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学人论政是一个老话题。所谓论政，不是几个人私下里说说，而是公开说，在刊物、报纸上说，在公共传媒上说。

　　毕：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出现以后，论政成为他们关心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中国知识分子有论政的传统，传统读书人的求知，主要在经世致用。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比较少，关心社会进步是始终如一的，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今学者、教授的数量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学人论政的传统却式微了。

　　梁：国家鼓励知识分子关心社会进步，相信他们，尊重他们的发言权，是好的传统。一般说来，学人自己对这个传统是认可的。现代社会的政治运作，公共管理，也很需要专业知识。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知识不是无限的。治国者经常听取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文专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其他方面专家的意见，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也有人不同意学人论政。1944年，昆明各大学师生举行过一次纪念“七七事变”的座谈会，许多教授都在会上发了言。当时云南大学校长是数学家熊庆来，他是不主张学人论政的。他讲了三点：第一点，他认为这次座谈会是学术性的，是寓纪念于学术讨论的，所以他才参加。第二点，他认为中国的积弱是由于学术不昌明。第三点，要救中国的积弱，要昌明学术，做师生的人就应当每人守住他的讲求学术的岗位，而不应当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物，例如政治、商业之类。

　　毕：用关心专业来反对论政的看法，其实也很常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各种意见的存在是正常的，众声喧哗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梁：对熊庆来先生的看法，潘光旦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学人论政之风虽至今没有达到一个十分自由的境界，舆论与清议的不可侮，却始终是历史上的一大事实。”（《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500页）然后，潘先生讲了明代顾炎武的故事。他说：“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不一而足。在近代史上最值得我们钦仰的一个是顾亭林先生。明社既亡，亭林先生到昌平哭陵三次。亭林先生是一位学术家，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师，但哭陵不是学术性的，明社虽亡，他的学术仍在，他哭陵则甚？他的三位外甥在新朝做了大官，他到一次北京，总要督责他们几句，对那位声势最喧赫的大外甥尤其是不肯放松。这位外甥喜欢提倡风雅，就说是喜欢提倡学术吧，亭林有一次对他说：‘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志，而可以考古论今。’这不是等于说，一个人一面讲求学术，一面必须有政治的志向与抱负，甚至于此种志向与抱负要在讲求学术之前，是讲求学术的先决条件吗？所谓政治的志向与抱负所由表见的途径，一个人如果不预备从政，试问除了论政而外，更有第二条吗？亭林先生是一个学术家，正和我们所希望做到的一样，所不同的是那时候中国没有大学，他不是一位教授；不过何以一进大学的门墙，便不宜乎论政，便非全神贯注于学术不可，甚至于参加了非完全学术性的纪念会，便不免感觉到几分上当──这是我们所大惑不解的。”

　　毕：在现代社会，学人首先是公民。政治是公共事务，是众人之事，从法律的意义上讲，每个公民都有议论政治的权利。学人无非是读书比较多，受教育比较系统，有较好表达能力的一部分公民。所以发言能力相对强一些，发言的机会相对多一些。正常的情况下，学人不但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言，还应当为弱势群体代言，为社会进步立言。学人不愿意论政，有多种情况。有的情况是学人是专注于他的专业，而他所从事的专业离现实又很远，所以无暇关心政治。对这样的学人，应当表示理解。有的情况是政治出了问题，学人伤了心，不愿意再去关心，即使和他从事的专业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他也不想发言，或不敢发言。这就不是学人单方面的问题了。

　　梁：熊先生和潘先生早已作古。今天看他们之间的争议，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潘先生的意见。他在西南联大做过两任教务长，是梅贻奇先生的得力助手，本人有非常强的专业背景，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政治表达自己的意见。学人论政的传统，因为后来因“舆论一律”而中断了。潘先生到1957年，彻底失去了发言权。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我还是觉得，学人论政，有比无好，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应当恢复起来。如果多数知识分子有了这方面的自觉，还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