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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校歌和校训的制定 | |||||
| 作者：方卓然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25 | |||||
|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被迫流亡。南迁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芩组成校常委会，主持学校工作。 12月13日南京陷落，震动武汉，学校被迫于1938年初再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正式开课。 1938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命令，要求全国各高校制订校歌和校训呈报教育部。7月20日，西南联大以“因学校创业未久，俟编成后再呈报”回电教育部。而教育部再次以“训令”催促，并限一个月内呈报。于是，学校常委会于10月6日开会决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等教授组成了校歌校训制作委员会，指定冯友兰为召集人。 制作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讨论和广泛征集，征得了冯友兰、罗庸先生各写的校歌歌词一份，马约翰、沈友鼎、张清常先生的曲谱三份。校训拟为“刚健笃实”一并呈报学校常委会。经常委会讨论研究，校歌采用了罗庸教授《满江红》词，张清常先生谱写的曲。校训改订为“刚毅坚卓”，向教育部呈报。 1938年12月12日，学校常委会将“刚毅坚卓”的校训在学校正式公布。校歌也开始在学生中演唱，全校各院系组成“联大校歌队”，由张清常先生指导，在全校性集会上做示范性演唱。 《满江红》词：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称：“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 新生入校，首先要学唱的就是这首《满江红》校歌。 1945年5月4日，西南联大的全体师生在学校图书馆前广场上唱起最后一次校歌。“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现在仇寇已经驱除,马上就要复神京，还燕碣了！师生们唱得特别带劲，唱得荡气回肠，余音袅袅，曲终时，几乎所有的人眼里都充满了泪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在这首爱国悲壮的校歌中结束了8年使命，三校开始北上复员。 在组成西南联大之前，三个学校各都有自己的校训。北大的校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辩”；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的校训是：“公能”。三校在长沙仓促组成的临时大学，没有校训。 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不但融通了原三校的校训精神，而且在抗战时期表现了西南联大的培养目标，办学精神，也体现了自己的个性和作风。“刚毅坚卓”体现了西南联大希望学生能成为四个字中所包含的为人态度、处世品行、学习精神。 “刚”就是要坚强，要有一股劲，《大博》曰：“刚能立事”。 “毅”就是要果断，有毅力，坚决之后不可摇夺，《左传》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 “坚”就是坚定，如《汉书·马援传》所说：“穷当益坚”，才能“实坚实好”（《诗·大雅》），也才能表现出人的精神意志。 “卓”是“超越寻常”，看得高远，卓然而立，“信含异气”、“卓荦不羁”。 西南联大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身体力行了校训“刚毅坚卓”的四个字，为坚持抗战，保存和发展祖国的教育文化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学校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困难情况下，不惜南迁西徒，长途跋涉，到昆明借用盐仓、租用会馆和中学旧址，或在土坯铁皮盖成的简陋教室中上课。在没有教学设备、缺少图书、缺少教材的条件下，后期发展到5院26个系，8年中，有2000多名同学毕业；从军者800多名；5000多青年进校学习。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各类人才，使国家的教育科学事业得以繁衍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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