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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论第四次南渡及西南联大 | |||||
| 作者：冯友兰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6-5 | |||||
|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60周年，为纪念中国历史上这一段艰苦的岁月我想起冯友兰（1895—1990）教授常用“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的语句一再呼唤。冯教授是20世纪中国的著名哲学家。他多次指出抗日战争（1937—1945）的胜利使得第四次南渡的炎黄子孙们能够回归华北故乡。这次回归是中国历史上前三次南渡后都没有办到的。现在的所谓客家便是历史上因避乱南迁而未能回归的户口。在第四次南渡期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人才的功绩也得到冯教授的赞扬。这篇短文拟对冯教授的这两种论点略加探述。 冯教授对第四次南渡的解释和西南联大的赞扬都雕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纪念碑上。这个纪念碑是在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的正式结束典礼时揭幕的。从那天起，西南联大组成分子北大、清华、南开就正式启程迁回了华北。纪念碑的碑名由中文系闻一多教授题字，碑文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稿，并由中文系罗庸教授手写。雕刻工作特聘人士办理。碑文刻在纪念碑的正面，西南联大1943-1944年从军的学生们的姓名可在纪念碑的后面。 在古文体的碑文里，冯教授简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他提到在卢沟桥事变后，在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就将三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合并大学。这个合并的雪最初迁移到湖南省长沙市，取名长沙临时大学，并且于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和衡山正式开课。开课后不久就得到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和南京的信息。为了持久生存，校方当局就决定前小到云南昆明。于是一部分师生和职员们就由湘西和贵州向云南迁移，另外一部分师生和职员们由广西到越南乘滇越铁路前往昆明。这个再度迁移的临时大学于1938年5月4日在昆明重新开课，并把校名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同一时期，迁移到陕西省西安的几个大学，也合并成为西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文里，除了叙述该校的成立，经历和结束的历史，冯教授特别表扬了西南联大四种成就。第一是为旧邦完成新命，为中国造就了许多新的人才。这种陈述可从西南联大毕业生后来在大陆和台湾政经和科技各方面的贡献来证实。第二种成就是西南联大的优良校风，改变了文人相轻的恶习，培养了知识分子互相尊重的风气。第三种成就是师生们都尊重和推动学术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使西南联大被称颂为“民主堡垒”。第四种成就是体现了南渡北返的期望。冯教授并借此叙述了东晋、南宋、南明三朝的悲惨历史。他特别高兴地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四次南渡的炎黄子孙们能够北返故乡，正表现着新中国黎明的来临。 把1937—1945年抗日救国战胜的经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南渡是冯教授一贯的看法，当他于1946年8月经过重庆北返时，就把他从1932年到1945年所发表过的47篇文章编成一册，用《南渡集》为书名刊印发行。在《南渡集》的序文里，冯教授说因为收集的文章大多是抗日救国战争时期在内地发表的，留在北方的同胞们没有机会谈到，所以特此变为钻机，希望他们能够读阅。序文里并说以前南渡的三个朝代的祖先们都没有机缘返归北方。这次抗日战争时期第四次南渡的同胞们靠天赐福都能乐返北方，真是值得庆颂。1946年在重庆时，冯教授同时安排了他在抗战期间所创作的六本哲学名著合并重刊发行。 用“第四次南渡”的名称来继续中国同胞们八年的艰苦经历也曾经为冯教授的次女冯钟璞女士（笔名宗璞）所应用。宗璞的著名历史小说《南渡记》的第一、二章安在1987年的《人民文学》月刊登出。全书共七章，到1988年完成出版。《南渡记》不但描绘了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英勇行为，并且叙述了南渡的各种艰苦情形，特别是两位新婚夫妇的痛别，宗璞也描写了汉奸无耻的卖国行为和日本侵略军的种种暴行。 那么，为什么冯教授八八年艰苦的经理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南渡，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中国在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寇侵略和占据东三省之后的危机和反映来寻求。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就面临着亡国的可能，在华北的炎黄子孙们都面临着日寇得寸进尺的侵略和残杀的危机。许多有见识的同胞们都觉得只有长期抵抗才可挽救祖国的命运。因此很多人士都准备从华北转移到华南、华中和华西地区，以空间争取时间，来做长期抗战。这种心情很显然促使一些学人，包括冯教授在内，开始追究东晋、南宋、南明三朝南渡的史实和因果。冯教授在1932年9月发表了一篇虚构的朱熹和戴震的对话文章，让他们两位比较“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华民国和南宋济南名的情况。很明显的，冯教授和一些有远见的人士都开始相信，华北同胞们迟早必须“南渡”才有保家卫国的机会和可能。虽然当时的中国人民在尽其所能地阻挡有优势军备的日寇侵占华北。 根据郭廷以教授的叙述，自从1935年起，北平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其他文教机关，甚至南京的金陵大学，都在筹备向祖国内部的安全地区迁移。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各种迁移的行动就加速了。1938年春季，当冯教授因左臂受伤经过越南河内乘滇越铁路前往昆明时，回忆着东晋、南宋和南明的历史，冯教授就开始用第四次南渡来形容中国当时的情况了。 另外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像冯教授一样，绝大多数炎黄子孙们都能克服和忍受第四次南渡所面临的各种苦难？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可能相同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炎黄子孙们都抱有决心要克服一切艰难赶走日寇，重建新中国。这种信心，在冯教授当年的各种著作里表达得最明白。很显然的是冯教授不但受了历代圣贤和风是祖先的影响，而且像很多同胞一样，也受到许多有远见的人士的启示。从冯教授的做作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受过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人士的启示的。从年轻的时候起，冯教授就认清了中国在20世纪初年已经入了万众一心力求更新再胜的时代，任何帝国，包括日寇，都不能阻挡中国的复兴和新生。冯教授这种信心经常一贯地表达在他的著作里面。从1938年到1946年的八年间，除了发表很多文章以外，他并且出版了“新”的六种名著。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世训》和《新知言》。这六种名著的总称《贞元六书》。这六种“新”注重誉为新中国的成长和21世纪中国儒学的传播复兴铺了一些坚固的基石。 有一些炎黄子孙并不赞同冯教授称呼中国八年抗日救国战争时期是第四次南渡。他们指出东晋和南宋生存时期要比八年抗日期间多十几倍。但是我们不妨指出，20世纪的武器和军技与中古时代大不相同，20世纪的八年可与中古时代的百年相比。 总的来说，冯教授对第四次南渡的用词和对西南联大的赞扬都有史实支持。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在冯教授的长期生活历程中，尽管他有极少数的言行曾经受到批评，他大半都是生活在他所提倡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里，很少受到“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影响。在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炎黄子孙们可以为冯教授常用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一语句而鼓舞。敬祝中华同胞，不论是身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各地，除了为自求生活圆满，家庭幸福之外，都能为促进中国的富强和全人类的繁荣以及永久和平的“新命”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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