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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西南联大有着其特殊的地位，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原校址上，那坑坑洼洼的红土小径 那铁皮屋顶、泥土地面、有窗没玻璃的平房。追昔抚今，你可以去想象在60多年前，站在这些简陋校舍讲台上的教授们，其中有朱自清、冯友兰、周培源、钱穆、钱钟书、潘光旦、江泽涵、汤用彤、吴晗、吴大猷、吴有 、陈岱孙、陈省身、陈寅恪、张奚若 金岳霖等许多中国知识界响亮的名字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联大不仅集中了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师资力量，还聘请了一些外籍学者、教授，如米士、白英、温德、噶邦福等，再加上不定期邀请客座学者讲学， 大开阔了学生视野，李约瑟、华莱士、费正清夫妇和老舍、曹禺、林语堂等都曾任过联大的客座学者。
这无与伦比的强大教师阵容，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前来报考，青年们都以考取联大为殊荣，在同 被几所学校录取时，学生们往往宁肯舍近求远，奔赴昆明。从这联大毕业的学生中，有些人牺牲在抗日的疆场，有更多的人成为日后中国 识界的精英和学术领头人。有资料统计，1955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门的学部委员473人中，原来西南联大的师生有118人，占总数四分之一。此外还有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等人。
联大师 在国难当头时所迸发出的那种为民族复兴、为国家强盛而努力教学的精神力量，体现了校歌中所描述的悲壮情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兴业，需人杰。在这样的感召下，便有了闻一多蓄须以明志抗日之举；便有了钱穆在空袭警报频来中凭记忆写成了两卷 的《国史大纲》。杨振宁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回忆道，他对现代物理学的鉴赏力是当年在昆明求学时养成的。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冯友兰写道：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巨大文化 富，这种财富就是在哪 再艰难的环境下，都要坚守中华文化的道统。
联大在当时的作用就是护卫中国的文化。前方的将士在护卫中国的躯体，而后方的书生们则在护卫我们民族的灵魂。曾经有位记者问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联大的师生也是这样 虽然他们失去了平津的校园，然而，他们心中的校园并未失去。凡联大所在处就代表着中国自强不息的文化，他们在护卫着我们民族的灵魂。
有一篇小说颇能说明当时的情况。哲学大师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写过一部《东藏记》，意思就是东躲西藏，写的就是昆明，小说的主要人物是 平的名门望族吕家三姐妹素初、绛初碧初，和三个女婿严亮祖、澹台勉、孟樾，以及他们的子女及众多亲友、师生、同学。小说既有传统小说那些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有中国传统戏剧中的那种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宗璞的这篇小说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她刻画的以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为精神核心的师生们身上凝聚着的蓬勃向上的西南联大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民族气节、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只有 过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经历的人才会对此如此地刻骨铭心。
钱钟书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 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去做研究，他原来想留在法国继续攻读国家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回国时，国内有很多大学争相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抢先了一步。时任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力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黄延复在《钱钟书在清华》一文中抄录当时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一封信，信中说：
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 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
后来有人议论他的小说《围城》中描 的人物、事件以及他的评价，与他在西南联大的这段经历是有关系的。钱钟书在联大只呆了半年就离开了。1939年夏，他回上海省亲探望父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于是也想让钱钟书一道来蓝田师范任教，这样也可以留在身边照顾自己。当时蓝田师范学院院长廖茂如还亲往沪上劝说，于是钱钟书舍弃了联大而转去蓝田师院执教。
关于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原因，一直流传有许多版本，有些纯属道听 说、无中生有但离开西南联大也确实有钱钟书的难言之隐。他离开联大，属于不辞而别，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联大的校长梅贻琦爱惜钱的才华，并未计较，仍然主动发了个电报加以挽留，这使得钱钟书自感十分内疚。他还曾为此亲笔给梅贻琦回信致歉，说自己“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与此同时，钱钟书还给当时联大的秘书长沈履一写了份内容大致相当的信(钱与沈是姻亲)，信中在谈到自  辞而别的原因时有这样的一段话：“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 清华校友通讯》第18期。可见钱钟书之所以离开联大，应该确实是因为家庭方面的因素。
钱钟书在联大教书时还不到30岁，又刚从国外留学回来，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再加上才华过人年轻气盛，说话不留意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联大的教师团 里，物理学家吴大猷也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楷模。吴大猷是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其研究 域涉及原子、分子结构及其光谱、等离子体及其动力学理论、核物理、天文物理、统计物理、散射理论及相对论等，内容十分广泛。他对现代物理学的许多理论有着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常常能够提出自己独到而有深度的见解，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吴大猷在抗战时 所遭遇的困难异乎常人。他家住在离校十里的岗头村一平房中。每天，他从居所岗头村到联大上课，要走一个小时左右，早晨5点多就要启程。“累是不必讲了， 皮鞋走十字路，一天来回共约20多里，用不了几天，皮鞋就要打掌。”他不但自己长期抱病坚持教学，他的夫人阮寇世也长期患肺结核，全家人的生活几乎要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吴大猷仍然著书立说，写成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显示了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和顽强斗志。该书获得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丁文江奖，他是继李方桂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人，此后该书多次再版，在学术界 有很高声誉。对于这段抗战期间的经历和他那发愤图强的精神。吴大猷在《回忆》中感叹道：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是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每月发薪，纸币满箱，因为物价直线上升，所以拿到薪水后，除手头留些用于买 的零用 外，大家都立刻拿去买容易保存，不易坏的东西，如米、炭等。
很多外省人为了在将来战争结束时回乡准备路费，都在摆地摊卖东西。我可能是教授中最先出马的一个，抗战初起时，托人由香港带来较好的东西，也陆续卖光了，等到1946年春复员离开昆明时我和寇世的东西，只需用两个手提箱就足够装，还不是满满的。
学校因经费紧张，仪器设备少而简陋，许多实验无法进行，在一定程度上给教学科研带来了困难。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吴大猷仍坚持科学研究，请再读读他自己的回忆：
在抗战初起时，我的看法是应该为全面抗战着想，节省一切开支，研究工作也可以暂时停一停。但日子久了，我的看法也有了改变。我逐渐觉得，为了鼓励研究人员的精神，不至使他们长期地感到无法工作的苦闷，也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才，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添置一些研究设备……只好尽自己个人的力量做一些工作……请北大 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帮我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
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里，不会找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 且是用一个简易木架做成的分光仪。我们为此动了不少脑筋。通过实验……得到了一些结果……
吴大猷培养李政道的经过也十分感人，吴大猷的回忆是这样的：
1945年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不到20岁的孩子来找我，拿了一封介绍信……这个孩子叫李政道。李原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 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李应付课程，绰绰余，每天课后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他求知如此心切，简直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他还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作题的步骤及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想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寇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出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也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吴先生发现他才思敏捷，异乎常人。1946年吴大猷出国考察，按规定可以带两个年轻人随行，于是他选择了朱光亚和李政道2人。李政道因无大学毕业文凭，一般大学的研究生院绝不会收，最后只有芝加哥大学慧眼识珠，通过选拔考试李政道顺利地被该校录取。吴大猷慧眼识人才，终于 这颗明珠得以充分展示其夺目的光彩。在他日后的回忆中有这样一席话：
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时人常提到二人是我的学生，是我精心培植出来的，尤将李与我的机遇更传为美谈。其实，我们过适逢相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比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
正是因为有吴大猷这样心胸开阔的学者。才会有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学生茁壮成长。
在昆明有一座联大从军纪念碑可千万别误以为是那个著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我们在这里说的是联大从军纪念碑。在这座石碑上，镌刻着联834名从军学生的姓名。实际上战时联大离校参加抗战军队的学生远不止此数，在长沙临大时期校方记录还有295人，两者相加共1129人。他们 是自愿暂时放弃学业，立志从军，很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有些人去缅甸和印度前线，充当军事翻译。其中有5名学生壮烈牺牲，年龄最小的仅19岁。仿佛美国小说《爱国者之血》中所描绘的景象，年幼的生命像鲜花一样绽放在抗日为国的战场上。时间已经过去60年，只有这座石碑在默默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 们这里要讲述的是联大校长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的经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对日宣战，美派出军事代表团和志愿航 队来华。联大总共有800余名同学赶赴前线，担任盟军翻译。有的同学参加远征军到了印度、缅甸，出没于不见人迹的 始森林。航空系同学则直接参加空军服务，担任飞机驾驶员，参加飞越“驼峰”航线运输物资。这800多名学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梅祖彦当时是联大理学院2年级的学生，在社会上一片抗日从军的热潮中，梅祖彦的心中也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也想跟同学 一起投笔从戎。然而作为父亲的梅贻琦一开始却并不支持他。和每一个父母一样，爱子之情溢于言表。梅贻琦起初认为，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但在儿子一再坚持下，梅贻琦便毅然把儿子送到了前线。在梅祖彦 后的回忆中讲到：
因为当时我上2年级。那候，学校要征调4年级学生，所以他说，我可以缓缓，慢一点再去。不过当时我们一些同学互相鼓励，却很愿意去，所以他也就同意了。
这段日后的追忆使我们看到了一对忠义 父子。梅贻琦能够如此，说明他的开明，更说明他对儿子的了解。每个父母都是自私的，但他的举动不光是因为爱国这些传统然而苍白的说辞，他了解自己儿子，知道真正的爱是源于对儿子意愿的尊重，对儿子选择的尊重。这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伟大。
梅祖彦告别父亲，和800多名同学一起，投入军中。这些军队中有一支新军，它的统帅便是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的孙立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的孙立人时任远征军新38师的指挥官，他的部队是史迪威军事改革的样板部队，拥有全副美式装备，这支新军中有大量拥有较高素质的知识型军官，而且士兵待遇好。1943年冬天，为能打通中印公路，迅速向缅北推进，新38师涉险挺 死亡地带。两个月后，攻占太伯卡和甘卡，而后一鼓作气，乘胜追击顽敌，围攻缅北重镇孟拱。日军做梦也未曾料到，孙立人竟会如此勇猛。密支那攻克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五大王牌之一。正是在这 的军队中，梅祖彦和他的同学们实践着他们报国的理想，而这又是联大爱国精神的体现。正是这样一股精神推动着联大师生去努力学习，去实践读书救国的理想。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为何当时会有这样的精神，只有身处国家危难中的人们才能体会，他们深切地痛感国家的积弱，而书生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提高国家的实力。而且，联大师生大批从军，秀才就是兵，不但提高了军人素质，也改变了士兵的形象和人们对兵的观念，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 合。
吃饭问题是当时的一大难题，以米价为例，自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了抗战的最后两年，昆明物价之 在大后方的主要城市中，仅次于居首位的贵阳。在昆明市有所谓有价无米之说，仅仅在1942—1943年，据当时的报载，昆明物价自抗战以来涨了300倍，而与此同时联大教职员薪金只相应增加了5倍。恶性 货膨胀使教授们每月工资的购买力 降到原来的六十分之一。以梅贻琦为 ，他的薪俸额是月500元，实际只得356.54元，再扣除所得税840元，余下的钱还得买救国公债，还得交飞机捐、前方将士寒衣捐等，所剩就没有多少了。 者陈寅恪在论及当时昆明及后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严重程度时，曾赋有两首诗，读起来相当形象：“淮南米价惊 问，中统钱钞入手空”； 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陈寅恪是少数教育部专聘教授之一，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生活待遇比一般学者大为优越，但是连他也 飞涨的物价表示忧虑，那么一般教授，普通师生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教授朱自清在冬季买不起棉衣，便买了一袭云南赶马人用的披毡，披在身上，坚持到校上课。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教师只好把从平津仓促出逃时带出的书籍、衣物廉价出售。比如历史学家吴晗被迫把自己有关明史的藏书折价出让给 南大学图书馆。法律系教授费青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收藏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1941年9月，北大法律研究部支付法币3000元，购买了费先生的藏书。不久以后，教师们甚至已无衣物可卖，正像生物系教授沈嘉瑞所说的：现在可卖的只剩下几个空箱子了。教师生活的窘困，可以从闻一多1944年写给友人的信中略窥一二：
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1940年，闻一多每月薪金仅够十天半月的开支，月月靠学校透支借贷。为了糊口，家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几乎全被分批寄卖一空。闻一多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到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还得开始为别人刻图章卖钱，以闻一多在学术界的名气，加上他 的印有梅贻琦、蒋梦 等十几位著名教授联名推荐，还能以“绝艺”——治印换取润金稍解燃眉之急，更多的无一技之长的普通教员只能到其他高校或附近中学去兼职代课，或去做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等等。当时在昆明有一个著名的包子铺，专卖天津的包子。虽然相当贵，然而却是门庭若市。每天落日之后，就看到热气蒸腾。很多人尤其是华北人，在这远离故土的西南异域能够尝到家乡的滋味， 何能不勾起对华北沦陷的国土的思念?据说这就是联大某教授的副业，社会上的人听了也许会很奇怪，但是在昆明教授们合股做买卖却是很平常的。市中心正义路一带的好几个食品店和书店就是这样经营起来的。尤其在1940年，日军完全封锁大后方通往境外的陆海交通之后，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物价飞涨，师生们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教 们都不得不兼课，写稿卖文，甚至 摊卖旧货。一位联大学生有过这样的回忆：
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了我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这一“惨不忍睹”的悲剧使我震惊骇怪，把我吓得丧魂失魄，赶快逃走了。
但人们精神十分饱满，教授们备课极为认真，学生学习特别踊跃，以此表明中国的文化不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可以摧毁的。
教授们的生活如此困苦，那普通学生的生活又该如何呢?西南联大绝大部分学生来自沦陷区和战区，他们都是离别家乡与父母，独自一人跟随学校内迁的。战争的隔绝断绝了他们的经济来源，使他们无法得到家里的接济。联大学生自治会曾数次上书学校领导，反映生活问题：
颠沛流徙，辗转来昆，得身受春风，固属万幸。然以物价高涨百物贵腾，生等又家乡沦陷，接济无门，是以身心苦痛无日。此生活既处风雨飘摇，伏案又岂得安心。
呈请学校拨款救济。西南联大曾编写过两本《联大八年》，其中有一篇《八年来同学的生活与学习》谈到学生的伙食：
同学的伙食在民国二十 年时每月只要七元还可以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打牙祭时还可以吃鸡吃鱼，至三十年时已涨到每月200元，以后生活费用更跳跃式的增高，到三十三年每月伙食费涨到1000多元，三十四年到五六千元，三十五年一万元，还是终月尝不到肉味。由于生活费用上涨，不仅剃头洗衣成问题，即按月伙食的费用，也逼得学生走投无路。有的除开自己而外，还得肩负弟妹的生活负担，为谋解决的办法，兼差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于是国民政府就每月补助津贴。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先是对这些学生实行贷金及 费制，以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战时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总计有128000余人。西南联大学生领取救济金的就达341人，占学生总人数的35%。在当时，教育经费是 次于国防经费的第二项开支因为当时我国大学生的数量在 人口里占的比例是万分之一，是欧美国家的百分之一不到，所以保障学生的生活就成了国民政府的重大责任，可见国民政府对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
然而即便如此，少得可怜的补助金和“膳食贷金”仍难以维持学业与生计。当时学生自办膳团，轮流采买，伙食费与贷金数相等，联大学生食堂伙食质量极差，一日只有两餐，由 家提供，上午 l0点和下午4点各吃一餐，早餐要自理。学生们吃的是沙石俱全的“八宝饭”，平价米中有些是来自云南粮仓供给的劣质糙米，米中有沙子，有时甚至还有老鼠屎。伙食质量差到有时菜里连盐都没有。因营养不足，课业繁重，有的学生被迫因病 学，有的晕倒在课堂之上。只有幸运儿可以得到一些奖学金，多数人要靠打工，包括到中学兼课、做家教等才能贴补上必需的生活费。为了帮助同学解决实际困难，学校想了许多解决办法。图书馆和不少系科纷纷安排一些简单的有偿劳动，如看管图书、整理资料等北平图书馆主持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需要人剪贴报纸，抄写资料等；工学院土木系教授李庆海，帮助同学成立清华服务社，为美军测量绘 等。云南图书馆在编地方志需要抄录史料；云南省民政厅和建设厅需要有人刻蜡版。各种需要临时性 作的地方，都可能看到联大学生的身影。有人估计，联大至少有一半以上学生都做过各式各样的兼职，教中学、做家教是最普通的。甚至有学生去做大西门城楼上打午炮报时的活计，每天风雨无阻，准时鸣炮。兼差不仅解决了学生们的生计，更让他们品尝到人生艰辛，体会到能继续学 是件不容易的事，从而更珍惜读书时光，努力求学。书籍短缺，学生中形成一种互通便利的方法，高年级学生学过的书籍，用不着了，或急等钱用，便写张纸条，贴在民主墙 食堂外面， 要者便上门议价。充斥在联大布告栏上的除了校方布告外，更多的是同学们出让私人物品的广告。更有同学为了缴饭费而出卖东西。这些布告的措辞也各尽所能，比如广告上说：“定价3元”，后面就会紧跟上写：“2元卖不卖?”联大学生中，许多原来就是流亡青年，胸怀国破家亡之痛，辗转流离追求进入大学的机会，因此在学习期间很自然地就到社会 寻求各种兼职工作，以自己的劳动补足自己的求学费用，这些经历也促成了一代青年的成长。
令千万学子神往的联大，校舍却简陋得出奇，条件艰苦得惊人。西南联大初建时，下无寸土，上无片瓦，只能借用昆明一些学校的校舍，但昆明城区的学校实在太少，以致联大分散于城内和郊外各地，理学院设在北郊，工学院在东郊，法学院和文学院竟远在200公里以外的蒙自县。1939年学校在昆明西郊购买了120亩荒坟地重建的新校舍(今云南师大校址)，全是泥地土坯墙、木格窗的平房，除图书馆是瓦顶，教室是铁皮屋顶外，宿舍则用茅草覆顶。宿舍由梁思成设计，但因经费严重不足，即便是建筑大师也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夏天犹如蒸笼，冬天则寒风穿堂入室，窗是用 纸糊的，一刮风，沙沙作响。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叮当当地响，教授讲课要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雨声和风声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因下雨，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无奈，陈教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宿舍是土坯草屋，睡的是上下层双人床，室内灯光暗淡，极其简陋。当时新校舍一间大房间里要住40人，双人床一排排地排满。遇上大雨，双层木床上便成“泽国”，油布、脸盆、雨伞全派上了用场。学生的衣着就更简单了，多数是褪了色的黄制服，天气冷了就加一件黑色棉大衣，遮住补了又补、缀着一层层各色补丁的破裤子。有些同学几个人合用一件长衫，谁进城就谁穿。联大学生宿舍全部是借 的，由于人多房少，有时就连盐商仓库也借用来当宿舍。新校舍是在泥土松软的坟地中开辟的，地上泥泞，床下长草。一到下雨天就到处是烂泥，路上留下一个个水坑，一双鞋子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
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不在有无高楼，而在于有无大师。西南联大恰恰有大师而无高楼。那时林语堂从美国回来，参观昆明的西南联大校舍后，感慨地说道：“看了西南联大的师生学习、生活情况后，感到西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极其艰苦，但是精神生活了不得。”正如校训所写“刚毅坚卓”，虽只有四个字，但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刚，就是刚强，不为恶劣环境所压服，不唯上是；毅，就是毅力，志决之后绝不动摇，且持之以恒；坚，就是坚 ，团结必坚；卓，就是超乎寻常，德智体的成绩都要优异。这个校训，综合了三校的办学特点和优良传统，体现了抗战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校园内每每于钟声响 ，男女学生在满院奔跑，他们既非逃空袭，也不是避火灾，说穿了好笑，其实是去抢座位的。因为当时联大学生，每班有四五十人之多，座椅设备也不齐全。去晚了不仅要站着，而且没有椅子，既看不见黑板，又 罚站。受了求知欲和求舒服的双重驱使，于是你也跑，我也跑；男生跑，女生也跑，真是跑得不亦乐乎。遇到名教授上课，教室内外都挤满了人，好些人站着记笔记。当时校图书馆库藏书少，参考书不足，有些教授为了备好一堂课，往往需要四处寻觅有关书刊，常常挑灯夜战赶编讲义。联大许多教授，如周培源、吴大猷等，为了躲避空袭迁到郊 居住，住得最远的在50多里外的呈贡。由于住得分散，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为了讲课时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他们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讲授的方式，一门3学分课程必按每周三次来校授课，不辞辛劳往返数小时，从不迟到 分钟，并视为当然。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深受同学的敬重。学生宿舍、教室、图书馆照明也极为简陋，灯光昏暗。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回忆说，图书馆座位太少，而且只有煤油灯。每天晚上规定7点开放，但是每每 6点就有学生在门口排队了。当地茶馆晚上有汽灯，于是便成为学生们学习的好去处，买一杯茶，可以占着这个位子坐一个晚上，甚至一天。因此学生们看书多半在茶馆，按当时联大学生的说法叫做“泡”，只要五分钱就够了，这还是喝茶，若是喝白开水只要三分钱。既省得去图书馆人挤人，而且光线也好得多。所以每天晚上都有些联大的学生占据着茶馆，对此当时还有个专门名词，叫做“开矿”。 曾祺最初的一些小说就是在茶馆里构思写就的。他后来自认“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昆明街头大小茶馆，都像是为数众多的联大分馆。同学们亲切地称茶馆为“外的第二学习阵地”。
当年西南联大学生上课时用的课桌椅，大家都戏称之为“活腿椅”。但是就在这破桌椅，培养了一大批的科学家，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物理学家丁肇中等，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极深造诣的学者大家，任继愈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1938年，任继愈考取西南联大的北大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成为哲学家汤用彤教授的得意弟子。他对联大的教育充满感激：
我觉得联大有个好的传统，那就是相信同学自己的能力，好多课程不是把着手教的，而是自己读，自己看，这个很有好处。而且老师也不鼓励死记硬背，死记硬背答的卷子，分数都很低的。
物理家黄昆教授，当年是吴大猷的硕士生，他深情地说：
西南联大从学术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强的。记得我后来到英国读研究生时，与其他同学比较起来，我明显地比他们基础要强。虽然我是去读博士生，从我实际的情况看，甚至已达到博士后的水平。这就完全反映了当时西南联大在学术方面深厚的底蕴。
物理系学生杨振宁后来回忆说：
当年的课堂笔记，现在仍然有用。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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