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依据可靠史料，评介曾昭抡以“科学救国”为主旨的科学思想，初探其科学思想与科学教育活动，及西方科学、五四精神、抗战时代背景等方面的联系，藉此反映中国爱国科学家思想发展的某些特色及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抗日战争  曾昭抡  科学思想  科学救国  近代化眼光

    曾昭抡是我国贡献卓越、深有影响的科学家、教育家。20年代至40年代，是曾昭抡为中国化学科学和高等教育发展全力作开拓性工作的时期，也是其科学思想发展、成熟的阶段。他的科学思想受西方科学影响，充满抗战建国的爱国情感，表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探索出路的思想轨迹和抗战时代特色。深入研究和评价对于中国科学史和抗日战争的研究有一定意义，对今天的科学事业也不乏借鉴价值。

一

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为曾国藩五弟曾国璜的曾孙，少时接受封建教育，后就读长沙雅礼大学堂预科．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0年毕业赴美留学，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学化工。该院化工系创建于1888年，是西方国家最早建立的化工系之一。曾昭抡学习聪慧勤奋，1926年获该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天，他放弃留校工作机会回国，先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兼化工科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曾昭抡任联大化学系教授。抗战胜利后，曾昭抡返北平重组北大化学系，次年赴美国考察，1949年回到北平．   

    新中国建立后，曾昭抡担任的职务有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化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等。1958年任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文革”中不幸逝世。

    曾昭抡是我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的先驱者之一，中国有机化学的奠基者，中国化学会创建人之一。多次担任中国化学会会长或常务理事，长期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和多种科学期刊的编委。他全力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对国立编译馆、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和社团的工作均作出过重要贡献。

    在化学科学的多个领域，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理论化学、工业化学、国防化学以及化学史研究方面，曾昭抡均有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尤以有机化学、化学命名原则、国防化学方面贡献突出。他的科技译著有数百万字，论文近300篇，散见于《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化学工程》、《科学》、《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北大理科报告》、《中央大学理科报告》等数十种科学期刊与综合性期刊中，在科学界深有影响。

    曾昭抡又是杰出的教育家，全力发展我国高等化学教育，他任北大化学系主任后，结合实情应用西方先进化学教育思想对该系全面改革，并在我国倡行大学生进行科研和撰写毕业论文。使北大化学系“得以日新茁壮，在国内外化学界崭露头角，赢得其应有的学术地位．”（1）

    曾昭抡注重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结合，出于抗战建国的目的尤重推进科学考察．从30年代到40年代，他先后考察过日本化学研究及化工生产，绥远前线蒙伪军使用毒气情况，川康地区大凉山的地理、民族、矿藏等多方面情况，1946年又赴美国考察原子能。在这些考察中，曾昭抡不辞辛苦，全面细致观察分析，沿途均作详细记录．每次考察回来都有专著和游记体的报告问世。其游记既是记述详尽准确的科学报告，也是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在战时颇受读者欢迎。

曾昭抡还是一位报刊评论家，（2）其报刊作品以军事评论、国际评论、国防科学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他的科学思想很多是通过报刊传播的。

二   

    曾昭抡的科学思想以“科学救国”为主旨，同其科学与教育活动紧密相连。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膨胀，侵略行动加剧。民族意识清醒的曾昭抡等中国科学界人士，“深知外侮日亟，挽救危亡，非群起奋斗不为功．学术界人士，尤其不能例外，咸斯各以所长，贡献国家而日臻自强之域．”（3）但是，中国的现状却使曾昭抡忧虑：“百年来中国之所以落后，此次抗战之所以屡次遭受挫折，原因固然很多，科学不发达，工业未能振兴，实为主因之一，此乃举国人士所公认。今欲谈建国，自非在此方面着手不可。”（4）但从何做起呢．1932年8月，教育部委托国立编译馆召开全国化学讨论会，邀请国内知名学者集中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译名、化学教材三大问题．曾昭抡作为国立编译馆特聘专家，除致力发展我国化学急需的化学译名工作外，受托翻译《化学战争通论》（5）和著述《炸药制备实验法》（6）两部专著。两部书是国立编译馆的重点书目，前者为德国化学战专家韩斯联所著，“为西文书籍中关于此方面最有价值者之一。”1933年9月曾昭抡在南京为此书写的《译者序》说：“二十一年冬，我国受东邻之侵略，……国人乃深知非自强无以图存，”“因鉴于目前急切之需要，乃励志多译关于军事科学之专门书籍，”“译者承此，深以为幸! 惟受命后不久，榆关事发，继而热河失陷，泺东不守，平津垂危。译者身处北平，无日不在危险之中，”“正在继续进行之中，而日军已迫北平城下……乃南走首都，费时三月而后成之．”这就清楚表明抗战早期曾昭抡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科学救国思想。后者《炸药制备实验法》是曾昭抡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学之余，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炸药实验制备的科学总结，其制备方法为救国急需“以采用最简单之设备为原则”。（7）曾昭抡事后回顾说：“九一八以后，平津早入特殊状态，随时岌岌可危。该地学术界，努力争取时间，做了五年丰富的研究工作，已属不易．”（8）这确为他当时科学救国思想行动的反映。

    曾昭抡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大声疾呼“科学救国”，来自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五四”光荣传统．他自小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教育，民族自尊意识强烈，“五四”时期受“科学与民主”的思想熏陶，继而在系统学习西方先进科学和从事自然科学活动中，对科学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认为，“五四”运动“在中国学术史上，确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今日复兴中国，所最切要者，仍是‘科学’与‘民主’。”（9）“科学救国，刻为举国上下所要求．如何可以推进科学的发展，则有赖于领受五四以来的教训．”科学相对愚昧而言，民主相对专制而言。曾昭抡认为“五四”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发端，发扬“五四”精神，就应在科学领域中，“打破偶像、废除偏见、解放思想；以虚心与怀疑的态度，从事于客观与近代化眼光的探讨”，（11）倡导科学方法的应用。曾昭抡所说的“近代化眼光”、“科学方法”，就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方法来认识中国实情，从而发展科学事业。对此，1944年他谈到30年代化学在中国获得发展时的情形时说：“新时代来到以后，化学界的眼光，提高了许多。例如专载研究论著的刊物取材标准，大致效法欧美。”（12）即是明证。科学是理性的事业，一指各门学科的知识体系；二指人类理解世界的立场和方法。特定时代人们理解世界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时代精神。曾昭抡强调科学方法的应用，确为远见卓识，把握了科学发展的根本。他认为30年代中国科学界因为有了新的眼光新的方法；才有了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安阳殷墟的发掘等一批重大科学成果。“足见思想解放以后，对于促进文化，具有何等重大的影响。”（13）

    曾昭抡是个全面看问题的科学家。他认为“过去在中国，文学哲学，颇形发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应用技术，则基础甚为浅薄。不幸这些学问，正是近代国家建国的基础。”（14）所以中国“图在世界谋竞存，实非努力提倡学术不可，”（15）而且要“设法使学术在中国本生长发扬起来。”（16）在具体实行中，“目光不可过于浅近，……首先就要注重基本科学的研究。”（17）但也不应忽视技术科学与应用科学，而应“使理论研究与应用技术，得以互相辅助，互相提携，迅速朝上发展。”（18）因为“纯粹与应用科学的研究；其间并无不可超越的鸿沟，纯粹科学的工作，需用更高级的智力、耐性、与训练。将此类人才培养成熟以后，必要时将其移人应用方面的任务，往往只有觉得轻而易举。”（19）曾昭抡这些主张是在正确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实践的关系上提出的，基础科学是物质运动最本质规律性的反映，它主要研究理论体系内在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是在丰富的感性材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理性认识。基础科学与生产实践的关系一般较为间接，其重大作用一时难被人理解。加之研究过程具有长期性、艰苦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因此易使相当一些人目光短浅，对其采取实用主义。曾昭抡批评抗战中“只知道提倡工业，强调实用，认研究纯粹科学为迂远与不切实际”（20）的倾向。他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中国大后方引起震惊一事为缘由说：“我们必需记得，原子弹在美国之所以能以发明，实乃半世纪来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科学家潜心研究原子构造所得到的实用结果之一。”（21）而“划时代的新发明与新发现，向来是从高深的学理研究演化出来。纯粹科学之极端重要，在原子弹上即得到具体证明。”（22）当然，说说原子弹未必不可，“但是对于此事最属必要的认识，在于深刻了解我国科学落伍的危险，与日后应加努力的方向。”（23）而且，“纯粹或是基本科学的研究：却是埋头苦干的工作，并无捷径可循；要想我国将来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或在工业上开辟新途径，这种基层工作，非立即着手不可。”（24）对此曾昭抡并非空谈，发表这番主张后的次年，他即同吴大猷等赴美考察原子能。随后他写了《原子与原子能》、《原子学说的进展》两本专著，向国人普及原子能知识。   

    曾昭抡十分重视科学学会工作，在多篇文章中论述过学会在发展科学、促进科研、交流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发现和培养科学人才上的重要作用。他说：“考近代国家之盛衰，有赖于学术的发达，而专门学会者，实为发展学术的媒介。”（25）“学会的任务，有许多方面，最重要的，要算发行刊物，联络会员间的感情，促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和传播这门科学的知识，”（26）并且，学会要防止同人化、包办化，经常新陈代谢，保持活力，“任何事业，新鲜血液的输入，总是主要的，会也不例外，鼓励后进的同行，欣悦他们的成功，……是我们科学家应有的胸襟，也是中国化学会发展前途的重要推动力。”（27）他还说：“专门学会，乃系各门学问的一种同业公会，有学会然后成绩乃有标准，然后招摇撞骗之风可息。”（28）曾昭抡这些思想，与近代科学思想承继相通。19 世纪初，科学已完成了从自然哲学分离出来的历程，出现众多分支学科，专门学会应运而生。科学家已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他们开始为自己在社会上争取合法权利、地位和荣誉。世界上最早的化学学会是1841年成立的英国伦敦化学学会，该会首任会长托马斯·格雷厄姆和首任秘书长韦林顿就认为，学会的任务是消除派别偏见，促进科学与实践的联系，汇集科学成果、创办杂志和发展化学。以后，西方化学家对此也有类似看法，1932年8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化学会“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达”（29）为宗旨。与西方明显不同的是，许多中国化学家都想寻求科学救国之路，正如首任会长陈裕光先生所说：“追溯此会成立之始，大抵为强敌压境所受之刺激及学术界人士报国之精神奋发而使然，”（30）中国化学会自1932年成立至1946年曾昭抡再度赴美的14年中，曾昭抡两度任会长余每届均为常务理事、理事，为“推进会务最力之一人也。”（31）他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20年中，竭尽全力、劳粹身心，团结同仁奋斗，使该刊成为当时我国最有影响的化学外文期刊，其所载我国化学成果常为国际上引用。与此同时，曾昭抡还任《化学》、《化学工程》、《科学》等刊物的编辑委员，为这些刊物费尽心血。其中他主编的《中国化学撮要》系《化学》的重点栏目，专门刊载国内科学动态，化学著作论文摘要、评介、目录等，有20余个分栏，每期篇幅多时约30-60页，条目多达数百项，绝大多数为曾昭抡编写。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

    曾昭抡注重培养科学人才，尤其注重培养科学界领导人物。他说：“任何事业，人之因素，异常重要。”（32）而“领导人物的培成，为发展任何一门学术所不可缺的要素。”（33）他提出除了派遣适量人员出国留学和“罗致国外第一二流学者至中国长期讲学”（34）引导研究外。更重要的是“宜就目前国内所谓第一流专家，择其年富力强对科学尚有深切兴趣者，由国家厚予培植，派遣出洋，令其长期留学，以令其在学术上确实成为权威，如此费去的代价，实远较派遣成百成千的留学生到美国为经济。”（35）此言发表一年余后的1945年秋，经过曾昭抡的积极工作，军政部委托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三人选拔联大特别优秀人才越美考察原子能科学，（36）三人分别挑选了唐敖庆、王瑞骁、孙本旺、李政道、朱光亚经特别学习后，于1946年9月赴美。如今，李政道已是获诺贝尔奖金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唐敖庆、朱光亚等已成为我国科学界的重要人物。由此可见曾昭抡对我国科学的贡献。与此相联系，曾昭抡提出，要从制度上建立一种有利于青年科学人才成长的体制。他认为，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即“实因对于一般做学问的青年，没有能实行一种合理的升迁制度。待遇改善、地位提高，纯以年资为依归，饭桶与努力工作者，其间并无区别。……一日此种制度不加改革；中国学术即永无积极朝上发展的希望，尚望主持学术事业者，对此多予注意。”（37）这些主张今天读来，尤感可贵。

总之，曾昭抡的科学思想十分丰富，其他如从国情出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进行国际科技交流，依靠国力独立自主发展科学，大力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学家待遇，科学家要培养高尚品格不图名利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述及。末了想说，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任教育部、高教部领导期间，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很多富有远见又切合实情的主张（38）1957年，曾昭抡作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同组内的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学等著名科学家，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39）的科学纲领，就保护科学家、科学院及高等学校与业务部门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社会科学、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培养新生力量等五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通观上述两者，很多方面均与曾昭抢长期提倡的科举思想有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有关我国科学发展的许多远见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得到实施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为发展，哲学家霍布斯说：“一切已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结果，却在其先行的事物中有其必然性。”（40）历史是承继发展的，回顾曾昭抡的科学思想，更感到今天我国科学事业的辉煌成就来之不易。它也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是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和代表科学思想发展的根本趋势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迎新辞》，《北大化讯》第16期，1946年7月1日。

   （2）戴美政《曾昭抡抗战军事评论概议》对此有详细介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30）陈裕光《发刊词》，《化学通讯》(中国化学会第九届年会专号)。1941年10月10日．

   （4）（14）（18）《建立学术之途径》，《建国导报》第12期，1944年8月30日。

   （5）[德]韩斯联 著，曾昭抡 吴屏 译《化学战争通论》，国立编译馆1935年8月。

   （6）曾昭抡《炸药制备实验法》，国立编译馆1934年3月。

   （7）《国立编译馆一览》。国立编译馆编，1947年8月。

   （8）（12）（28）《中国化学之研究》，《化学》第8卷，1944年12月。   

   （9）（10）（11）（13）《中国科学化运动》，《自由论坛》第2卷第5期，1944年7月1日。

   （15）（16）（32）（33）（34）（35）（37）《怎样使近代学术中国化》，《扫荡报》(昆明版)，1943年11月15日．

   （17）（19）（24）《科学研究与救国》，《云南日报》1943年6月13日

   （20）（21）（22）（23）《从原子弹说起》，《正义报》1945年9月9日。 

   （25）《祝中国化学会》，《民主周刊》第2卷第8期，1945年9月8日。

   （26）（27）《中国化学会前途的展望》，《化学通讯》第1卷第19期，1936年6月。

   （29）《中国化学会简章》(1933年8月修正稿)，《化学》第1卷第1期，1934年1月。

   （31）《曾昭抡简介》，《化学》第4卷第1期，1937年8月。此为该期所刊曾昭抡像的文字说明。 

   （36）曾昭抡小妹曾昭楣为军政部长陈诚的妻弟媳，其内兄俞大维时任军政部次长，促成此事有方便之处。吴大猷《我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一文也谈及相关情况，见《笳吹弦诵在春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38）王治浩、邢润川《知名学者化学家曾昭抡》，《化学通报》1980年第9期。

   （39）《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40）霍布斯《物体论》，第72页。

   （41）徐纪敏《科学学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

   （42）朱新轩 主编《现代自然科学哲学引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43）乔世德 王德胜主编《化学社会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44）鲁品越《西方科学历程及其理论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说明：本文原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此次由本站全文发布，作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