的恐惧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参与慰问的同学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中也增加了见识，增强了救国责任感。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再贯穿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不是我们今天大学教育实施的重要措施吗。而这些，曾昭抡在30年代就已实施了。为此我们不由得要向这位爱国教育家致以深深的敬意!

总之，曾昭抡30年代主持北大化学系的时期，是该系重新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事后《北大化讯》说：“曾先生来主北化，是在民国二十年的夏天。时值北大新创之后，元气大伤。曾先生就在此残破局面下翩然临止，锐意整顿，为母系不断输入新的血液，而我北化亦藉这位贤良保姆的辛勤劬育，得以日新茁壮，在国内化学界崭露头角，赢得其应有的学术地位。”

二

    曾昭抡是我国化学研究的开拓者，中西科学交流的勤奋沟通者之一，为我国化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曾昭抡的第一篇化学文章，现在见到的是1924年2月发表于《科学》上的《碳与氢的化合物》。该篇只列出了几个有机反应式，属补白性质放在刊末，价值一般。而此段时期最有价值者，当属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写的博士论文《有选择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此篇论文约380页，由引言、文献综述、问题、实验部份、结果与讨论、摘要、附录等七大部份组成，仅附录就占了45页。在引言中作者说：“该研究旨在通过制备并比较几个系列的衍生物，探索其作为鉴定醇、酚、胺和硫醇之终极试验的实用性。顺便提一句，正是由于所制备的许多化合物在结构上的紧密相关，使得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化合物的结构与熔点的相互关系上。”这就清楚表明了论文阐述的中心与重点。该论文由一系列复杂的试验结果分析与研究性总结组成，它奠定了曾昭抡日后回国所作的一系列化学研究的基础。曾昭抡的导师萨·莫利肯、该系教授阿·诺伊斯均为美国著名化学家，前者是无机分析方面的权威，所著《无机物质定性分析》一书，在化家界有相当影响。莫利肯的儿子罗伯特·莫利肯是曾昭抡的前九届校友，后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6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者是首创有系统的有机定性分析的权威学者，所著《纯净有机化合物鉴定法》一书是有机化学方面的重要著述。诺伊斯还是美国《化学文摘》的前身—《美国化学研究述评》杂志的创办人。曾昭抡后来所以成为《化学文摘》的撰稿人，大概受到诺伊斯的影响；了解这些，有助于了解曾昭抡的化学研究工作。

    曾昭抡的研究涉及化学科学的许多方面，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理论化学、国防化学、工业化学以及化学史等等，有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尤以有机化学、化学命名原则、国防化学方面贡献突出。

    在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卤代物的制备方面，他与合作者有不少研究报告，其中尤其注重依靠国内资源解决化学研究基本原料问题。他对谷氨酸、醌、有机氟化物及有机金属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制备胺类化合物、盐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以及合成甘油脂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他和自己的助手胡美合成的“对——亚硝基苯酚”这一重要成果，已载入有机化学词典，为国际化学界所采用。

    在分析化学方面，曾昭抡对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的研究和改良，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其中他将导师莫利肯的熔点测定仪加以改良，曾为我国各大学普通采用。

    在有机理论方面，曾昭抡和孙承锷等提出过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其主要贡献是，指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的关系，若想求某一化合物的沸点，只须将各原子半径代入，即可算出。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熔点的公式。

在分子结构方面，曾昭抡等测得四氨乙烯的偶极矩为零，证明此化合物有对称的结构。还测得已二酸的偶极矩为4.04D，并推断出这种酸具有桶形结构。

至于国防化学、化学译名、近代化学史方面的成果，笔者将在另章介绍。总之，在中国化学研究刚刚开始的二三十年代，曾昭抡和他的助手、学生所做出的许多贡献，代表了当时中国化学研究的一部分水平，有的并为世界化学界所重视。这里仅举一例说明，30年代味精工业在亚州较为发达，但欧美刚刚起步。1935年春，美国新译西州卡姆登城(Camaen)的甘拜尔硝化甘油公司（Campbell Soup Co)想制造味精，须一专家帮助，特来电询北大化学系曾昭抡。曾昭抡忙于系务无法前往，便推荐助手胡美赴美解决。胡美于当年5月抵该城为该厂作研究设计，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为此曾昭抡说：“查美国为化学工业先进国家，而我国则素称落伍，似此我国化工专家赴美，实开空前未有之例。”

曾昭抡的科技著译有数百万字，包括多部专著和一百余篇化学及相关科学的著译论文。三四十年代的这类作品散见于《科学》、《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化学工程》、《化学通讯》、《中央大学理科报告》、《中央大学科学研究录》、《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东方杂志》、《科学世界》等数十种科学期刊和综合性期刊中，在科学界深有影响。这些成果，是在强敌压境，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做出的。曾昭抡事后回顾说：“九一八以后，平津早入特殊状态，随时岌岌可危，该地学术界，努力争取时间，做了五年丰富的研究工作，已属不易。”这就清楚地表明，曾昭抡不是单纯做科学研究的书生型学者，而是时刻心系救国责任的爱国科学家。

三

曾昭抡是我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的先驱者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建人之一，中国科学事业贡献卓越、热情充沛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他多次担任中国化学会会长或理事长，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和多种科学期刊的编委、编辑、专栏撰稿人。他全力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对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国立编译馆、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等科研机构和社团的工作均作出过重要贡献。

他最早的科学活动，可追溯到20年代初美国留学时期，是受西方科学团体影响和激发的行动。中国的化学团体最早出现在1907年，是一批留欧学生组织的“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以后又有国内外的化学工作者、留学生组织的化学化工团体，但都未成长起来。1924年，中国留美学生庄长恭、李宝庆等人发起、次年6月1日在美国成立的“中华化学会”，有留美学生数十人参加。该会筹备之初，为修改会章就推定曾昭抡、徐善祥、胡安恺等5人为委员，王箴、陈可忠等9人为征求会员委员会委员，联络海内外热心者共同推进会务。该会成立后即以创办《中华化学会杂志》为最主要之任务，于1925年10月聘曾昭抡为杂志总编辑，熊祖同为杂志总经理。后因经济困难及稿源不济等原因该杂志终未办成。至于中华化学会，迁回国内后还持续了一段时期，1928年后则陷于停顿。这些化学团体，存在时间多数均不长。但它们都为中国化学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九一八烽火，加强举国人民同仇敌忾之心情，”中国科学界人士“深知外侮日亟，换救危亡，非群起奋斗不为功”。1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了国立编译馆自然组主任陈可忠的建议召开全国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三大问题。是时，平津沪苏浙皖豫粤桂湘鄂等18省市的化学家聚会南京，共商中国化学发展大计。曾昭抡同王箴、王琎、戈福祥、吴承洛、李方训、邵家麟、倪则埙、张江树、陈可忠、陈裕光、黄新彦、戴安邦等45人参加，他们均是“留学欧美日本，研究化学多年，著有特殊成绩者。”开会之中，群情激奋，深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咸期各以所长，贡献国家而日臻自强之域。”于是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达”。科学家行事，条理加上毅力，功效极高，几天之中，他们草拟了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确定了创办会刊、组织专门委员会等重要事项。1932年8月4日晚，国立编译馆在中央饭店宴请化学讨论会全体会员，与会者公推王琎为临时主席，宣告开会意义，李运华为临时书记。是时，由胡安恺提议，中国化学会就此宣告成立，全场随之一派欢呼，赞成通过。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此次会上，曾昭抡同陈可忠、陈裕光、丁嗣贤、王 琎、姚万年、郑贞文、吴承洛，黄新彦、李运华、戈福祥共11人当选为理事，再由理事推举陈裕光、吴承洛、王琎三人为常务理事，分任会长、书记、会计。通过了刊行《中国化学会会志》及设立基金委员会、国防化学委员会等4个委员会的决定。众皆认为，会志“内容包括高深研究、用西文发表，以便与国外交换”。因此，知识广博、学业精深、通晓多种外文的曾昭抡便被推为会志总编辑，郑贞文为会志总经理。按理事会决定，曾昭抡聘请了黄子卿、高崇熙、韩祖康、康辛元等人担任会志编辑，积极动手筹备会志编辑印刷发行事宜。

中国化学会是由中国化学家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它是科学史家库恩所说的那种“科学共同体”，是遵循某一范式的科学家在思想、行为上趋于一致的必然产物。中国化学会诞生在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从愚昧走向科学、从落后走向发展的30年代，它不仅担负着引进西方近代化学、促进中国化学发达的历史任务，而且，抗日救国的历史责任也不可避免地落在这些化学家的身上。与西方化学家明显不同的是，中国化学家都想寻求科学救国之路。曾昭抡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人受强邻之压迫，益知非切实工作，尽力研究，不足以图存，故埋头苦干者，日益增多。”吴承洛说：“际兹国弱民贫之时，习化学者，尤当联合全国同志，组织健全学会，共同研究，以促吾国农工业及国防之进步，与纯粹化学科学之发展。”

这些主张，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化学家强烈的爱国精神与自强志向，它体现在中国化学会所有的活动中。

既有共同理想，又有一致努力，中国化学会成立后各项事宜均在积极进行。经多方筹备，《中国化学会会志》于1933年3月创刊出版，代表中国化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这份学术期刊终于展现在世界化学界面前。创刊初期，该刊以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的稿件为多，经过曾昭抡等同仁的工作，自1934年第2卷后，南方稿件开始增加，反映面也较前扩大。为保证质量，采用较好的纸张印刷，故费用较高，曾昭抡就将自己的薪金贴入其中，1938年10月刊行的《化学》第2卷第4期的《中国化学会收支报告表》的“捐款”一项，就清楚列出曾昭抡捐款257.19元的数字，约占当时每期会志费用的60％。

《中国化学会会志》创办后不久，因总经理郑贞文“不久即以职业上关系，远适他省，不能履行职务”，便由曾昭抡兼总经理一职。这样，曾昭抡更为忙碌，但他始终坚持工作，使会志基本能正常出版，博得理事会和全体会员的一致好评，在国际化学界的影响也日见增加。1934年8月陈裕光会长致广西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书面报告说：“会志与杂志方面，现已按期刊行，内容优美，颇引起国内外学术界之注意，此因主编之努力而同人之源源惠稿始足以致之”。戴安邦描述当时情形说：“该志在国际化学学术界已占得相当之地位，颇受各国化学家之重视，故其所载之论文常被引证。”《中国化学会会志》是我国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化学期刊，对于促进我国化学研究和中外学术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曾昭抡对我国化学事业的重大贡献，当然也包括同仁的努力。

中国化学会成立后，在陈裕光、吴承洛、王琎等人的领导和全体同仁努力下，会务蒸蒸日上。1933年8月在南京举行第一届年会，主要议决事项有创办国内刊物《化学》，商讨度量衡名称问题，设立合作委员会促进研究，在各大学设立国防化学研究讲座，研究国防工业，以及经费、会所等。对这些决议曾昭抡均努力贯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创办中国化学会国内中文会刊《化学》，曾昭抡更是热心异常，积极投入筹备工作中。《化学》(《化学通报》前身)1934年1月创刊，总编辑戴安邦，编辑为曾昭抡等多位化学家。曾昭抡负责主编该刊《中国化学撮要》专栏，他按化学科学体系分类编排，设有20余个分栏，采用题录、内容提要、简介和文摘等方法著录文献特征与外表特征，以文摘为主，著录颇为详细。涉及化学各个领域和与之相关的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动态、信息。每期篇幅约30-50页，条目多达500条许，绝大多数为曾昭抡编撰，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中国化学撮要》开我国科学文摘工作之先河，其内容广泛、条理清晰、介绍简要、评价中肯。不仅为总编辑戴安邦先生称赞，也为学术界叹服。它在我国科技目录学史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为我国化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较重要的贡献。今天来看，也具有不可磨灭的科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是研究中国现代科技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二届年会1934年8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此届年会讨论议决了筹募基金，拟定国防化学计划，编纂大学化学杂志，编辑化学化工丛书，调查国产原料状况以试制化学仪器药品，与教育界和工业界合作推进中国化学发展等，标志着中国化学会已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此时《中国化学会会志》和《化学》已分别创刊一年余和半年多，曾昭抡、戴安邦分别在会上报告两刊出版情况，得与会者一致肯定。

曾昭抡是具有世界眼光的科学家，十分重视中外科学交流。还在30年代初期，他就是美国化学会会员，负责向著名的美国《化学文摘》(Cheroical Abstsats)提供中国科学期刊的英文摘要。此事最先由北平协和医院美藉教授窦维廉承担，后因忙不过来，便约曾昭抡一起做。曾昭抡的文摘有的通过窦维廉转寄美国，有的则自己直接寄。抗战爆发后此事一度中断，但曾昭抡克服了大后方资料流通不畅的困难，将此项工作重新做起，一直持续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止。不仅如此，曾昭抡也倡导中国化学家关注此事，1935年8月中国化学会南宁年会前，他就和重庆分会一起提出，因《中国化学撮要》缺少国外研究报告，“特请用中文编辑化学撮要，包含全世界关于化学各种研究报告等”。此案提出后，甚得重视，但一时实施还有困难。经过化学界同仁努力，《化学》决定专辟《化学译要》专栏，由中国化学会日本分会负责将各国化学报告摘要译出，供该刊发表。从1937年2月《化学》第4卷1期起，《化学译要》在该刊刊出。同《中国化学撮要》相似，也分20余个分栏，尽量周详完备。这当中也有曾昭抡促成之功。

30年代曾昭抡如此重视外文化学文摘工作，确为远见卓识之举，它同《中国化学撮要》一事，互相联系影响，在开创我国科技文献著录和中外交流中功不可没。

第三届年会1935年8月在广西省南宁市举行，是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学社等5家团体共同举行的“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到会数百人，一时盛况空前。曾昭抡作为中国化学会总代表参加大会主席团，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化学会与中国近年来化学之进展》的报告，对近代以来的尤其是30年代中国化学的状况和中国化学会的贡献作了概括、简略的介绍。这位年青化学家善于把握全局，总结历史的眼光与才干，使与会者振奋异常。广西年会是曾昭抡在中国化学会领导才干显露的开始，是其一生的一个转折。

1936年8月在北平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举行的“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由中国科学社发起，中国化学会及数学，物理、动物、植物、地理等学会参加，是30年代中国科学界规模空前的大聚会。此次联合年会有大会报告、学术演讲、论文交流、科学展览、参观考察、文艺娱乐等内容，可谓热烈丰富，异彩纷呈，给古老的北平带来了清新活泼的科学空气!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作为年会总委员会委员长、主席团成员在会上致开幕辞，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致闭幕辞。作为年会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闻(即宣传)委员会的委员，曾昭抡从筹备到结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他商得《大公报》支持，年会期间在该报专辟《七科学体联合年会特刊》，对会议作充分报道。该特刊于1936年8月17日年会开会第一日正式刊出，曾昭抡撰写的《发刊词》对“九一八”后五年里中国科学发展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精辟阐述了专门学会和各科学团体“彼此合作和互相勉励”在发展中国科学中的重要作用。由于他对中国化学的贡献和表现出的杰出才干和组织能力，在此届年会上他被选为中国化学会会长，由此担起发展中国化学更大的责任。

第五届年会在山东青岛大学举行，曾昭抡继续担任会长。事后曾昭抡写了《青岛杂忆》一文，记述该地使他印象较深的事情。

   《科学》杂志是我国现代出版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期刊，1915年创刊至1952年停刊，前后达35年。曾昭抡自1924年任该刊驻美编辑部主任始，断续担任该刊编辑、特约编辑，前后约23年。被誉为该刊“于编辑工作，赞襄最力，至足称道”的编辑之一，曾昭抡编辑过《科学》很有影响的“工程专号”、“有机化学百年进步号”和一些年会的专号，在该刊发表了《理论科学与工程》、《有机化学百年进步概状》、《一年余之有机化学教学》、《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化学讨论会通过之化学译名案》、《有机化学名词改良委员会最后报告书》等许多重要的化学论文、译作和综述性文章，及时介绍了国外化学概况和国内化学成果，总结了中国化学会等社团的工作，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学史的若干问题。这些作品是《科学》中最有份量和影响的文章之一。袁翰青1929年至美国留学前夕，就是看到曾昭抡在《科学》上介绍有机化学的文章，而在美国热心学习有机化学的。而唐敖庆后来也是看了曾昭抡的化学文章来投考北大化学系的。对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他也是尽力最多的社员之一，多次联合中国化学会与中国科学社举行联合年会，共同推进学术发展。

    1932年6月在南京成立的国立编译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促进科学教育、编译中小学教材和学术专著而设立的专门学术出版机构。它直接促成了中国化学会的成立。从1932年8月起，曾昭抡就同郑贞文、陈裕光等被聘为该馆化学译名委员会委员、特约编审，负责化学译名、化学教材和国防化学的相关工作。曾昭抡参加过多次国立编译馆的学术会议，先后参与编订《化学命名原则》、《化学仪器设备名词》、《化学工程名词》，是贡献突出的委员之一。例如，1944年再版的《化学命名原则》就是委员会修订后，最后由曾昭抡等两三人校勘整理后出版的。在他发表的许多化学论文中，有很多篇都是探讨化学译名问题的，为编订科学规范的化学名词做了扎实的工作。化学译名是我国引进近代化学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它为新中国建立后编订更科学更完备的化学名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曾昭抡对我国化学科学的十分重要的贡献。

    曾昭抡的两部国防化学著译《化学战争通论》和《炸药制备实验法》是国立编译馆的重点书目，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出版。前者为德国化学战专家韩斯联的专著，全面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大战中各国化学武器研制、试验、使用等多方面的状况，全书700余页，“为西文书籍中关于此方面最有价值者之一”；后者为曾昭抡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之余，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实验室炸药制备的科学总结。因为切合抗战需要，两书均再版发行，其中《炸药制备实验法》就再版四次。曾昭抡与国立编译馆的关系一直维持到40年代末期，是时担任该馆的学术著作审校人。

    创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是中国20世纪前期最大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标志着中国现代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1927年11月20日，蔡元培在南京大学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曾昭抡同吴承洛，周仁、胡刚复，王世杰，张乃燕，杨铨等30人作为筹备委员参加。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其中理化实业研究所设于上海霞飞路899号，分物理、化学、工程三组，1928年7月独立为三个研究所。1930年10月，曾昭抡与赵石英、吴宪一起被聘为化学研究所顾问。以后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的学术集刊发表过曾昭抡的英文化学论文。1940年3月，曾昭抡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化学部评议员，另外两人是庄长恭和侯德榜。对中研院的工作曾昭抡颇为关注，在他所编辑的科学期刊或专栏中，对中研院作了多方面及时的报道。由于他在科学界的水平与声望，1948年曾昭抡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自然科学社也是我国现代重要的科学团体之一，1927年9月成立于南京中央大学，当时意在发展中国西部科学事业，故称“华西自然科学社”，1928年7月方改为“中华自然科学社”。在该社存在的20余年中，曾昭抡大约在1938年?月加入，并未因晚到而有所松懈，他先后担任该社《科学世界》的专栏撰稿人、社内理事和学术部主任，为该社出力颇多。最足称道的是1939年7月至10月他作为团长率社友组成的“西康科学考察团”对西康省进行的徙步考察。考察团分地理气象、农林畜牧、药物、工程四个组，三个月中行程3220公里，其艰难程度和考察成果均超过了后来他对大凉山彝族地区的考察。该活动结束后，由曾昭抡组织团员写成15万字的考察报告，内容包括地形，气象、森林，畜牧、植物、矿产、水利、民族、社会、交通、工程等各方面，1940年该考察报告印出后分送有关机关作为西康省建设的重要参考。不仅如此，曾昭抡还撰写《西康日记》自1939年11月~1941年2月，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更扩大了边疆考察的影响。

1930年2月在美国成立的中国化学工程学会，是我国最早的化工学会之一。该会迁回国内不久，曾昭抡作为早期成员即积极参与其工作，他和吴承洛、刘树杞、顾毓珍、丁嗣贤等化学家筹划成立了中国化学工程杂志社，发行会刊《化学工程》。该刊自1934年6月创刊至1949年共出16卷52期，为我国化工科研生产与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也有曾昭抡的积极工作。

四

    曾昭抡不仅是贡献突出的化学科学家。也是我国科学考察坚韧不拔的探索者，他在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考察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代表了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优良作风，影响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科学界，也给青年一代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促使中国科学界离开正常的科研环境，把研究的视野转向广阔的大自然。这不仅是战时大后方经济建设的急需，也是科研转向的时代要求。它使战时因设备仪器药品奇缺的艰难状况得到一定的弥补，也开创了科学家走出书斋实验室，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为抗日建国服务的良好风尚。而这当中，一向热心于科学考察的曾昭抡更是满怀激情，持志前往，作出了一幕幕艰苦奋斗、令人惊叹的科学考察举动，为抗日救国立下了科学功勋。

    抗战时期曾昭抡的科学考察活动，经历曲折、考察全面、影响深远的首推1939年进行的“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对西康的考察。此次考察活动是1938年11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年会“为尽科学团体报国之责任，应从事边境科学考察工作”而议决的，得教育部长陈立夫、西康省建设厅长叶秀峰等的支持，由社长杜长明，社友胡焕庸、曾昭抡、屈柏传、江志道任筹备委员负责筹备，以后数月中几次开会商讨具体事宜，至1939年3月公开征求考察团员时，却是“报名者寥寥无几”，后经多方活动，方有社员参加。在此情形下，曾昭抡挺身而出率团前往，于是开始了艰险异常的西康考察的行动。

    此次考察得西康省府资助7000元，教育部资助3000元。曾昭抡任团长，团员有朱炳海、谢息南、王庭芳，尹钦尚、朱健人、杨衔晋、严忠、冯鸿臣、陈笺熙等人，均为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友。考察团分地理气象、农林畜牧、药物、工程四组，自1939年7月8日起，至10月14日止，历时3个多月，各组行程总计3220公里，详细考察了西康省西南，西北地区的地形，气象、森林、畜牧、植物、矿产、水利、民族、社会、交通、工程等各项。此次考察，曾昭抡、陈笺熙为工程组，走的是从昆明至重庆、成都、雅安、康定、九龙、木里、丽江、鹤庆、邓川、大理，再返昆明一线，其历程艰难万分。相当行程中过的几乎是野人的生活。曾昭抡事后回忆说：“我们越过海拔四千八百多米的高峰，  穿过几十里长的大森林，走过几十里远的大草原，经过一百多里没有人烟的境域。……黑夜骑马，涉水渡河，蛮家借宿，林间打野，……我们曾经好几天没有吃过米饭，好些天缺乏医药。我们曾经吃过青稞粉，还吃过狗吃剩下来的火腿。……这些地方，成为问题的，不是苦和乐，更不是干净和肮脏，而是死和活。”

    考察团返回后，很快写出了15万字的科学考察报告，由陈立夫题名，于1940年印出。限于经费，更多的考察资料无法付印，曾昭抡及团员便将测绘的地形图路线图51幅，晒出10份分送有关机关，所拍200余幅照片也设法找刊物发表。不仅如此，自1939年底起，曾昭抡加紧时间，陆续写出详尽的考察记《西康日记》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自1939年11月至1941年2月，断续连载一年余，创下了中国近代报纸长篇连载的新纪录。该连载深受读者喜爱，曾昭抡的亲戚俞大缜说，《西康日记》连香港的小姐太太都爱读。

   《西康日记》刚连载完，静止不住的曾昭抡又开始筹划新的考察活动。1941年7月，他任团长的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去考察从未让外界清楚了解的神秘的大凉山彝族腹地。这使联大师生赞叹不已。其缘由与联大准备实施的边疆科学考察活动有关。还在1938年底，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就致函各高校，将协助有关学校征求有志从事边省科学考察的毕业生，参加筹设的西南、西北、川康三个科学考察团进行此项工作。并决定川康科学考察团先行筹划。因种种原因，此事一直未能实施。曾昭抡出面组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却未得到该董事会资助，经费完全靠自筹。对于此行目的，曾昭抡说是借此“能使中国青年，对于边疆工作，发生更大的兴趣”。他们在1941年暑假前夕紧张准备，除他自己拿出大笔经费外，参加的学生也凑出了三个月的伙食费。该考察团由曾昭抡任团长，团员有裘立群、陈泽汉、马杏垣、钟品仁、黎国彬、周光地、李士锷、康晋候、柯化龙，戴广茂10人，来自联大化学、地理、地质、生物、社会、物理、政治等系。考察团1941年7月2日由昆明步行出发，经禄劝、鲁车渡、会理、22日抵达西昌。在西昌停留了12日，经曾昭抡活动，西昌行辕资助了6900元。8月4日，考察团自西昌出发开始深入大凉山腹地，9日到达昭觉县城，10日至竹黑，11日在竹黑分为甲乙丙三组在此分手。曾昭抡和化学系学生裘立群为甲组，选择的是最艰难也是此行主要的考察路线。他们雇请当地彝族带路，顶风冒雨，攀上大凉山绝顶黄茅埂，在牧羊人的临时羊圈里过夜，半夜大雨倾盆，衣被皆湿，只好起来围着火塘坐了一夜。自黄茅埂下山后抵四川省的雷波县，然后取道屏山到宜宾。9月1日抵成都，参加刚刚召开的中国化学会第九届年会，会后由川滇公路乘车返昆明，乙组丙组自竹黑分手黑分手后返回西昌，再至雅安，分头至成都、乐山，然后由两地返昆。

    考察团历时101天，步行一千余公里，对大凉山地区的地理、矿产、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状况作了详细的考察。其中尤以曾昭抡最为辛苦，除白天进行考察事务外，每到一地即抽空记下当时情形，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整理记录，写下考察日记，还要画出示意图，天天如此，从未间断。他持之以恒的坚定意志和以苦为乐的奋斗精神使随行青年学生为之感动。

    回昆明后曾昭抡及时整理了考察结果，1942年2月印行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当年5月借三青团云南省支团部的地址办了个西康科学考察展览，随后又写了多篇文章和举行多次演讲，向世人介绍考察经历和大凉山面貌。接着曾昭抡写了两本专著，《滇康道上》1943年10月由桂林文友书店出版，《大凉山夷区考察记》1945年4月由重庆求真社刊行。后者分7编112节20余万字，详细记载了此次考察的经历与成果，既是我国有关大凉山地区的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专著，也是文笔生动的游记作品，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曾昭抡的科学考察活动不仅限于有组织的方面，在日常旅程中他也十分注重观察生活调查社会，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著述，现在看到的还有《峨边历险记》、《缅边日记》、《乐山公路行纪》、《渝兰途中见闻》等，这里简要介绍。

《峨边历险记》记述1938年10月曾昭抡同辛树帜，刘慎谔两位植物学家，还有曾昭抡夫人俞大絪因在四川省峨边县原始森林中几乎失踪的历险故事。令人奇怪的是，平时文静谦和的俞大絪教授也竟然被曾昭抡动员了参加。

《乐山公路行纪》记载1942年春季作者乘车沿新开通的西昌至乐山的公路旅行的见闻。

《缅边日记》是作者1939年3月11日至25日半月中，沿滇缅公路考察的记录，主要为了解中国战时唯一国际交通线的情形。

《渝兰途中见闻》记述了1944年9月间，作者与一批化学界人士一同乘车，从重庆至兰州参加中国化学团体第一届联合年会在途中的经历。

    曾昭抡这些考察报告或游记的共同特点，均是按旅行时间和沿途所到地点的顺序而记述的，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经济生活、民族风情等多方面情况，观察细致，描述详尽，文笔自然，有较好的可读性，是战时自然状况和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希望改变落后中国的愿望，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和科学价值，在文学上也有特色。

    与科学考察相联系，曾昭抡还写过许多游记作品，散见于各类的报刊中。笔者见到的就有《妙峰山》、《边区探访录》、《美丽的大理》、《喜洲誌游》、《祁连山》、《披上新装的兰州》、《战后瑞士》、《冷落了的日内瓦》、《伦敦街头》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介绍。

    说明：1999年12月，作者应北京大学、教育部、中国化学会、中科院化学所、民盟中央等七单位邀请、受聘为“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备该活动。并作为主要编撰人参编《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篇即专为该书撰写，收入该书“附录”时删去了部分内容，并按该书要未列参考文献和注释。同时，本篇也是作者编排在北京大学展出的《曾昭抡先生生平历史回顾展》的部分解说词。现供本站全文刊出。

本篇所述详尽内容已写入作者即将出版的《曾昭抡学术评传》（暂名）中，有关参考文献和注释也将在书中列出。现本站刊出的为未经删削的完全稿。鉴于许多不愉快往事，这里特别申明，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站刊出的该作者有关研究文章进行改写改编、摘编、汇编和作有损作者权益的使用。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