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后留系工作，直到1946年联大结束，历时八载。流年似水，往事如烟，许多值得纪念的人和事，已有不少师长和校友撰写文章，《笳吹弦诵在春城》和《笳吹弦诵情弥切》便是联大八年最好的历史见证。但回首当年，值得回忆的往事似乎还有不少，中文系师生最后一次集会便是难忘的一桩往事。

　　记得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校园里便不断传出有关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西南联大结束办学的消息。日期和路线一改再改，最后联大常委会宣布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4日结束，学校决定于5月4日在图书馆举行结业仪式。于是各系也纷纷赶在5月4日前举行结业活动。中文系决定在5月3日集合，系主任罗庸先生要赵毓英和我负责通知系里的老师和各年级同学参加，罗先生特别叮嘱，一定要把冯友兰院长请到。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师生集合，八年来还是第一次，而且又是最后一次，大家都很珍惜和重视。那天除罗常培先生赴美讲学未归，刘文典先生已赴滇西磨黑，杨振声先生因事请假外，余下的全体教师都出席了，各年级同学也基本上到齐，气氛十分热烈。
　　集会由系主任罗庸先生主持，他致辞后，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游国恩、沈从文、浦江清等几位老师都先后讲了话，话题集中讲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如何风雨同舟，在战火纷飞、生活条件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把西南联大办成蜚声全国的大学的种种经历，勉励大家要继承和发扬西南联大优良校风、学风，为西南联大添光增彩，语重心长，令人感动。可惜事隔多年，我现在已记不清老师们讲的原话了。只记得当年出席会议的讲师、教员、助教共有十多位（中文系因为负责全校大一国文的教学，班次多，教师也多），罗庸先生请年轻教师也讲一讲联大八年的感受，李广田先生很动情地说：我们十来个人，都是战前分别毕业于北大、清华、南开或在战时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座的各位先生都是我们的老师，春风化雨，师恩浩荡，毕业后又在老师身边工作多年，老师言传身教，使我们受益不尽，毕生难忘……一席话，给集会平添了一份惜别的感情色彩，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将要分手了，但又不愿分手。座中有人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由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珠联璧合，堪称“三绝”，若干年后，肯定会成为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又有人说，纪念碑文不长，却是联大八年最好的概括，纪念碑文列举了四点值得纪念的地方，十分中肯。闻一多先生听了，接着插话说，碑文列举的四点，一点也不错，值得大书特书，但此时此地，我并不在乎纪念碑文会不会成为历史文献，我看重碑文中一字千金的“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联大八年，兴学育才，作出了贡献，也作出了牺牲，暂且不谈别的，中文系办公室离四烈士墓很近，要使烈士的鲜血不白流，就要时刻记住“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这句古话。闻一多先生抗战后期致力于民主爱国运动，国而忘私，公而忘私，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一二·一”运动过去还不到半年，四烈士遗体安葬也只有二个月，谁都掂得出他这些话的分量，会场顿时静了下来，气氛显得颇为凝重。在座的同学也有两三位发了言，大都是感谢老师和母校的哺育之恩，感谢三迤父老对西南联大的支持和帮助，情真意切，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老师更可亲可敬的了。

　　集会结束时，罗庸先生请大家到中文系办公室门前摄影留念。有人建议师生合唱一次校歌，罗先生是校歌歌词的作者，请罗先生领唱。话刚落音，便引来了一阵掌声，罗先生笑着说，这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只会作词，不会唱歌。说着说着，不知谁拉开嗓门：“万里长征，辞却五朝宫阙……”有人起音，后面的很快便跟着唱起来了。以前是唱：“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现在已经驱除仇寇马上复神京，还燕碣，所以师生们唱得特别带劲，嗓门有多高便拉多高，谁也不管它会不会离音走调。虽然唱得不很整齐，但唱得荡气回肠，余音袅袅，情景的确动人，有人激动得哭了，出门照相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位同学眼中还含着泪花。照相是罗庸先生事前作了安排的，副教授以上的老师坐前排，其他的老师和同学或站或盘膝而坐。他看见东北区2号甲的门牌号码有点剥落，还叫我们找粉笔把它誊清。待到要拍照的时候，罗庸先生一再请冯友兰院长坐中间，但冯先生坚持就近坐下，推让之间，朱自清先生挽着冯先生的手并肩坐下说：今天是师生合影留念，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如果有人感兴趣，那么这张照片中间一排，从左往右，浦江清先生第一，我第二；从右往左，沈从文先生第一，王力先生第二，就这样行了吧。几句话又赢得一阵掌声。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留下来了。照相完毕后，许多同学仍在东北区2甲门前簇拥着老师，话长话短，不愿离去。我们差不多全体列队陪着老师沿着东北区膳堂，走过图书馆右侧铺了煤屑的校道走出校门，然后挥手致意，互道珍重。人过了马路，到了南区还回首凝眸，深情地注视着那挂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横匾的校门，默默地向母校告别。校园上空一片蓝天，几堆像棉絮般的白云从东边飘过来，雪白，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