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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南区10号 | |||||
| 作者：张源潜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2-13 | |||||
| 我是1942年秋考上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联大最难忘的教室，就是南区10号。这是一间普通的平房，位于新校舍南区大门口，在出入通道的一侧，南北向，两个门口，都开向东面，可容百多人上课。它把整个南区划为不等的两半，大一时我在那里听过吴晗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联大实行选课制。那时开设“中国通史”的还有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但他的课是为历史系学生开的，重读的学生也好选习。只是文法学院新生规定选吴先生的课。选课的学生很多，上课就在南区10号。教室里都是长条桌，配上长条凳，一张可坐五人。这样特大的教室还有昆中北院的南、北食堂，二年级学生在那里上“西洋通史”“哲学概论”。有时候在那里举行讲座之类的报告会。 吴晗先生讲“通史”，是把秦以后的各个朝代看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他按各种制度(如兵制、官制、税制等)分开讲述演变的历史。听来倒很感新奇，“通史”原来是这么“通”的。他讲课条理清楚，我听得认真，记得仔细，简直一字不拉，晚上还在茶馆跟同学核对，补充听漏的，改正记错的，还另用练习本誊清。一学年下来，足足记了两厚本。第二年秋，一个中学老同学考入联大，同样选了吴先生的这门课，我把这两本笔记给他，省得他再花精神去记。这份特殊的礼物，他当然乐于接受。后来他告诉我，先生讲的和我所记的完全一样。由此可见，那时的教授确实有一本讲稿讲多少年的。吴先生当时正集中精力研究明史，写出了《从僧钵到皇权》，就是后来《朱元璋传》的雏形。 还有一件事与南区10号有关，不能不提。那是1943年初，学期考试，某日上午考“逻辑”。我选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上课地点在北区2号教室。我按时进教室，却见空无一人。怎么搞的？莫非改了时间？赶到注册组一问，原来考试地点改在南区10号，且早已通知，不知怎么我给忘了。于是赶紧跑到那里，教室里静无声息，大家都在奋笔疾书。我跟金先生说明原委，向他要一份试卷。他问了我的姓名，我实说了。他一听就说：“你不用考了。”我急了，赶忙求他原谅。金先生解释说：“你平时测验没有缺席，而且成绩优秀，因此免去学期考试。”原来如此，我轻松离场，但还不免嘀咕，我早已充分准备，考起来说不定比平时更好呢。但这毕竟是优遇，是荣誉，让人羡慕。原来金先生常常在下课前10分钟，出一道联系实际的逻辑题，要大家答在自己的笔记纸上交给他，一学期总有四五次，先生批阅后在下次课上发还。这样做，一方面可检查出席率，另一方面也可测出你的学习效果，这就是平时成绩。这次免考的仅两人(还有一个是历史系的赵广润)。第二学期学生就不敢轻易“刷课”了，因此学年考试免考的就有十来人，我仍在内。由于免考名单到考场上才宣布，所以没有人敢冒险不好好复习。这个办法确实好。 暑假里我参加一个由同学自己举办的俄语学习班，上课地点又在南区10号。招生广告上说明，不须交费，只要自己买一册《俄文读本》(贺青编)就可。教师衣家骥先生是本校外文系的俄语老师。他按课本顺序教，但每次下课前总要抽几分钟教我们朗诵几句俄国诗，有莱蒙托夫的，有涅克拉索夫的，也有普希金的，他念一句，大家依样念一句，像儿童学唱山歌似的，不懂得什么意思，但觉得好玩。当年三味书屋的学童就是这样学习《三》《百》《千》的。 1944年纪念“五四”时发生的那件事，更令我毕生难忘。每一回想，犹如昨天。上年秋季开学后我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办了一份名叫《文艺》的壁报，请李广田先生为导师，并在训导处登记，半月一期，主要发表自己的习作，各种体裁都有，每期约两万字。由于工作认真(按时“出版”，抄写工整，内容还不差)，颇获得一些读者好评。为了扩大影响，“五四”到来前打算举行一次“文艺晚会”，邀请几位教授谈谈新文学的收获。这个倡议得到李广田先生的支持。我们分别请朱自清和李广田讲散文，杨振声和沈从文讲小说，闻一多讲诗歌。闻先生说多年不写诗了，这个题目还是请冯至先生来讲，他自己愿意讲讲“五四”与文学遗产的关系。冯先生也同意了。我们还请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讲五四以来的“文白之争”。时间定在五月四日晚七点，地点在南区10号。海报贴出，颇引人注目。那天，借好教室，向事务组借来100瓦的两只灯泡。会场布置与上一晚历史学会主办的时事讨论会一样，把长条桌放在中间，拼成特大会议桌；长条凳围在四周，可供二三百人挤着坐。六点多钟就有听众前来占座。六点半讲师也陆续莅临。罗常培、闻一多、杨振声先生最先到。我们邀请他们在中间就座。听讲的学生越来越多，几乎把长条凳都坐满了。七点没到，全场爆满。后到的几位教授沈从文、朱自清、冯至等都无法挤进去，更多的听众在教室外的空地上，围着他们，七嘴八舌，建议换一个场所。我们同李广田先生商量，他也感棘手。谁能料到会这么轰动？有人建议到图书馆去，大阅览室可以容纳这么多人，这个点子不错。于是有人自动跑去联系，阅览室里的同学一听也表示欢迎。大家动手布置，就在借书处前面搬来几张阅览桌，安排一些椅子，让教授们就座，不断涌来的听众，自己搬椅子坐下。一回儿新的会场布置就绪，只等宣布开会。 我跑到南区10号告诉大家更换场地，可是那边的同学竟纹丝不动。他们已等了那么久，谁也不愿离去。的确，不少同学一吃晚饭就来占座，好容易等到现在，自然不愿换地方。怎么办？又有人建议，干脆分两处举行。只要讲师辛苦一些，一边讲过，到另一边再讲一次，岂不两全其美？同学当然都赞成。于是我又跑到图书馆，跟李先生商量，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是请老师们辛苦些。事已至此，那几位先生倒也顾全大局，都表同意。于是图书馆那边就宣布开始，由李广田先生主持，他作为导师，先讲“五四”与新文学，作为开场白。 我再次跑到南区10号，说明困难情况，不得不分两个会场进行，并请罗先生在这里主持，罗先生勉强答应了。不料闻先生拍案而起，说：“纪念五四的会，应该是一个团结的会，应该在一处开。既然图书馆方面已开始，那我们一起到那边去罢。”他这么说着。抬腿就要离去。同学们被说动了，争先往北区跑去，想在图书馆里找个好位置。秩序乱了，我已没法控制。谁知跑在前头的同学赶到图书馆，看见大门紧闭，猛力敲打也没用。当他们从窗口看到里面已坐得很满，更是生气，鼓噪起来。最后，主持人李先生只好宣布休会，以后改日再开。这个“文艺晚会”流产了。 刚到图书馆外的闻一多和杨振声先生只好默默地随着大家回去。这时方才发觉罗常培先生不见了。估计他已料到这个场面，独自回去了。作为组织者的我们几个感到很对不起这几位先生。 大家到了罗先生住处。他见这么些人不免奇怪。我先向他道歉，说明我们缺少预见，没把晚会组织好，累先生白跑，实在对不起。他说：这不怪你们。我没有什么，你们可以回去。这个会今天没开成，以后总要重开的。闻先生也自我检查，说自己火气大，说话太直，才这么坏事。罗先生笑着说，没有这事。我们这才放心地回学校。 重开的文艺晚会后在五月八日晚间举行。地点在图书馆前的大草坪，晚会时间较长，听众必须席地而坐。讲演的内容也扩充了，新增的题目有：五四以来的戏剧(孙毓棠先生讲)，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卞之琳先生讲)，五四与法国文学(闻家驷先生讲)。李广田先生讲五四以来杂文的收获，杨振声先生讲新文学的前途。晚会改由国文学会出面筹办，十个讲题分前后两半，前半场由罗先生开讲并主持，后半场由闻一多先生主持，以他的讲题压场，并作结束语。这一晚会开了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的先河，而这一广场从此命名为“民主广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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