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主要编播力量为西南联大师生
    出于抗战宣传的时代需要，昆明广播电台与最著名的高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关系。西南联大荟萃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以不可替代的思想、学术、人才的优势，全力支持了昆明广播电台的抗战宣传。
    昆明电台延揽专业人员，得到西南联大领导蒋梦麟的热心支持。最先进入该台的是联大理工科毕业生。1938年9月该台筹备之初，西南联大与该台就电机系学生到电台实习或服务等事宜就有了正式联系。1939年7月，该台筹备处致函西南联大招聘毕业生，要求“应征者须擅长数理富有进取研究精神，如能兼擅国语者尤佳”。【1】 联大对此十分重视，遂由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分别推荐物理系贾士吉等8名学生应聘。经面试，该台录取贾士吉、陈希尧、林为干、曾克京4人参与筹建工作。当年8月，贾、陈、林三人先后到职，其中，贾士吉一直在最重要的部门增音室工作，最后综管该室技术，直到抗战胜利。1940年5月该台试播后，周崇经、胡永春、陆志新（女）、刘植荃（女）等联大毕业生经面试获准到该台服务。以后，又有齐植梁、何文蛟、雷琼芳、张允林等联大学生被录取。战时昆明敌机侵袭频繁，供电常被切断，设备故障频出，电讯器材紧缺，因此播出经常中断。高素质的联大毕业生长期在增音室、机房等要害部门值班，在敌机轰炸、供电障碍的紧急时刻也坚持职守。
    技术人员来源困难缓解之后，编播人员缺乏也须解决。1940年6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正式任命刘振清为昆明广播电台台长，俞曰尹任总工程师兼工务科长，张迪清任传音科长，又调该处总干事何柏身、干事吴样祜（女）、刘俊英（女）、高义（女）到该台任职。刘、吴、高、何等人均是当时中国广播界的著名人物，他们到昆明电台报到后，刘参与全台节目设计（后任该台人事室代理主任），吴主管播音组，高任职乐剧组（即音乐戏剧组），何负责事务科。
    中央电台的骨干到昆明电台任职，该台即着手物色能尽快应对工作的编播人员。1940年7月，该台经面试，首先接纳两月前呈交了中英文自荐信的西南联大政治系学生高葆光负责英语编播。同时，又录取联大物理系何克淑、法律系贺祖斌，燕京大学研究生张凤仪等人到征辑组工作，但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40年7月、9月，昆明广播电台两次在报纸上登出招考启事，公开招考国语报告员（播音员）、征集员（即编辑），经严格的口试笔试，两批共录取了播音员、征集员共19人，最终有11人先后到该台报道工作。其中有联大的陆智常、温瑜、王勉、齐潞生、吴纳孙、王乃樑、丁则良，厦门大学的吴长炎，中山大学的邰诒、江西葆灵中学的李淑蓉（女）。接着，又有郑韵琴（女）、孙蕙君（女）、王逊等联大学生经考核到该台就职。他们在吴祥祜、高义等资深播音员指教下，很快进入角色，该台编播工作由此趋于正常。
    由于战时动荡的局势与艰难的生活，又要如何兼顾学业，以及如何适应该台特殊的环境等原因，进入该台的这些学生，许多人不能专任其事，往往不长时间即请假辞职，空缺的岗位急待补充。这样，除了先前进入的贾士吉、周崇经、王勉、齐潞生等十余人外，便有一批又一批的联大毕业生或在校生经过考核，相继进入该台担任编辑、播音和其他工作。1941年有刘沁业、齐植樑、章琴（女）、陶维大（女）、范宁生等，1942年有陈忠经、李宗蕖（女）、虞佩曹（女）、马芳若、佟德馨（女）、雷琼芳（女）、何文蛟、黄曾赐、黄克峰、刘祚昌、何儒、张承基、黄秀雅（女）等，1943年有钱达民、陈逸华、王瑛兰（女）、倪仲昌、郑敏（女）、张允林、傅愫斐（女）、董杰、官知节、高小文（女）、罗翠玉（女）等，1944年有周文砚、马芳若、黄宗英、陆钦原、张乃映、朱汝琦等，1945年有王芸华、梁齐生、冯钟潜（女）、李和清、许四福、俞维德（女）、刘君蕙（女）、肖志坚、简焯坡、王玖兴、宁世铨、金安涛、朱和等，1946年有温伯英（女）、王光诚。由于急需用人，昆明广播电台后来也未坚持非要专任，于1941年5月制定了《昆明广播电台特约职员服务规则》并经中广处批准，使该项聘任办法合法化。因此不少同学是在联大求学期间兼任该台工作的。
    大批西南联大学生进入昆明广播电台后，成为该台编播工作的主要力量，全力支撑了抗战宣传。笔者据该台档案人事卷，统计出1940年至1945年间，经中广处批准在传音科任专职和兼职的人员（不包括临时约请的演讲人员），如下表：

    由该表并结合该台历年人事变动情况分析，战时昆明电台的编播人员中，联大师生平均占半数以上且逐年增多，而且在播送组中占绝对多数。如1942年在该台发音室值班即播报新闻的5人中，齐潞生、陶维大、李宗蕖、虞佩曹均为联大学生，另一位播音员李淑蓉任职期间也考上了联大。
    进入昆明广播电台任职的联大学生，多为当时青年中的佼佼者，怀抗日救国之志服务该台。或者是很难考取的联大研究生，或者是教学繁忙的助教，或者有很好的文艺修养。尽管生活困苦、学业紧张、工作劳累，但都能咬紧牙关奋进不止。他们许多人进入电台后继续学习进取，或赴美留学，或继续升学深造，或从军抗日。董杰、黄克峰两人，均是在该台任职后，于1944年从军抗战。华侨青年黄宗英原侨居荷属爪哇岛，为抗战而回国。就读西南联大期间，应该台聘请担任马来语播音。1945年1月考入译员训练班“服务军旅”。
    随着抗战宣传的急迫需要，联大毕业生、研究生还担任了代理传音科长，征集组长、外语组长等要职，从而负起更重要的职责。昆明电台两任传音科长张迪青、贺俊人分别于1942年11月、1943年12月辞职后，编播工作无人负责，该台便起用到台工作近三年的联大学生王勉负责传音科。王勉1940年联大社会系毕业，联大期间编辑过《中央日报》（昆明版）敌情副刊，当日11月以优良成绩考进该台。该台称其“勤慎从事，克尽其职，……而处理各事从无贻误，殊甚嘉尚”。【2】 他先后任干事、征集组代理组长。1943年12月经中广处批准为代理传音科长。该科长是个难当的差事，但王勉却干得出色。以致1945年他辞职后一时竟找不到合适人选接替。1943年5月被任命为外语组长的沈自敏，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在该台任职期间，沈自敏不仅勤奋工作，而且好学上进，考取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历史学部研究生，一面攻读，一面兼顾外语广播，直至1945年辞职。

    昆明广播电台在中国抗战广播中的重要地位，还可从国民党官方机构和社会影响两方面来认同。抗战期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有关文件和统计资料等，在所属广播电台的排序上，一直都将昆明广播电台列为第三位，紧随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之后。还有，中广处主办的《广播周报》、《广播通讯》，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不仅经常刊载昆明电台的广播稿让各电台选播，很多时候每期所刊该台的时论、学术讲座等广播稿，常常有两三篇之多，并选择其一排为首篇，甚至连续十余期刊登该台广播稿，这种安排异乎寻常。究其原因之一，抗战期间云集昆明的知识界精英所撰广播稿，代表了中国学术界抗战宣传的最高水平。而说到该台在听众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仅举一例，抗战中西南联大等许多单位致该台信函，均将昆明广播电台写为“中央广播电台”，这不仅因为该台的全称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昆明广播电台”，更主要的是，昆明电台主要面向世界和全国广播的特性，开播后一段时间很少播出云南消息。以至省党部多次致函昆明电台，称“迄今在纪录新闻中并未收到本省消息甚至有时专播国际消息”，希望“加入本省要闻，以便收听，而利宣传”。【4】 昆明电台则复函说：“查本台电力强大，射程遥远，播音节目均须普通性，期收广播宣传之实效。嘱于广播纪录新闻时增播本省新闻一节，未便照办”。【5】 所说的“普遍性”，即主要指国际宣传的特性。不过，《本省要闻》节目后来也趋正常，稿件由云南通讯社供给。
    中国共产党所以伟大，就在于她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关头，以宽宏的气魄和时代的眼光审时度势，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团结起中华民族一致对敌。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下，取得了一百余年来反抗侵略的完全胜利。抗战时期的昆明广播电台顺应抗日救亡的历史大势，成为中国向国内和全世界宣传抗战的重要舆论阵地和传播工具，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特殊贡献。西南联大师生全力支持昆明广播电台宣传抗战救国，为国人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坚定抗战决心，重振民族精神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
    抗战时期中国工矿业、商业、教育文化机关向西部的大迁移，是为抗日救亡、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转移。它保证了我国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最后胜利的物质基础、人才资本和精神财富，为战后中国的新的历史行程提供了物质力量和思想文化基础，昆明广播电台与西南联大通过广播传播的思想文化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既是整个抗战救国事业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部大开发的文化先声。像一条不可阻断的“空中滇缅路”，源源不断传播了反侵略思想文化的时代强音。刘大年先生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昆明广播电台创办65周年，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注释和主要参考资料：
   【1】《1939年7月4日昆明电台筹备处致西南联大函》，《西南联大档案人事类》。
   【2】《1942年5月7日昆明电台呈中广处函》，《昆明广播电台人事卷》，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3】《昆明广播电台简史》，1941年9月30日，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4】《1941年2月11日云南省党部致昆明电台函》，《一九四一年外来节目函件》，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5】《1941年3月6日昆明电台致省党部函》，《一九四一年外来节目函件》，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本文部分内容刊于《第七次中国广播电现史志研究会专辑》，中国广电协会广电史研委会编，2005年12月。后经补充和删改，以《抗战中的昆明广播电台及其重要地位与影响》为题，收入《新闻春秋》第5辑，《抗日战争与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 抗战广播史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现本站发布稿为完全稿。若引用请明作者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