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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联大的音乐活动——兼忆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 | |||||
| 作者：张清常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3-15 | |||||
| 我是搞语言学的，音乐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由于爱之甚深，所以音乐竟成为我青年时期在学习和工作以外的主要活动。我 19 岁到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系做研究生（ 1934 年秋至 1937 年夏）。直到抗战爆发为止。我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时，于 1938 年 12 月为西南联大校歌谱曲， 1939 年指挥过浙大学生优秀歌手组成的合唱队，为浙江大学校歌（马一浮作词）谱曲，所以 1940 年秋我到昆明西南联大后，校内的音乐活动就常有我一份。 我在联大的音乐活动主要在课堂之外。抗战中期的一年，我的一个学生谭庆双在联大师范学院举办了一次唱片音乐欣赏会，由我讲解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虽搞得不太好，可听众都听得很耐心，此精神在那种年月里可谓难能可贵。 当时在联大附近大西门内的文林街有个文林堂，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每逢周末晚上那里便用留声机播放西洋古典音乐唱片，有时我深夜偶然路过那里，若断若续的贝多芬的交响乐每每将我吸引而不忍离去。实际上，那时的留声机的声音既单薄又微弱，在院内屋里播放而在大街上听，即使是夜深人静时，所能听到的也只是交响乐里的一些最强音，要靠听者用自己的音乐修养来连缀它才成为乐章。由于听者专心致志地捕捉任何一点微弱的音符，精神高度集中，调动自己每一个脑细胞的最高功能，对乐曲的印象极其深刻。在战争年代，这就算是我，一个穷教书匠最高的精神享受乐。 抗战前的清华大学有一支小型军乐队。抗战时，师生们轻装南下，都没舍得丢下心爱的乐器。无论在长沙还是在昆明，号角声和琴弦声时刻伴随着师生们的学习生活。 1940 年我到昆明后，他们便邀我参加他们的音乐活动。每逢周末晚进行练习。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乐谱，仅有一支西洋的进行曲对付着练。我把西南联大校歌加上几次变奏，搞成一个乐章。 “配器”之后，终曲的地方再奏“千秋耻，终当雪……”那一部分主旋律用小号吹出，以管弦乐轻轻衬托，打击乐加强节奏，其雄壮慷慨，破石惊天之气魄，是我后来指挥男女声四部合唱时无法达到的，令人难以忘却。这样，我们在工学院 1941 年新年晚会上的演出便热闹非凡。第二学期我因有三门课，实在忙不过来，加上空袭的增多而忍痛离开了那个小管弦乐队。以后，我又做了联大校内集会合唱的指挥。内容有两种，一是唱《联大校歌》，每年新生入学后由我教唱。一是在联大师范学院每年 12 月 12 日院庆时指挥唱《传播光明》。院庆晚上开营火会联欢，结束时全体唱这个歌： 传播光明 2/4 中速、严庄 弱 中速 强 更强 ||: 5 5 1 1 | 5 5 1 1 | 2 3 | 2 3 | 传 播 光 明 传 播 光 明 传 播， 传 播 更强 强 中速 弱 | 5 5 | 5 5 | 5 5 1 1 | 5 5 1 1 ： || 光 明， 光 明 传 播 光 明 传 播 光 明 这个歌，词句简单，曲调朴素，音域不广，谁唱起来都不费劲，小娃娃都能即刻上口。如果“齐唱”，索然无味。我指挥时这样安排：一、采用“轮唱”的形式。把营火晚会围着篝火团坐的一二百名师生分成东南西北四个组，顺时针方向一组一组起唱，一组一组结束。什么时候起唱，什么时候结束，全看我那一组的手势。二、注意掌握歌曲的快慢强弱，起伏节奏。三、一般每组唱两遍就行了，但往往大家情绪热烈，可以加到三四遍。这样一来，改单音齐唱为混音轮唱，声音谐和和雄浑，富于感染力，大家的劲头儿就起来了。在熊熊烈火的映照下，师生们群情振奋，斗志昂扬，集会在热烈愉快的高潮中结束。但在抗战后期，联大师范学院本科学生锐减，很不景气。院庆只是食堂架个菜而已，不再举行聚会了。 联大校内我指挥过的歌咏队先后有 4 个。若算上联大师范学院附中，就是 5 个。第一个是群社的男女声齐唱的群声歌咏会。 1940 年秋我到昆明后，他们找我去。我记得当时是在新校舍南区靠北边的一排教室里练唱，参加的人很多。他们原来唱的是抗战救亡的歌曲，慷慨激昂，热情很高。当时我觉得，在抗战歌曲之外还应该教唱一些艺术性更强的名曲，便选了一首舒伯特的名曲《鳟鱼》。只练了一两次。皖南事变后，联大群社停止活动，进步学生出走，群声歌咏队就结束了。第二个歌咏队叫回声，是男女声四部合唱，约有 20 多人。它在 1941 年秋季开学时组成，直到该学期结束之前，歌咏队自己开了个除夕晚会就自行解散了。这个歌咏队的主要成员是联大师范学院 1939 年秋入学的学生，歌谱就有一门课程的讲义那么厚。中国歌曲有黄自的《旗正飘飘》，荷绿汀的《游击队歌》，刘雪庵的《长城谣》等。西洋歌曲有根据德沃夏克《来自新大陆交响乐》第二乐章改编的《念故乡》，有根据董尼才第“ O Italia Italia ”改编的《我所爱的大中华》，有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柴可夫斯基的《花的圆舞曲》等。这个歌咏队曾在联大师范学院院庆、联大新年晚会、昆明广播电视公演过。第三个歌咏队是大风男声四部合唱，法学院学生组织的。男声四重唱的谱子平时就难找，何况在那个年月。我也忙不过来，多是他们自己干。后来曾邀他们与回声联合演唱《我所爱的大中华》等。第四个歌咏队简称校歌队，全名是联大校歌混声合唱队，是学校 1941 年召集的。正队长是谭庆双（女高音），副队长虞佩曹（女中音）。队里有许多校内学生中有名的歌手，生物系教师曹景熙担任男高音独唱部分。用梅贻琦先生的话来说，还没有见过哪个学校的校歌以这样庄严、优美的形式来演唱的。梅先生对此很满意。可是由于召集起来很困难，校歌队就无形中解散了。 1946 年再次演唱，就由联大师范学院附中歌咏队即由我做音乐指挥的第五个歌咏队来担任。这支男女声四部合唱队约有三四十个人。教师倪连生、阎修文组织领导并参加演唱，音乐教师弹琴伴奏。孩子们看谱唱歌，练习很认真。附中的校歌是 1941 年张敬（清徽）作词，我作曲的。我在指挥附中歌咏队时，也只练齐唱，我没有来得及谱写四部合唱曲。附中歌咏队在本校晚会上演唱过一两回，曲子是《旗正飘飘》、《蓝色多瑙河》、《我所爱的大中华》、《念故乡》等。这些曲子比较难，孩子们唱得那么好，真不容易。 1946 年 5 月 4 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在这次盛会结束前，联大师范学院附中歌咏队演唱了《西南联大进行曲》（混声合唱）。因为 1945 年抗战胜利，所以这次演唱前面加了“引子”，后面加了“凯歌”。这一曲凯歌之后，西南联大宣布结束，北大、清华、南开分别复员北上。
近几年，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成为众说纷纭的问题。若说清此问题，有必要先把联大校歌产生及刊布的历史过程叙述一下，然后再申述我的看法。 1938 年 7 月，当时的教育部命令各校呈校歌、校训，西南联大属于新建学校，常委会在 10 月 6 日决议成立“校歌校训委员会”的编制。委员是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以冯友兰先生为主席。 11 月 24 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向常委会报告，拟校训为“刚健笃实”四字，校歌词谱亦已制成。常委会通过了校训，没有通过校歌。呈报的这个校歌歌词没有作者姓名。是冯先生写的这份报告，抄的这首词。虽是冯先生的笔迹，但不能就此断定词作者是冯先生，因为冯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可能在写报告时重新抄写了歌词，把作者原稿留下存底。在词句上它与后来正式通过的有一处不同。原是“待驱除倭虏”，后来欧洲也爆发大战，正式通过的歌词改为“待驱除仇寇”了。所附的曲谱却不知是谁作的， 2/4 拍进行曲，上面没有作词和作曲者的姓名。校歌既未通过，还须继续征求。 1938 年 12 月，我当时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接到朱自清先生的信，嘱为联大校歌词谱曲，附歌词两份。一份题名罗庸《满江红》，歌词是：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 另一份题名冯友兰，是新诗体，歌词是：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就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我反复吟诵，再三考虑，认为罗词上阕悲愤，下阕雄壮，是一首好词，适合于做校歌。于是把罗词谱成男女声四部合唱曲，用每页 12 行的大五线谱线写成。此件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罗庸词，张清常曲。此件存联大档案中。 曲谱寄给联大之后，我热情满怀，又写了《敬献西南联和大学》第一乐章，引子 8 小节之后，便是校歌男女声四部合唱。也是用五线谱写成。后来找人帮我刻写油印。此件也明白写着“校歌，《满江红》，罗膺中即罗庸先生词”。右上方写着“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作于广西宜山”。全曲拟写五个乐章， 1939 年 7 月才完成。 1939 年 6 月 30 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向常委会送呈校歌词和谱，原件存档。词是罗庸的《满江红》，曲是我谱的。以后演唱的校歌就是这个。 1939 年 7 月，我的姐姐张敬（清徽，当时在昆明“北平图书馆”工作）来信告诉我：经过试唱，罗词我谱的《满江红》已被选为西南联大校歌，并且附寄给我油印的试唱三份曲谱：第一份是罗词我谱的《满江红》男女声四部合唱曲简谱；第二份是冯友兰词（新诗体）沈有鼎曲。 2/4 拍的进行，齐唱的简谱。 当年 7 月 28 日，我完成了五个乐章的《敬献西南联合大学》，将其主旋律用简谱油印为 7 张 14 页。首页，第一乐章在引子 8 小节即为校歌《满江红》，写明“罗膺中先生词”。在第 11 页第 6 行，开始第四乐章，有男高音独唱，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勉励，采用了冯友兰先生（新诗体）的歌词，也就是马约翰、沈有鼎两位都谱过的歌词。那时我年轻气盛，偏要也试一试如何给冯先生给这篇白话诗式的“……同学们……同学们……”制谱。在第四乐章里我标明“冯芝生先生词” 我把这 14 页油印的主旋律简谱寄给在联大的老师们。其中寄给朱自清、闻一多先生的那份，篇首上方写着“谨呈佩弦、一多师恳乞赐正”。他们二位将它交给学校。 1939 年 10 月 29 日冯友兰先生致函常委会建议专函申请。 11 月 1 日梅贻琦先生批：“文书组函张先生致谢，乐谱留存。” 黄延复同志在《清华校友通讯》（复 3 期）《西南联大校歌考》里面把这一件档案（冯函梅批和乐章第一页）都影印刊布了。这一件档案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份乐章的第一页开头就印着：“校歌，满江红，罗膺中先生词”。朱自清、闻一多两位先生看后无异议，冯友兰先生看后亦无异议，并批示函谢并留档，可见关键性的人物（校长，“校歌校训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都同意罗庸是校歌《满江红》的词作者。 联大校歌要印发教唱，最初是油印的，几次都印着“罗庸词，张清常曲”。所以我 1940 年秋一到昆明，工学院小管弦乐队和群声歌咏队才会来找我。我在联大也曾几次印过混声合唱谱、五线谱，都标明词曲作者。 存放在联大档案里的还有两件。一件是在 1941 年由学校常委会批准铅印的校歌简谱，每年教唱，每个学生一份，流传最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档案中都有它。右上方印着“罗庸词，张清常曲”。另一件存放在联大档案里的是 1946 年 5 月 4 日西南联大结业典礼会场最后一次演唱校歌男女声四部合唱的曲谱。封面上题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罗庸做校歌词，冯友兰作引、勉词、凯歌词，张清常作曲，联大师范学院附中歌咏队演唱。” 罗庸先生所作校歌及冯友兰先生所作勉词均已见上文，冯先生所作《引子》全文是：“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愿同心同德而歌唱”。《凯歌词》则用的是冯友兰先生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铭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苦，共欢悦。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应该说，校歌，勉词、凯歌，虽分别出于罗、冯两位先生之手，堪称珠联璧合，是西南联大校史上的重要文献。罗、冯、张，都是联大的教师，罗，北大；冯，清华，张，南开，三人、三校合作成篇，也是一段佳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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