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和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先到长沙共同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昆明，学校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在前后八年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师生们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心系国难励精办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均有杰出表现。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体制的杰作”。

　　南转和西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7月9日起，蒋介石分别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与陈岱孙、浦薛凤、顾毓琇、庄前鼎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应邀参加。平津战事日益吃紧，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迅即返校应变。在北平的清华教授潘光旦、郑之藩等人联合北大等校教授共21人，密电庐山谈话会，“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敌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当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也就在同日，日本东京“五相会议”决定，调遣40万日军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

　　当时清华正值暑假，一、二、三年级学生在北平西郊妙峰山一带夏令营作军事演习，土木系大部分学生在山东济宁县实习，四年级毕业生有200余人留校找工作、准备研究生与留美公费生考试。教职员大部分都在校内。

　　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中，清华决定南迁和疏散办法，并委派张子高教授等组织北平清华校产保管委员会，留校保管校产。9月12日，日本宪兵队侵入学校，大肆劫夺清华的图书、仪器等。后来，1938年初，日军又进而强占清华校舍驻兵。8月中，校舍全部被占，改为伤兵医院和兵营，保管委员会被迫撤入城内。

　　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梅贻琦于1937年8月底到达长沙着手筹备，并于9月初在长沙成立清华办事处。教育部指定梅贻琦、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教授）、周炳琳（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湖南教育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杨振声（教育部代表）等人为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筹委会主席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兼任，梅、蒋、张三位校长为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

　　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上课。临时大学综合了清华、北大、南开原有的院系设置，设17个学系。截止到11月20日，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共有148人，其中清华73人。

　　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中吟唱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师生便启程奔赴云南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男同学200余人则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栉风沫雨行程3200多里（其中徒步行军26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时年40多岁的教授闻一多不顾体弱，毅然参加步行团。他说：现在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一路上历尽艰辛，但他却焕发了青春，自感“童心复萌”，并挥笔画了50多幅写生画。他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决不剃去胡须。1938年度，西南联大学生人数分类统计，不包括在昆明招收的新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旧生共814人，其中清华学生412人；教职员有434人，其中清华教职员共达200多人。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6月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到校，7月1日正式启用。学校不再称“临时”，表明抗战的长期性。

　　西南联大组织结构

　　西南联大的领导体制和行政组织系统不同于战前清华大学，而是根据三校合组的实际情况以及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而施行的。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开会时，各处处长及各学院院长列席。

　　三校校长中，张伯苓、蒋梦麟均在重庆担任一定官职，很少到校，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因此实际由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常务委员会下设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此外，联大叙永分校及先修班各设主任主持。

　　西南联大没有评议会（清华办事系统仍保留评议会），只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组织。校务会议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由教授会选举12人为代表）组成，常委会主席梅贻琦任校务会议主席。教授会以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秘书主任为教授会当然成员。教授会的职权与战前清华教授会职权相同。教授会开会时，以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为主席。从职能看，常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权利机关，校务会议依照常务委员会决议处理校务，而教授会议只是一个咨议机关。常务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三个会议，使会议的议论和决议有利于常务委员会意图的贯彻。此外，联大还成立了许多专门委员会，处理各类专门问题。

　　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合组而成，但每个学校情况又有不同。相对而言，清华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所占比重较大：（一）经费方面，清华有庚款，除了应负担的一部分外，往往还额外给联大一些补助。（二）在图书仪器设备方面，抗战后北大全部图书、仪器设备未能运出，南开也只运出少部分。清华在抗战前曾运出一部分图书、仪器设备，事变后又抢运出一批，以后就作为联大各院系的图书、仪器设备。（三）师资方面，由于北大没有工学院，南开只有化学工程系，所以联大工学院实际上就是清华工学院的继续。理学院百余教师中，清华教师经常占一半以上。文、法商学院的各系，清华教师也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西南联大的规章制度，多以清华的规章制度为蓝本，如联大的教务通则、教授会组织法及一些行政管理制度等，基本是沿用战前清华的章程。因此，陈岱孙总结说：“西南联合大学校内领导体制和清华大学有相似之处。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在西南联大期间，仍然发挥作用，制度的延续性并没有中断。”

　　教育、科研概况

　　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揉合了三校的传统，在教育方针、教学制度与课程方面，与战前清华比较，变化不大。

　　西南联合大学的院系设置，在长沙临时大学原有院系的基础上稍有发展和调整。共计5个学院26个学系及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在校学生约3000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名师荟萃西南联大，数量超过战前任何一校，师资力量大为充实，开出的课程数量大大增多。有的系的课程甚至同一门课由几个各有所专、积累了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分章轮流讲授。由于战事影响，图书、实验设备器材等教学条件远较战前为差、生活也非常艰苦，但没有减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在贫乏的教学、生活条件下，很多教师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仍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危难中，师生们互敬互爱，更添一份特殊情谊。

　　虽然条件艰苦，但联大教师仍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认真备课。他讲《楚辞》时，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正》给学生逐句讲解。朱自清讲《中国文学史》时仍坚持让学生定期交读书报告，他还认真给学生改笔记。他反对那种只顾教师个人学术研究，不肯为学生花工夫批改作业的态度。他说：“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如果都不肯替青年人服务，下一代怎么办？”他开的新课《文辞研究》虽然只有一个人选课，他也按时上堂讲课，从不缺席。理学院的教师也克服教学设备上的种种困难，设法维持教学。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实验缺乏原料与设备，不能做肌肉神经实验。生物系的老师就地取材，以昆明本地特产蝾螈为材料做蝾螈呼吸实验。地质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气象台。工学院各系教师在基础课方面对学生仍保持严格的要求。战前清华的严格考试制度（周考、月考、期考）仍继续执行。

　　此时，由于受到设备条件及战乱所造成的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自然科学方面大多数与实验技术有关的研究陷于停滞状态，但纯理论科学研究则取得了较大成果，较战前有所发展。华罗庚的堆垒素数的研究、陈省身在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关于广义相对论与湍流论的研究、吴大猷等人关于原子、分子结构与光谱的研究、王竹溪等人关于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研究、张文裕等人的核物理研究、吴有训关于X射线研究、余瑞璜等人关于晶体结构研究、任之恭与孟昭英等人关于电子学研究、汤佩松等人生物物理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一定影响。

　　理工学院教授，也常常结合云南的自然条件，做出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有的则对云南经济文化发展起了有益作用。例如生物学系沈同教授以云南盛产的野果余甘子做实验（其维生素C的含量远远超过其他水果），研究维生素C与造血机能的关系。地质学系教授冯景兰完成《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等论著。工学院院长施嘉炀支持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工作，提出云南水力资源开发计划，设计出一批小型水电站，有的当即动工兴建。机械系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研究改良农具，系主任刘仙洲为云南明良煤矿公司研究设计用汽车发动机带动轻便列车运煤装置，化学系张大煜教授创建利滇化工厂用煤炼油，并从事桐油裂解制造燃料油的研究与实验等等。

　　文科方面，一些教师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形成和建立自己的“体系”，着手编著一些系统性的著作。闻一多先后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以及《中国文学史稿》等论著；朱自清完成了《诗言志辩》、《新诗杂话》、《伦敦杂记》等书稿（多数战后才出版）；王力先后出版了“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和《现代语法摘要》，开始注意到汉语特点，尝试系统地阐述中国语法的规律，这在当时语言学界尚属首创。金岳霖出版了专著《论道》，并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知识论》稿本，与他在战前所著《逻辑》一书，构成了他的“新实在论”的哲学体系。冯友兰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及《新知言》等一整套著作，构成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

　　清华研究院、特种研究所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除参加西南联大教学行政工作外，还设立清华大学研究院与特种研究所。战时研究院的研究生很少，1940－1946年间，共毕业32名研究生，不少人都在学术上取得不俗成就，如杨振宁、李赋宁、钟开莱等。

　　清华设立农业研究所（分植物生理组、昆虫学组及病害组，分别由汤佩松、刘崇乐、戴芳澜主持）、航空研究所（所长庄前鼎）、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金属学研究所（所长吴有训）、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陈达）等5个特种研究所，“这五项研究事业，均系针对着国家迫切需要而设。”“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

　　5个特种研究所中，航空、无线电、金属三个所，进行了一些直接为政府的军事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航空研究所在昆明建成当时国内唯一可用的五英尺航空风洞，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各飞机厂的所有新机模型，都交给清华航空研究所实验。此外，航空研究所还进行改良机型、空气动力学与高空气象研究、研制滑翔机和直升机、结构材料的研制等工作。1942年清华航空所完成委托的设计和制造滑翔机任务（初级2架、中级1架），其中1架被命名为“清华号”，直升机进行了部分研究工作。无线电研究所的工作很多直接服从于政府的军事需要，该所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紧密合作，主要研究短波无线电和真空管制造，供军事通讯之用，曾研制出中国的第一个电子管。该所也进行为军政部培训通讯军官、设计及制造通讯机器等工作。设在呈贡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则直接接受社会部资助，担负一部分社会行政职能，进行人口和农业普查。农业研究所包括病害、虫害与植物生理三个组，分别开展研究与教学。抗战结束后，农业研究所发展成为农学院。随着抗战胜利，清华复员北上，5个研究所相继结束了它们的工作，其设备、人力等均分别并入有关各系。

　　1944年，梅贻琦校长曾说“抗战期中的母校，虽失去了美轮美奂的校舍，虽颠沛流离的侷居在西南一隅，一切的教学研究，总算勉强照旧进行，从未间断。”在艰苦环境中，清华师生与北大、南开师生一起，克服种种困难，维持弦歌不辍，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延伸阅读：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30年，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清华大学慧眼识英才，聘请华罗庚来校工作，后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清华保送到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10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在西南联合大学经众人力荐聘为教授，并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1948年，华罗庚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49年，华罗庚毅然放弃优裕生活携全家返回祖国。回国前，他对外国友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要让数学这样落后呢?我们应该赶上去，我想我们是能够赶上去的。”

　　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等职，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在数学研究中他著述颇丰，还发现和培养了王元、陈景润等数学人才。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

　　1984年4月30日，华罗庚在成为美国全国科学院120年历史上当选院士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1985年6月12日，他在日本东京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74岁。

　　1984年8月25日，华罗庚写的“述怀”中有这样的话：“学术权威似浮云，百万富翁若敝履，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虽然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历史不同、学风各异，但三校始终合作无间，虽然办学条件极差、生活艰难，但师生们始终愤发图强，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联合办学的典范。三校师生读书不忘救国，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或投笔从戎，走上抗战第一线；或埋头学术，保存中华民族文脉。西南联大创造的奇迹，本身就是对抗战胜利的最大贡献。

　　教职工与学生状况

　　抗战初期，清华大学原有教师除一部分离职（约70余人）外，大部分随校南迁。西南联大时期，全校教师一般在350－360左右，其中清华教师约200余人。这一时期，三校合并后教授数量大增，1939年度全校教授、副教达177人，1944年为162人。西南联大教师聘任，仍分别由三校各自办理。各校教师除接受联大的聘书外，同时还分别接受一份三校的聘书，等于双重校籍，也有少数教师只由联大聘请而无三校的校籍。

　　抗战时期战火奋飞、国难民穷，教师待遇也日益微薄。1937年9月起，教师薪资降为七成（以50元为基数，余额按70％发给），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捐款，实领不过五成左右。1940年1月起，薪资改按十足发给，但就在这年上半年起，物价暴涨，战前每月350元的薪资，按生活指数折合，此时仅值13.6元。

　　由于昆明没有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又加上外来人口压力，米价始终处于高位，所谓公米是有价无米。1940年11月，联大54位教授曾签名呼吁改善待遇，呼吁书中沉痛地提出在物价暴涨、教师待遇微薄的情况下，教师“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据报道，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职员薪金则为原薪金的10.6倍。陈寅恪曾有两首诗云：“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薪尚忧贫。”

　　教师收入入不敷出，很多人不得不在其他学校兼职。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先后在多所中学教课，但生活依旧困难，不得不忍痛把初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闻一多家庭人口多，不得已以刻章解决生活困难，梅贻琦等联名为之宣传。梅贻琦、潘光旦、袁复礼三位教授的夫人曾组织互助组，自制一种“定胜糕”的上海点心到大街上买，赚钱补贴。等等。还有教师被迫变卖平津仓惶出走时带出的书籍、衣物等，吴晗“九年困境，债台高筑”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职员有108人，工警106人。西南联大时期职员最多时有212人（1943年，包括校医、理工各系技术员等），工警274人，共436人。该年度学生有2836人，与职工比例为5.7：1。初期，原清华职员随校南迁者有40多人，后相继离校，留校工作者只有10余人。联大职工大多数是当地新招人员，待遇低，生活困窘，行政效率较战前清华大为降低。1940年校工因生活不能维持，曾一度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这个时期学生来源较为复杂，大略分为三种：

　　（一）“七•七事变”后到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的原清华、北大、南开学生，他们的学籍仍归属原校，这部分学生随毕业逐年递减。

　　（二）自1938至1940年度，联大招收的新生或转学生。一部分通过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考录取的，这些学生大都是由沦陷区或战区流亡到大后方的高中毕业生。联大还曾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条件，免试或经过甄别接受了大批新生和转学生，另外每年还有各中学择优保送生。

　　（三）由教育部分发的或由联大当局自行接受的先修班生、借读生、试读生、旁听生和特别生。

　　当时西南联大教室的情况很恶劣，搭建的教室是铁皮屋顶，部分教室、实验室借用民居、寺庙，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图书、实验设备很缺乏；学生经常饿肚子，生活非常艰苦。但这没有减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反而更加激发振兴中华的斗志。这一时期，学生流动性较大，经常有学生中途休学、退学离校，其中多数是因为贫病无法维持学业，也有一些是政治原因，也有直接参加军队的同学。1939-1946年期间毕业的学生共计3730人，其中为清华学籍有726人，为北大学籍有369人，为南开学籍有195人，为西南联合大学学籍有2440人。

　　抗战服务的光辉一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出现了三次大规模抗日救亡、从军热潮。校方列有姓名可查的参军人数为834人，估计实际数字不止这些，部分校友还为抗战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抗战初期的从军热潮

　　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开学，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并逆江而上，武汉、长沙形势危急。长沙临时大学为了支持学生的爱国热忱以及适应战时需要，决定“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于是，不到两个月，据教务处登记簿，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

　　这些同学的去向大致分为两类，学习工程技术的同学大多到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其余的大部分都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还有一些同学去延安学习和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

　　二．应征翻译官

　　1941年初，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支援空这力量，协助中国远征军巩固滇缅路、开拓中印公路，以打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自1942年，来华美军日益增多，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最初由航空委员会从社会上招聘，但质量不够理想，人数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自1941年小批征调开始，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到1942年回校。此次共征调70余人，大半为联大学生。也有的学生经学校介绍去参加长短不等的翻译工作。

　　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1944学年度春季，将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400余人。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清华校友)，还直接向联大要工学院土木、机械、电机系的同学到他的部队去。

　　在大批应征的译员尚未入伍以前，就有30多名联大低年级(有个别高年级的)同学，于1943年11月14日提前报到；大批译员离校后还有人陆续应征。1941-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大部分先后复员，有的直接毕业，有的返校补读了若干学分后毕业。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授给作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Bronze Palm)。在52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宫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0人。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得到这项荣誉，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三．报名参加青年军

　　1944年5月起，日军连下洛阳、长沙、梧州、柳州、桂林，到10月夹攻南宁，12月占据独山直接威胁贵阳。重庆、昆明均感震动，国民政府发动青年从军运动，联大同学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踊跃报名参军。

　　12月8日，联大200多名从军同学全部参加到印度远征军，大部分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密支那附近兰伽(Ramgarl)学习汽车驾驶，属辎重兵第14团。另外1944年11月有联大理学院和工学院14位同学考取了青年军征集的空军甲种领航兵种， 1945年8月抗战结束便回校复学。

　　除此之外，联大师生还有各种形式的抗战服务慰问演出与各种战地服务团，也办理为美军培养军事翻译员的培训班。联大师生将自己融入了整个抗日战争烽火之中。

　　伟大的抗日战争砥砺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激发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孕育出的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宝库。西南联大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西南联大学生虽然学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在课堂有名师指导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课外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生们在众多的社团、壁报、读书会、讨论会等里，开展政治、学术、文艺、体育、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各种活动，抒发爱国热情，交流思想观点，发挥兴趣特长，提高文化素养，锻炼活动能力。

　　1938年秋，西南联大共有学生约2000人，新生约占一半。他们多数来自沦陷区，到校后互不相识，生活枯燥，更缺乏组织，没有集体活动。此时，由重庆南开中学来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党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群众团体公开化的原则，联合一些同学，发起组织“群社”，设立学术、时事、康乐、文艺、壁报、服务等股开展活动，深受广大同学欢迎，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校内最大的群众团体，也是西南联大前期影响最大的团体。学生中组织了许多进步社团，如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社、铁马体育会等，公开成立并展开活动。

　　1939年3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支部成立，袁永熙任支部书记，其后发展为总支，袁永熙、李振穆（李晨）、熊得基先后任总支书记，李之楠、邹斯颐先后任二线总支书记。

　　联大生活虽然清苦，但学习气氛非常浓厚，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很多校友回忆中，都提到泡茶馆。泡茶馆不是为了休闲，而是求学的一种表现。李政道说，当时学校晚上电灯不亮，无法看书，只好到街上茶馆里去坐。茶馆里有汽灯挂着，比较亮。花很少的钱，泡一杯茶，坐一个晚上或一天，老板都不会撵人。于是一到晚上，茶馆里满是学生，一人抱一本书看。他说，这不妨叫作“茶馆方式”的读书。杨振宁说得更具体，他记得，有一天几位同学在茶馆里谈到物理学中“哥本哈根学派”。到底这一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同学们争论不休没有结果，回到宿舍不睡觉还争。到下半夜，有人爬起来点火照明查书，才得到结论。用“苦中作乐”、“一心向学”来形容泡茶馆，一点也不为过。汪曾祺就曾说过，他这个小说家就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联合办学的典范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西南联大之战时使命完成。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三所学校分别北上复员。联大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改成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留下的永久纪念。

　　西南联大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八年中，在西南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本身就是对抗战胜利的最大贡献。

　　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主要有下面三点原因：

　　第一，正如陈岱孙先生精辟指出的，西南联大的成功归功于同学的求知愿望和教职员的敬业精神，而这二者实植根于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的信念和责任感。这是联大克服困难、成功办学的强大精神源泉。尽管办学条件艰苦简陋，但是广大师生自强不息，秉承“刚毅坚卓”校训，抱定“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必胜信念。正因为此，西南联大才能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克服种种困难，维系了中华教育命脉，一代风华正茂的联大学子脱颖而出。

　　第二，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支撑联大度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是联大成功办学的根本保证。抗战爆发后，除西南联大其他部分学校还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维持下来。在战后纪念联大校庆九周年时，梅贻琦曾感慨：“前几年，教育当局说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的，联合到底。”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第三，西南联大的教育体现了科学救国、教育兴邦的思想，爱国、奉献成为师生的共同追求。联大师生自觉地将教学、科研与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结合，为抗战服务。当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的女儿问他为何放弃自己卓有成绩的相对论研究而转向湍流研究，他说：“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清华还独自努力办好航空工程、无线电、金属学、农业、国情普查研究所，提出“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

　　第四，西南联大在昆明驻足八年，在物质与精神上，均得到了云南各界的大力支持。这些宝贵的支持，对西南联大生存、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联大师生与云南各界人士结成了深厚的情意，将云南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清华北还之际，云南全省商会联合会、昆明市商会分会分赠三校“复校纪念”联幅，其中赠清华的联幅为

　　万里采葑来载将时雨春风已为遐方开气运

　　九年移帐去种得天南桃李常留嘉荫咏清华

　　1946年8～10月，清华师生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清华园，面对惨遭日军蹂躏、满目疮痍的校园，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复校工作中去，清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延伸阅读：

　　闻一多，1899年生于湖北浠水，原名闻家骅，号友三，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在闻一多短暂的一生中，他的思想经历和人生道路几经变化，然而不变的是贯穿其一生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1922年负笈清华整整十载的闻一多于清华学堂毕业，受蔡元培美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他满怀爱国热忱赴美留学。

　　之后他感到“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按清华规定，公费留美的学习年限是五年，但他只呆了三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堪忍受民族歧视的屈辱。

　　20世纪20年代闻一多先后出版诗集《红烛》、《死水》，以及他对新诗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除诗歌外，他还多有美术、戏剧等创作。郭沫若评价说：“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1932年起他执教清华中文系，深受学生喜爱：“《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讲说，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辞虽旧，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五色斑斓地鲜明了。”他的课不仅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连门外、窗外都站满了人”。联大时期，文、理学院甚而工学院的学生宁肯“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也不愿错过闻一多的一堂课。

　　在不同人的眼睛里，闻一多是诗人、学者、美术家、教育家，乃至民主斗士，归根结底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德。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各界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他明知自己就是下一个被谋杀目标，仍悲愤难忍地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和长子闻立鹤双双倒在国民党特务的乱枪之下。毛泽东赞扬闻一多“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在民族危亡面前，闻一多表现了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正如他在《最后的演讲》中所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