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讲座 名人演讲节目中的联大专家群体

    由于中国共产党倡为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新的形势影响，抗战期间中国广播宣传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战救国成为广播的主要内容。而“名人演讲”、“学术讲座”等节目，就是传播这些内容的有效载体。1939年4月11日，中广处下达的文件《本处半年中心工作》规定，中央电台的“名人演讲”节目，“每周延请名人，作政治及学术之演讲，联合各台转播……使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贯〔灌〕输於沦陷区及后方民众”。【1】抗战时期是中国广播从初创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加上战争环境下广播在传播战事消息方面的便捷性和高效率，因此格外受到重视。再有，当时中国广播界尚无成熟的录音技术和录音设备，除音乐戏剧节目等少数节目能播出现成唱片外，所有节目毫无例外均要直播。因此举办名人演讲类节目，既切合抗战宣传的时代需要，又解决了不能录音播出和稿源缺乏的困难，更满足了各界人士借广播传扬思想观点的欲望，因此深受听众欢迎。1938年“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中，冯玉祥、周恩来、彭德怀、郭沫若、邵力子、黄琪翔等各界代表人物纷纷到电台发表演说，宣传全民族团结一致，坚决反抗侵略。重庆时期的中央广播电台，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演进，也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宣传阵地，除国民党要人外，中共领袖人物、著名爱国人士、盟国政治家等，都在这里演讲过。1939年5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电台作了《二期抗战的重心》的广播讲话，分析抗战形势，痛斥汉奸和投降论调，宣传中共的抗日战略。彭德怀、邓颖超、吴玉章、郭沫若、张伯苓、周钟岳等，均在重庆等地的电台作过多次广播演讲。这些，均是国共合作以后广播传媒中出现的颇具政治影响的新事物。而昆明广播电台举办这类节目，更有独特的优势与广泛的影响。
    抗战期间，随着内地工商业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一批著名学府的迁入，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的建立，昆明成为继重庆之后大西南又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名人荟萃，学者云集，为名人演讲这类影响极大、极富时代色彩的节目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基础。这就使该台的“名人演讲”、“学术讲座”、“时事论述”、“空中学校”等节目办出了特色和影响。从1940年8月开播到1945年抗战胜利，昆明广播电台历次改订的播音节目表，都将学术讲座、名人演讲等节目作为重点设置，一般安排在晚间18时至20时的黄金时间，每日播出一至两次，每次约20分钟。
    1940年8月1日，昆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之日，应邀到该台演讲的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和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后，蒋梦麟多次到该台作过广播演讲，如纪念五四演讲、战时公债劝募演讲、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抗战演讲等。
    为保证此类节目长期正常播出。经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推荐，昆明广播电台1941年4月正式聘请西南联大教授蔡维藩担任电台特约专员，约定每月致津贴国币二百元，负责该台专题节目各类稿件的编撰审核等事宜。【2】蔡维藩是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硕士，时任联大历史系教授和联大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是位学识渊博、眼界开阔的西洋史专家。1941年5月1日，蔡维藩到该台就职，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该台还腾出一间房舍让蔡维藩及家人居住，这更属非常特殊的待遇。蔡维藩到职后，即组织了一个几乎全由联大教授组成的时论委员会，负责时论、学术讲座等节目的选题确定、作者联系等事宜。该委员会“有特约著名教授六七人，每周开会一次交换意见，提供资料；最后，每人各选一题，精心撰写时论稿（即‘时事评论’之简称）。每晚播出一篇”。【3】每月到该台演讲的联大专家，少则七八人次，多则二三十人次，俨然成为一个学科齐全、阵容齐整的广播演讲专家群体。据该台档案资料和战时报刊不完全统计，自1940年7月起到抗战胜利，先后应邀到该台演讲的西南联大专家有蒋梦麟、查良钊、曾昭抡、黄钰生、陶葆楷、陈岱孙、马约翰、张大煜、贺麟、钱端升、蔡维藩、汤佩松、林良桐、施嘉炀、朱汝华、张泽熙、任之恭、傅锡永、王信忠、张印堂、罗常培、罗庸、陈铨、梅贻琦、陈友松、李景汉、唐兰、庄前鼎、伍启元、潘光旦、王赣愚、汤用彤、吴宓、雷海宗、邵循正、邵循恪、陈省身、鲍觉民、杨业冶、戴世光、冯友兰、费孝通……等等。演讲确定后，常常要在节目中作预告，以引起听众注意。最早或多次应邀到昆明广播电台作学术演讲和科普讲座的学者，有西南联大教授、化学家曾昭抡讲《抗战以来中国工业的进展》、《化学战争》等；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教育家黄钰生在儿童节、教师节作教育与抗战等专题演讲；联大体育教授马约翰讲体育与抗战、体育与国防等。……除了单项专题演讲外，昆明电台还经常举办主题明确、内容丰富、时间较长的系列讲座，如1942年10月、举办为期三个月的文哲、科学、国际关系讲座，请罗常培、曾昭抡、王赣愚分别主持。1943年2月，设文哲、国际政治、科学、国际经济讲座，请罗常培、王赣愚、陈省身、伍启元等联大教授分别主持。其中3月3日第一次讲座请闻一多讲播。抗战胜利前后开播的讲座类节目《空中学校》，则由电化教育专家，联大陈友松教授倡议和指导，内容涉及教育理论和教育史、各科知识、社会生活等，不仅听众喜爱，竟连远在重庆负责监听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传音科也赞许有嘉。这些讲座，所请均为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因此该台均酌谢稿费和车马费。

四、担负抗战国际宣传重任的外语节目

    抗战期间昆明广播电台先后开播的外语节目有英语、法语、越南语、缅甸语、日语、马来语、泰语等，汉语方言节目有粤语、厦门语、台湾语、沪语节目等，吴长炎、沈自敏先后任外语组长。这些节目当日播出一般为10分钟到15分钟，从筹备到播出，多经历曲折反复，但因有著名外语专家和西南联大师生的主持或参与，多数节目均坚持到抗战胜利，完成了抗战对外宣传的历史使命。
    最先设立的是英语节目，1940年8月1日开播。起初由联大政治系学生高葆光编播。当年10月1日，该台正式聘请英语教育家水天同担任英语编播。水天同是柏林大学英国文学学士、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该台礼聘之时，正值水天同与吴可读、温德等学者创办的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开学之际，校务异常繁忙，但为了抗战宣传，他尽力保证了英语播音。1941年12月，英语节目奉令停播，改为转播国际电台英语节目。1944年3月，该台恢复英语节目，称为《英语报告》和《英语谈话》，后者由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昆明办事处提供稿件并派员播讲，目的“藉使外人更能明嘹我国抗战之努力与我国固有之风土人情”。【6】1945年8月抗战胜利，该台除保留自播的英语谈话外，每晚9时定时转播国际电台的英语新闻，另外在3小时美国新闻处编排播出的节目中，有半小时的英语新闻。每周英语节目已达335分钟，可说是英语广播的全盛时期，此时有联大外文系教员王佐良，每周撰写英文时评一篇在该台播出。
    法语节目1940年10月1日正式播音，担任编播时间较长的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定民和吴达元、中法大学生物系教授夏康农，短期播过的有中法教育基金会秘书陈廪、云南大学数学系主任王士魁等人。陈、吴、夏三人均为当时法语专家。陈定民是浙江绍兴人，早年就读于北平中法大学，1934年赴法留学，后获巴黎大学语音学院文科博士学位。兼任昆明电台编播职务期间先为云南大学教授、后为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吴达元是广东中山人，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读研究院，1930年赴法国留学，后获里昂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2年10月，陈定民离职后由夏康农继职。夏康农毕业于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时任内迁昆明的中法大学生物系主任，抗战时期常在昆明报刊上发表抗战言论与杂谈。受聘该台后，夏康农一直工作到1943年6月，可能因教学事务太多无法再兼顾而辞职。三位专家尽心工作，法语节目得以正常运行且有相当影响。1942年1月22日，滇越铁路线区开远车站司令办公室致函昆明电台，称该“铁路法籍路员欲收贵台法语广播”，请该台函告播出时间、呼号、波长等。【7】日军占领越南后，滇越铁路中断，中国境内昆明至河口一段便由中方接管，成立滇越铁路线区司令部专门办理军事运输，他们对战时广播消息自然十分重视。夏辞职后，该台法语节目停播。后于1945年8月恢复，直到1949年10月终止。
    每一种外语节目和汉语方言节目，均是为了抗战国际宣传而设立，均与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有关。而且，这些节目的设立与中央电台、国际电台的外语、汉语方言节目各有分工，互相呼应，均服从于当时中国抗战宣传战略的整体需要。此处以越语、日语、粤语等节目说明。
    昆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后不久，日军加紧了对东南亚的侵略行动。1940年9月18日，中广处紧急致函昆明电台，转来中宣部转发的蒋介石的指令：“据报近日越南局势紧张，敌方趁机向越南作种种无耻之宣传，因之该地人心惶惶，影响颇钜，值兹敌越和战酝酿未决之际，对越宣传作用甚大，我方广播电台以亦应每日加添越语报告一项，强调我方决心及准备之周密，使越南人士闻之转而向我。以打击敌人挑拨离间之阴谋。一旦战事爆发，尤应唤起越人共起御倭。并以正确之军事消息逐日广播等情，希即酌办为要。”并令昆明电台尽快“物色越语人材……，即日增加对越经常报告节目”。【8】9月23日，昆明电台致函中国驻河内领事馆，请其代为物色越语报告人材。后来，终于物色得广东藉华侨张静宜女士担任越语播音员，越语节目《越南语报告》得以在1940年10月1日开播。但张静宜难以胜任，当年11月，越语节目暂停播出。随后，播音组负责人吴祥祜推荐熟悉越语的考进昆明电台当机务学徒的何廷庆试播，大家均满意，越语节目于1940年12月1日恢复播音，直至抗战胜利。
    日语节目开播于1942年10月，前后历经周折。最早的播音员金佑卿任职时间不长，随后聘任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刘兼善专负编播，加上联大政治系学生刘祚昌的协助，日语节目起初运行正常。1943年刘祚昌因病辞职，刘兼善继续工作。1944年10月，该台奉令增办知识青年从军节目，遂将日语节目改为知识青年从军节目。此项应急宣传任务过后，日语播音仍需恢复，但刘已请假离开。1945年初，联大生物系助教简焯波，带领哲学心理学系二年级学生金安涛、机械系一年级新生宁世铨，应聘承担了日语节目的收听、编译、播音任务。他们认真尽职，电台也“当称满意”。但是师生三人均因学业紧张难以久留，昆明电台只好再次呈报重庆告急。1945年5月，中广处通知，经中宣部对敌宣传委员会批准，与军政部俘虏集中营洽妥，派指导员钟咏雩、日军俘虏尾崎於太郎、森山光彦，到昆明电台担任日语播音员。所说指导员钟咏雩，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科毕业，作为中宣部对敌宣传委员会派驻昆明广播电台担任对日宣传指导事宜，负责编选审核播音稿，监督两名日俘播音。这样，在中国军队和盟军对日军事行动更加扩大，急需进行心理攻势的境况下，昆明广播电台的日语播音终得继续进行。
    1940年年8月1日开播的粤语节目，是该台最早设立的汉语方言节目，起初由该台工务员黄石煖之夫人暂播，接着是胡艺超。1942年5月胡离职后，该台即聘任联大法律系学生佟德馨播音。1942年12月，在香港的日军电台（JPH）增加对重庆的短波广播，昆明电台奉令“每日增加粤语报告一次，每周至少六次，藉以抵抗香港敌台‘JPH’之虚伪宣传”。【9】这样，自1943年2月10日起，昆明电台每周的粤语播音增加为6次。仍由佟德馨播音，担负厦门语、台湾语播音的黄曾赐协助编选广播稿。1945年3月佟德馨辞职。后由罗葆贞、邹萍继任，该节目一直办到抗战胜利后。
    总之，昆明广播电台的外语节目和汉语方言节目，毫无例外均是为了抗战国际宣传而设立的，为国人与盟友了解战时的中国与世界，藉以争取国际援助，动员海外爱国侨胞参加抗战，作出了应有贡献。

五、抗战文艺和戏剧广播

    抗战军兴，抵抗侵略的炮火唤起了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内地文化艺术单位和一批著名大学的迁入，众多文化名人相继来滇，昆明继重庆之后成为大后方又一文化中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后援会云南分会等文化界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更促使昆明的抗战文化活动空前活跃起来。先后成立的有金马剧社、剧教队、大鹏剧社、国防剧社、青年歌咏团、昆明歌咏团、海啸歌咏团、五月合唱团、联大歌咏团等许多文艺社团。还有内迁入昆的一大批文艺团体。他们演出的剧目有多幕剧、活报剧、历史剧，又有抗敌剧、讽刺剧。多以唤醒民族意识、激励爱国精神为主旨。抗战时的昆明舞台，京腔滇调、此起彼伏，合唱高歌、传扬四方。田汉、郭沫若、夏衍、曹禺、阳翰笙等名家的戏剧，更是长演不衰。
    与蓬勃发展的抗战文化活动相适应，昆明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设置了戏曲、歌咏、国乐、西乐四大部分，除介绍文艺知识、播出唱片、及时报道演出消息外，还举办周末特别节目，请平剧、滇剧票友和名演员演播节目，请音乐家和歌咏团体演播音乐会。按1940年8月的节目时间表，该台文艺节目有军乐、杂曲、国乐、音乐会或戏剧、歌咏、西乐、粤剧、平剧等，还有周六约1小时的特别文艺节目，要请社会文艺团体现场演播、或电台同仁自己演播。开播之初，昆明电台负责音乐戏剧节目编排的是中央电台调来的高义，她是30年代中央大学钢琴专业的毕业生，天姿聪慧，气质高雅，早年被称为“音乐神童”，在中央电台“本台同仁演奏”节目中，弹钢琴又吹笙，并且热心提倡国乐，常在《广播周报》“音乐丛谈”专栏撰稿介绍民族乐器与音乐知识。继高义之后任乐剧组长的黄萱（黄相泉），毕业于中央大学音乐科，也是位致力抗战文艺宣传的音乐家。先后任乐剧组专职或兼职助理干事的，有联大历史系孙蕙君、联大师院音乐教员刘振汉（任特约音乐指导，后由钱晋华继其职）、电机工程系高小文、物理系官知节、中文系郑敏、历史系罗翠玉等。乐剧组还先后聘任山东大学毕业的肖祝久负责戏剧节目，联大哲学心理学系陈斐昂、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文华、裕滇纺织厂鱼月秋担任口琴演奏，昆华师范学校林志音演奏国乐，等等。
    昆明广播电台的抗战文艺广播，以每周六的“特别节目”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最受听众欢迎。主要约请外来文艺团体和文艺界人士演播。音乐广播方面，参加演播的有国立音乐实验管弦乐团、联大歌咏团、联大工学院蓝鹰歌咏队、联大师范学院回声歌咏队、联大师院附属学校、西南运输处金桥音乐社、云南歌咏协会、晨曦歌咏团、歌岗合唱团、邮工合唱团、青年合唱团、中法合唱团、西南夏威夷乐队、大自在音乐会、今虞琴社，等等。电台那间用作文艺直播的大发音室（即演播厅）常常挤满来宾，歌声激昂、乐声振奋，一方唱罢又一方登场，抗战激情充沛的节目接连不断。如，1941年8月23日，云南歌咏协会为响应布鞋劳军运动而演播《抗战建国大合唱》；1943年12月25日，为纪念云南护国起义周年西南歌咏团演出；1944年2月19日著名音乐家金律声指挥国立音乐实验管弦乐团演播管弦乐名曲，并有毛宗杰、陈健、黄源澧的钢琴三重奏……等等。为文艺抗战的热情激发，许多音乐家和文艺工作者也应邀到昆明电台演播，如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雷漫天。联大师院音乐讲师顾钟琳多次在电台演播小提琴。还有西南夏威夷乐队梁培辅的手风琴独奏，昆明粹刚小学（以空军英雄刘粹刚名字命名）陈玉霞的女高音独唱，昆华女子师范学校万昌文、空军学校第十九期学生黄学源的男高音独唱，等等。抗战期间中国最大的广播电台，俨然成了传播抗战歌曲、普及国乐、介绍西乐的音乐殿堂。这些演播多在“七七抗战”、“护国起义”等重要纪念日前夕或当日举行，事先均要反复演练，故效果常常令人满意，如1944年2月22日，昆明电台的感谢函，就称2月19日演播的“广播钢琴三重奏名曲，艺术精湛，嘉惠听众”。
    在众多广播文艺演播团体中，西南联大演播团队是参加最早、影响最大的团队之一。1940年7月试播期间，联大歌咏团就两次应邀到该台播出抗战歌曲。1940年8月31日，为给抗日将士募集寒衣，该歌咏团再次到昆明电台演播。当晚，令人振奋的钢琴声响起。雄壮激昂的抗战歌声随着电波传遍云岭高原、海外南洋。这场演播有男女声二重唱、四重唱、独唱，曲目有《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抗敌歌》、《旗正飘飘》、《太行山上》等，其中《黄河大合唱》是首次在云南演出。1941年3月、4月，该团再次到电台演播。数十年后，参加演播的同学相聚，还拿出珍藏的当时演出的照片，回味那感人的时刻与旋律。【10】 到该台演播的，还有擅长文艺的联大教师家属，如联大外国语文系袁家骅教授之夫人等。
    话剧广播方面，到昆明电台演播的有联大戏剧研究社、联大剧团、励志社总社戏剧股、天祥剧社、云南省军队联合特别党部华山剧社等多家团体。除邀请台外人员演播外，昆明电台开播后不久即组织了本台歌咏团多次举行音乐会演播，又自排了《米》、《五姊妹》、《十三年》、《模范工人》等多出话剧播出。其后演播的还有《血洒晴空》、《代用品》、《突击》、《中国的母亲》、《良辰吉日》、《可怜的裴迦》、《古城的怒吼》、《死角》、《心防》等。从排演剧目的阵容和演播次数来看，联大的话剧团体是该台话剧演播的主角。1940年底至1941年1月，联大戏剧研究社到昆明电台演播夏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1941年3月至4月，该社两次又在电台演播《夜光杯》等剧目。1942年2月，联大课余戏剧研究社演播话剧《前夜》。在该台演播次数最多的是联大话剧团。1939年，该团在陈铨、孙毓棠、闻一多等教师指导下，排练了陈铨的剧本《祖国》，该剧以东北某城市为背景，反映知识分子、学生、工人等爱国人士与敌伪斗争的故事。1939年2月18日至25日在昆明新滇大舞台连演8场，观众反响强烈，报界好评不断。1940年10月至11月间，联大剧团应邀到昆明电台演出话剧《祖国》后，可谓此剧演出余波中的高潮。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从1940年10月至1942年1月，该团在昆明电台先后演播了话剧《雾重庆》、《锁着的箱子》、《怒海余生》、《人约黄昏》、《未婚夫妻》等，使联大文艺抗战的声名远播海内外。联大各剧社的广播演播剧目，多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反映了驱除敌寇、争取解放的民族心声。如《夜光杯》写舞女郁丽丽谋刺汉奸未成而壮烈牺牲。《雾重庆》则描绘了内迁后方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以唤起迷途的人们觉醒。《前夜》则表现了爱国青年揭露汉奸劣行的果敢行为。
    戏剧广播也十分兴盛和长久。参加演播的既有戏剧改进社等专业团体，也有名角和票友们组织的聊社、嘤社、云社、谷音社等业余组织，而更多的是抗战时内迁的工矿文教单位中的文艺组织，如中央机器厂职工进益会、中央电工器材厂俱乐部、复兴公司新生活促进会平剧组、云南邮务工会等。陈豫源、吴小秋、云飞君、何燮成、凌霄馆主、张吟梅、竹八音、何佩安等众多名家名角，也是该台演播的常客。演播的戏剧主要是平剧（即京剧）、昆曲、滇剧中的传统剧目。而且，为了倡导国粹，发扬民族精神，参与演播的戏剧团体、名角名票等，都抛弃了门户之见，携手合作，分别担任文武场面同台演播。如1941年8月1日，昆明电台成立一周年播出的特别节目，就有聊社肖祝久等人的平剧，王守泰的昆曲，彭祉卿的古琴，徐季吾的南胡，滇剧改进社的滇剧等。

注释和主要参考资料：
  【1】《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宣传要点函件指示》，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2】《昆明电台呈报中广处聘蔡维藩为特约专员由》（1941年5月2日），《昆明广播电台档案人事卷》。
  【3】陈斯正，《抗日和解放战争中的昆明广播电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8年8月。注：该文将该台开播时间误为1941年8月1日。
  【4】《1940年9日16日中广处致昆明电台函》，《一九四○、四七、四八年外来节目函件》，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3】《广西大学致昆明电台函》，《一九四○、四七、四八年外来节目函件》，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6】《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昆明办事处函》，《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各地收听函件来往》，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7】《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各地收听函件来往》，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8】《1940年9月18日中广处致昆明电台函》，《一九四○、四七、四八年外来节目函件》，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9】《1943年1月21日中广处致昆明电台函》，《1943年外来节目函件》，昆明广播电台档案。
  【10】 施载宣，《从群声歌咏团到联大歌咏团》，《笳吹弦诵在春城》，云南人民出版社等，1986年10月第1版。

    本文部分内容刊于《第七次中国广播电现史志研究会专辑》，中国广电协会广电史研委会编，2005年12月。后经补充和删改，以《抗战中的昆明广播电台及其重要地位与影响》为题，收入《新闻春秋》第5辑，《抗日战争与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抗战广播史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现本站发布稿为完全稿。若引用请明作者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