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1902--1993）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周培源于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开除后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三年级插班学习，1924年毕业即赴美国深造，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于1926年春获学士学位，同年底获硕士学位。之后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28年春在著名数学家贝尔教授指导下完成广义相对论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iltlde），成为第2位获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38年秋至1929年秋做博士后，先后与德国莱比锡大学海森堡教授和瑞士苏黎士高等工业学校泡利教授研究量子力学。1929年9月应清华大学校长之邀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周培源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在70余年的科学生涯中，在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两个艰难的研究领域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义相对论研究中，他在引入各向同性条件下，求得了静止场的不同类型的严格解，从而充实了爱因斯坦的引力论。他还证实，在均匀性（或各向同性）的条件下，引力场方程本身即可给出宇宙的各向同性（或均匀性）和弗里德曼宇宙的度规张量，从而使弗里德曼宇宙的度规表达式的求解大大简化，将广义相对论宇宙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90年代初，他又在求解爱因斯坦引力方程方面，引进谐和条件作为物理条件，并已由实验所证实，这对统一爱因斯坦引力论的认识产生重大影响。他在1940年第一次指出湍流方程不封闭问题，并提出著名的逐级迭代近似法去解决这一经典物理中的难题，以后成为国际公认的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80年代末期，他以87岁高龄又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湍流方程不封闭的方法，即逐级迭代法，这是他经过50余年的奋斗所取得的完满结果。他在两个领域最后的研究成果，为他科学家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周培源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在祖国教育的土地上辛勤耕耘70余年，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为祖国培养了大批高级科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们当中许多都早已成为国际著名科学家。他到90岁还亲自指导研究生，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周培源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为开展人民外交，推进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等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曾担任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至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九三学秘中央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会长等等重要职务，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理想而无私奉献终生。

    1937年7月7田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从此中华民族浴血奋战8年，抗击侵略者。年轻的父亲周培源，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刚刚从美国参加爱因斯坦相对论研讨班归国，就接到命令，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日军攻占上海沿长江向西逼近武汉，局势非常严峻，长沙临大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继续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父亲携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姐姐，经粤汉路至广州，取道香港达越南海防，再经滇越路辗转进入云南来到昆明。两个姐姐一个4岁，一个3岁。一路上千辛万苦，火车停停走走，竟用了快一个月。母亲曾告诉我们路上的辛苦，由于经常没有吃的东西，两个姐姐饿得直哭，做母亲的心里真不是滋味。一次，火车又不走了，母亲看见路边的小贩，挑着担子卖米线，就买回来两碗，父亲见到后大怒，指责母亲不讲卫生，竟把米线丢到车窗外，母亲也非常生气说是当面看着小贩煮的，没有什么不干净。父亲买来甘蔗，说这东西没有问题，可以剥皮吃，不会生病。母亲见到后也大怒，把甘蔗统统丢出窗外，两个姐姐仍然在哭。几十年后，

母亲每讲到这段时，还是气愤不已。我们说不清谁对，谁错，也许父亲更有道理，万一路上有人生病，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昆明后先住在城里，就在大观楼附近。新婚不久的任之恭教授夫妇与我家同住。母亲和任夫人陶葆圣，每周轮流当家，谁当家谁管钱，谁作主；谁管家，谁做饭，非常和睦。大姐如枚小时候特别淘气，经常欺负妹妹二姐如雁，任爸任姨打报不平，偏向如雁，几十年过去任姨说起大姐如枚，仍“气不忿”。任爸说与父亲有三同：“同学、同事、同住”。我们全家和任家的友谊持续到现在。任爸是个个子矮矮的，说话慢条斯理的，脾气非常好、非常善良、非常幽默滑稽的人。家里的事情他从来都不管，大小事都是任姨操心，就是问他刚才吃的什么饭，他也说不清。如果任姨不在他的左右，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令人可笑的事情，比如老远就看见他帽子上有一白布条在飞舞，走近一看原来是洗染店的编号布。昆明的老鼠特别大，据母亲讲猫吃了老鼠，会把猫撑死，所以云南有一怪，猫得栓着养。一次，轮到母亲当家，她到面缸取面，发现里面有只老鼠，于是哇哇大叫救命，任爸立刻表现出大文夫气，卷起袖子，冲了过来，大喊我来，一阵乱拳，老鼠一命呜呼，他抓起老鼠，洋洋得意。突然母亲大叫不好，发现任爸手上在流血，结果大家一看，在流血的地方挤出老鼠一只大牙，全家哄堂大笑。母亲突然又想起什么，又大叫：“哎呀，我的面……”，全家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身来。现在每想起此事，仍感到十分有趣。

    由于日机经常来轰炸，安全没有保障，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母亲讲过一个故事，一次跑警报，一个人趴在一面坡上，一阵风来刮跑地的帽子，那人爬起来就追。旁边的人认为他刚才藏身的地方好；就爬了过来，炸弹正好在坡上爆炸了，这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而追帽子的人却安全了。母亲说这就是“命”，不信不行。母亲因肺病身体不好，实在也是跑不动，城里又实在不能住了。父亲决定把家搬到西山龙门脚下滇池边一个叫山邑村的地方，于是找了一座很旧的房子。主人也是一位近代赴美国的留学生，已去世。这是一座现在看起来很小的两层小楼，父亲找人修理了一下全家就搬了过去，直到1943年离开，大约度过了3年多时间。任爸任姨一家搬到离任爸上班（无线电研究所）不远，地处西北郊区梨园村的惠老师家，一个原来用作马厩的地方栖身，虽然离我们家远了，相隔几十里，但是仍然保持经常的来往。后来任爸任姨全家迁居到美国，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中断了20余年联系的两家人才又相见。任爸率70余人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回国访问，我们两家人才得以在首都机场热烈拥抱，挥泪述说分离之后的思念和双方家庭的变化

    父亲在联大当教授，每周要有3天到学校上课。山邑村离联大有20公里左右的路程，父亲就买了匹马，取名“华龙”，如果再有一匹马取名“华云”。也许是因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住在附近而引发的灵感吧。这样每天早晨5点起床喂马、刷马，然后送两个姐姐到车家壁小学读书，有课的时候再去学校上课，没课的时候就回家做科学研究。父亲骑马的样子一定很神气，威风凛凛，因此物理系主任饶毓泰先生戏称父亲是“周大将军”。父亲上课就把华龙挂在教室门外，因此联大的学生没有不认识华龙的。骑马是有危险的，一次马惊了，父亲从马上摔下来，脚却套在马蹬上，被拖着跑了一大段路，幸亏被一位农民发现了才幸免于难。还有一次马失前蹄，连人带马一起翻到沟里。不过老马识途，后来每走到摔跤的地方它就绕着走，然而母亲无光为父亲担心。大约两年后，修好一条进城的路，父亲就把马卖了，买了一辆自行车。

    尽管当时联大各个方面条件都很差，但师生们都坚信抗战必胜，终有一天将“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所以大家学习的气氛非常浓，情绪也很高。父亲长期想科学数国，特别想如何利用科学技术为抗战服务，于是自学了弹道学、空气动力学等。在联大当时所处的恶劣情况下，父亲开始从事他的第二个专业，应用价值较大的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的研究，并取得广卓越的成就。

    湍流理论是经典物理学中的一个难题，直到今天全世界仍有不少的科学家为揭开其中的奥秘在做不懈的努力。湍流运动是一种复杂的流体运动。19世纪中叶，法国的一位工程师在修建巴黎的水利工程时发现了湍流运动形式。后来法国人纳维（Navier）和英国人斯托克斯（stokes）提出了流体运动的基本方程，被命名为纳维——斯托克斯（N—V）方程。1895年，英国力学家雷诺（Roynolds）发现充分发展了的湍流可分为平均运动和脉动两部分，并从N—V方程推导出流体的平均运动方程。此后，国际上的流体力学专家都把湍流研究的目光集中在湍流的平均运动及其方程上。从1938年至1940年的两年间，父亲对湍流理论深入研究，撰写了《关于Roynolds（雷诺）求似应力方法的推广和湍流的性质》一文，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1940年第4卷第1期上。这篇文章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需要研究湍流的脉动方程，并求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动力学方程的方法建立起普通湍流理论。用这一理论对一些流动问题做了具体计算，结果和实验相符。在这一研究结果，为以后的湍流研究开辟了崭新的方向。在这一时期，父亲对广义相对论宇宙论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1939年他在中国《物理学报》第3卷同时发表了《论弗里德曼宇宙的理论基础》和《宇宙空间的球对称性和弗里德曼宇宙的理论基础的解释》两篇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弗里德曼宇宙”，使弗里德曼宇宙的度规表达式的求解大大简化。这些研究成果，是父亲一生对科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战时的生活极其清苦，物质条件相当差，患有严重肺病的母亲虽有恢复，但父亲仍须包揽一定的家务。1942年三姐如玲出世，父亲的家务就更重了，母亲说三姐是“小害人精”，白天呼呼大睡，再晚上却不睡就会哇哇大哭，害得父亲只好抱着她踱来踱去，直到她睡着了才能去看书。联大的学生常常嘲笑父亲的长袍像地图，大概是如玲给他画的，太操劳来不及换洗。如枚大姐从小身体就不好，体弱多病，但非常淘气，常和周围的孩子打架，二姐如雁是她的“兵”，常被大姐呼来唤去，当如枚大姐被打的头破血流时，就叫二姐回家搬救兵，叫母亲。但过一会儿地就又忘了，不知又会干出什么坏事。母亲告诉我说如枚常带着如雁把华龙的马豆子，拿到外头招个坑烧着吃，父亲发现后大怒，拿马鞭追着大姐打，不过常常迫不上。看来当年吃不饱肚子的事也是常有的。

    有一年，英语专家徐锡良教授（解放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刚刚完婚在我家度蜜月，母亲让大姐二姐陪徐先生夫妇爬龙门，从我家院后的山脚下沿千余级台阶即可到达，下山时大姐向二姐使眼色，说他们走不动了要徐叔叔和徐阿姨背下山，结果徐叔叔只好背起个子大的二姐，徐阿姨背个子小的大姐，新娘子徐阿姨穿了一双高跟鞋，本来就不好走路，调皮的大姐却故意使劲向下坠，结果走了一半就把新娘子的高跟崴断了，大姐就不下身，徐阿姨只好一脚高一脚慨地走回家，样子特滑稽，大组二姐在背后偷偷笑。那时，偶尔能买到些柑橘，挤出的汁给三姐喝，大姐二姐只能吃剩下的渣子，他们最盼母亲挤，因为母亲手轻可以给他们剩得多些。如枚大姐相貌出众，聪颖过人，才华横溢，可惜英年早逝，年仅48岁，我常常想念她。现在的青年人很难体会到挨饿的滋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父亲开始从事他的第二个专业——湍流理论的研究（他的第一个专业是理论物理，即相对论），并做出卓越的贡献。湍流理论是流体力学中的一个难题，至今国际上仍有许多科学家在做艰苦的探索，父亲当年的研究成果直至今天仍为人们所引用，他是国际公认的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父亲在清华，在联大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科技人才，其中相当多的像王竹溪、林家翘、钱伟长、钱三强、胡宁、张守廉等等都早已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

    在昆明，父亲、母亲与共患难的同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十年始终如一，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孩子们也是一样，对父母亲的朋友们都视如亲人，孩子们之间称呼对方的父母均为“某爸”，“某姨”。如前面提到的任之恭、陶葆圣夫妇，我们就称“任爸”、“任姨”；张奚若、杨景任夫妇就称，“张爸”、“张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我们就称“梁爸”、“梁姨”。李继侗先生为李爸。孩子们就叫我父母为“周爸”、“周姨”。终生未娶的陈岱孙、金岳霖、叶企孙先生就被我们称呼为“陈爸”、“金爸”、“叶爸”。父亲91周岁过世，老朋友所剩无几，只有年长两岁的陈爸（岱孙）健在，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失声痛哭。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更视陈爸为亲父，陈爸虽以97岁高龄谢世，但我仍然非常非常难过。

    母亲给我讲过许多故事，在山邑村生活的时候，虽比城里好些，但也常有日本飞机轰炸，躲警报是经常的事，当时家中养一条品种叫terrier的英国猎犬。它个子不太大，毛不很长有点卷，全县以黑色为主，为此取名“Blackie”。Blackie战斗精神极强，非常勇敢，也很有意思，它可以在敌机来前好几个时后就发出一种怪声，并且全身发抖。母亲身体不好走得慢，就可早些躲进防

空洞，往往是母亲都进防空洞半天了敌机才来。有时母亲说什么也不想动，Blekie就拖母亲走，直送母亲到防空洞。一次母亲站在院子当中看着美国飞虎队追打日本飞机，眼看日机变成一团火，直落进滇池，大家那个兴奋就别提了，Blackie也跟着又蹦又跳。后来全家离开昆明到美国，临行前将Blackie送给父母的好友张奚若先。张爸反蒋，那时国民党常向爱国反内战的知识分子下毒手，闻一多先生就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屠刀下，为此张爸就把Blackie带在身边不离左右。张爸全家都非常喜爱这条狗。张爸说Blackie非常勇敢不畏强暴，大狗看它个子小就欺负它，但它竟然能够在大狗的肚子下边咬住大狗不撒嘴，直到大狗跑掉为止。白天张爸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张爸手往文明棍，Blackie就一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老朋友们常常因此而取笑，金岳霖金爸说Blackie像某人，张爸就用纯正的陕西话说：“不要糟蹋我的狗。”晚上Blackie就睡在张爸的床下，张爸说Blackie可以帮助他，让他死也能死个明白。张爸是政治学家，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对新中国充满信心，解放初毛主席采纳了他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绅士派的张爸，一生仗义执言，1957年因提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以往，迷信将来”的意见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后被毛主席保驾。父母亲非常敬重年长他们许多的张爸，视为终生的挚反。

    每到周末，山邑村的小院，热闹非凡。现在看来并不大的五六间房子，地上床上经常是睡得满满的。陈爸是山邑村的常客，最近偶翻陈爸当年的日记，时常出现“今到周家，次回归”的字样。张爸全家住在昆明城里，女儿在重庆读书，两个儿子放假留在城内不安全，常常寄托在我家。至今大儿子张文朴还印象非常深，常常怀念母亲做的菜——用云南玫瑰大头菜了、猪肉丁和青豆，有时有条件再加皮蛋了一起炒，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特别下饭，吃两大碗，还觉不够。现在看看这算什么好吃的东西，但一说起来，张家的哥哥仍然津津乐道。我是全家离开昆明以后出生的，父亲母亲常常怀念云南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一段日子是他们一生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全家与昆明人共患难的日子，是他们一生中最困难的一个阶段，为此对昆明有着特殊的情感，以致母亲曾多次表示，在她身后要睡在滇池中。在家里姐姐们常用昆明话交谈，大姐如枚曾炫耀自己讲的“马街话”特地道，她和如雁二姐对唱云南花灯据说绝对正宗，谈起鸡枞、饵丝、饵块、过桥米线真是馋得人直流口水。讲起他们小时的故事绘声绘色，我特别爱听，一切对我说来都是非常新奇，有一种神秘感。因此对昆明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特别亲切。

    1999年5月30日趁中国科协学会改革研究班在美丽的春城召开之机，怀旧的情感越来越强烈，善解人意的昆明市科协副主席龚素萍女士派机关的驾驶员邓师傅陪我，并告诉我说：“邓师傅是老昆明，他会带你去找的，你想去哪儿就告诉他。”

    以前虽然也来过几次，但来去匆匆，交通也不是太方便。这次却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绿树成荫，芳草铺地，清新的空气，整齐的街道，和过去的感觉大不一样。尤其是世博会的举办，春城人民迎来了新的契机，给人一步登天的印象，难以忘怀。正是如此，也许人更容易怀旧，一到昆明这种感觉日益强烈。

    我只知道当年我家背靠西山，面朝滇池，出门就可上船，在龙门上可见我家。细心的邓师傅耐心分析我的只言片语，他并没听说过山邑村，但根据我说出的马街——车家壁——高跷——龙门——滇池等等，就带我沿老路，即滇缅公路去寻找。我由衷地感谢他，让我多年寻根的念头得以实现。我们在滇池边照相后猛回头，看见路边一块旧指示牌“山邑村”的字样仍然晴晰可辩，我忍不住地兴奋。冲进旁边的饭店，向店主打听是否有人了解抗战时期当地的情祝，他们热情地告诉我这里都是年轻人，但村里有老人，也有90岁上下头脑很清楚的老人，可以向他们打听。我们一行立刻向村里冲去，正好碰见两位60岁左右的老乡，好像就是专门在等着我似的，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谈话，打听我想知道的事情。其中一位不等我说完，就说：“是不是一个叫周培源曾住过的房子？”我激动地大叫：“对，对，我就是他的小女儿……”另一位（后来他告诉我他叫“段国”，是我们家的邻居）说：“是耐，是耐，我带你可。”（昆明方言，意为，是的，是的，我带你去）我们来到现在的龙门村112号门前，段先生去找人取钥匙。另外那位先生向我谈起父亲有“本钱”，曾在当地担任天南中学的校长，现在校中学还在，这我到是头一次听说，恐怕是误传。正在这时我的同事张利军提醒我把房子从后面照下来，刚服完忽然听见“咕鸣”一声巨响，后房檐掉下来一大块。刚好段先生、邓师傅陪看房子的一位姑娘拿着钥匙走过来了，我告诉他们刚才发生的事，姑娘说她每天来两次，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鱼贯而人，我高兴地在院子里东照西服，并向段先生询问，母亲告诉过我院子里有个养鱼池在哪儿，他告诉我说：“就在你脚下，那时还有假山在地当中，早就被填掉了。”段先生介绍这房子后来的命运，同时还说房子有100多年了，本身并没有什么改变，基本是原貌，门口的对联、窗框、门廊等等都没有改动，只是院子里建了些库房，一直是水产公司在用这个院子。还说他小时候常到这院子里来，还记得和大妹如枚、二妹如雁那时大人们都叫如枚如雁为大妹二妹）一起玩，二妹是狗年生人，他比二妹小等等。后我问他是否与大妹打过架，他只是笑笑，也许真的不记得那么多，毕竟是50几年前的事情了。正在大家谈笑风生之时，忽然听见从屋子里传来一阵咋咋乱响，只见屋顶上的瓦片劈劈啪啪落下许多，而且咔咔嚓嚓、吱吱扭扭的声音一直不断，瓦片也不停地往下落。看着它那激动的样子，我想它是不是在和我说些什么，因为只有我没有见过它，也许这么多年它一直在等着我，它想告诉我它走了，它想念我们，希望我们来看它，尤其是我，今天终于等到了，它的心愿了却了……。此时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干，想念我的亲人。仿佛看见父亲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书、备课；父亲和学生们在研究论文、讨论战争；父亲在刷马喂马；大姐二姐在院子里和Bthekie追来追去；三姐如玲在摇篮里睡觉；母亲在家门前的滇池里洗衣服、洗菜，在院子里喂鱼、喂鸡。仿佛听见华龙的嘶鸣声、鸡鸣犬吠声；母亲呼唤大姐二姐回家吃饭声。

    第二天，我登上龙门，俯瞰我的“老家”，只见屋顶已荡然无存。这就是我们全家的昆明情结。

 1999年6月 18 8父亲母亲结婚67年纪念日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