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是中国大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外有日寇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的深重苦难。然而，心怀求知与报国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远万里，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继续着求知与报国之路，诠释了“刚毅坚卓”的内涵。

    粒子加速器、两弹一星、诺贝尔奖、对垒素数论、中国地貌学……一件件响彻寰宇的成就，与赵忠尧、邓稼先、杨振宁、华罗庚、袁复礼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相连着。他们，从苦难的历史与环境中崛起，却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设在江西会馆后院的航空风洞

    67载匆匆过去，西南联大早已成为历史陈迹，街道校舍非复旧观。许多科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大师们业已仙逝。唤醒故人，追忆历史，是要向世人昭告这里曾有过辉煌和灿烂，这里曾是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精英们栖息并为中华民族奋斗的地方。 

工学院图书馆阅览室

    万里征程，颠簸动荡到昆明 

    “我在西南联大呆了8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西南联大44届毕业生董申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难耐激动，厚重的眼镜片后面，目光慢慢变得遥远，思绪也跟着飞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相继于29日、30日沦陷敌手，三校南迁长沙，经紧张筹备，10月26日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此后11月1日也成了联大校庆日。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1938年1月19日最高当局批准长沙临大西迁昆明。1938年1月底开始西迁，分三路入滇。

    董申保，北大地质学系教授，岩石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祖籍江苏常州，1917年9月生于北京。1980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5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1936年，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当时学生可以自己选专业，先申请，经各系按入系条件衡量，再批准。我报了地质系，主要是因为当时北大地质系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比较知名，有许多著名的地质专家。”董申保回想起自己当年的选择，不禁为之莞尔，脸上的微笑深深感动着记者。

    北平沦陷，学校南迁时，董申保也动身前往昆明。1937年11月8日，董申保与同学们陆续前往天津，之后辗转到达青岛。行程颠簸，瘦小的董申保到达青岛时不幸病倒了，只能在青岛暂时休息。等到病好，最后一批坐火车去长沙的同学都走了，董申保又坐船到达上海万国租界，之后换船至香港，从香港进入时为法国占领地的越南海防。两天后，董申保踏上了昆明这片陌生但至今都让他难以忘怀的土地。 

    师生同心，齐心协力建校园 

    “西南联大决定迁昆后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盐行仓库等处为校舍，仍不敷应用。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董申保回忆起联大建设之初的艰难，嘴角微微颤动，双眼望着前方，彷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当年的昆明。

    “到了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至此，西南联大规模始告结束。”作为联大历史的见证人，董申保对当年的许多事仍记得异常清晰。

    据史料记载，由于校舍和迁徙问题，1938～1939年度联大第一学期才得以在12月1日上课，师范学院则推迟至12月12日上课，本年度招收新生700余人。至此联大有5院26系2个专修科。1939年增设先修班，1940年增设附中、附小。

    然而，新校舍的修建，并没有使学校的教学生活走向稳定。1940年随着法国投降，日军进入越南，日机由越南起飞频繁来袭，轰炸接连不断。“炮弹扔下来，学校许多教室的墙都倒了。‘跑警报’也成了联大师生们的家常便饭。”西南联大43届学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的沈克琦先生回忆起当年联大的情形时，往事历历在目。

    “当时我们上物理课，做实验用的灵敏电流计是从国外购买的，相当贵重，又特别容易损坏。我们的指导教师虞福春先生专门告诫我们说，每台要75美元，备用的悬丝只有两根，千万别用坏了，否则后面的同学就无法做实验了。为了保护这些仪器，我们把一些汽油桶埋入土中，把仪器放在桶内，敌机来袭，把盖子一盖，就能保护这些仪器了。”谈起当年的“杰作”，沈克琦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年轻的笑容。

    由于建校之初，学校的大部分老师借宿在当地农民家或学校。1938年，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康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但最麻烦的还是敌机来袭，许多人至今还时常谈起华罗庚先生被爆炸的土块埋住后逃生的事。

    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而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拖着残腿，跋涉十几里地回家，每天晚上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常常搞得整个楼棚地动山摇，人坐在楼棚上，那感受就像喝醉了酒一般。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大师的血液。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一遍又一遍地演算着数学题。

    生活的艰难还不仅仅来自于敌机的轰炸。随着战局紧张，生活变得很不安定。由于物价飞涨，教授们不得不想办法挣钱，甚至连梅贻琦夫人也不得不上街卖糕以补贴家用。

    “而学生则靠救济金、贷金维持生活。”沈克琦说，“当时学生自办膳团，轮流采买，伙食费与贷金数相等，一日供两餐，早餐要自己解决。买的平价米是糙米，米中有沙子，有时甚至还有老鼠屎，伙食质量很差。少数人可得一点奖学金，多数人要靠打工，包括到中学兼课、家教等才能贴补生活必需费用。我就曾在云南省建设厅刻写过一个月的蜡纸，到中日战争史料编辑委员会剪贴报纸一个月。”

    由于战争突起，从平津仓促撤出，图书、仪器设备几乎全部丧失，因而教学、科研存在不少困难。“但是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艰苦努力下，条件逐步改善，教学尚能基本正常进行。”沈克琦说，“我在物理学系4年，一年级每周一次普通物理实验，二年级每周一次电学实验，三年级每周一次光学实验，四年级每周一次无线电实验，还做了六个近代物理实验，这在战时大学中实属难得。” 

    艰苦求学，踏遍青山人未老 

历时5年，董申保编制完成中国变质地质图

    作为地质系学生，野外地质考察是学习生活中的重要一课。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董申保经常跟着老师去野外实地考察。当时，教授董申保的老师有孙云铸、袁复礼、冯景兰、王恒升、曾昭抡等。

    上野外，很苦很累。上世纪40年代，许多地方还是无人区，交通极不发达。联大老师以实践带学业，经常带领学生出野外考察。没有公路，车进不去，带个包、锤子就进山里去了，“晚上裹个被单睡在农家是常事，但心中却培养了对祖国和大自然的情感，知道了老百姓的疾苦。”董申保对当年的“苦累”视为小菜一碟。

    上野外，还会碰上危险。在边远山区考察，有时饿得走不动，就很可能在森林中饿死；渴了，喝下雨后马蹄印里存下的水；而从山上摔下来多少次，董申保已经记不清了。最怕的是碰上土匪，“解放前碰到过好几次，牺牲了几个人”。说到这些危险、困难，董申保轻描淡写地说：“那时年轻，怕什么！”

    有同学曾笑话他：“全国名山大川都跑了，不用再花钱旅游了。”可是他哪里知道，董申保年轻时虽然很喜欢旅游，可他现在看的根本不是美景，而是地表的各种地质现象，“这条河、这座山是怎么形成的？”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研究多了，欣赏美景的心情没了，成了职业习惯了。”

    解放后参加工作，董申保每年都要在野外工作几个月，对他来说，去野外已是家常便饭。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带领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师生对山东、辽宁、吉林及河北等地的前寒武纪变质岩区作了1∶20万地质调查。70年代中后期，世界上变质岩区编图工作发展迅速，欧洲地区的变质图编制工作相继完成。为填补国内这一空白，董申保从1980年开始积极组织和领导了有全国22个省区、26个单位2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中国变质地质图编制工作。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董申保坚持长期野外实地考察。仅在编制中国变质地质图期间（1980～1985年），他就踏遍了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的所有省区，并观察研究了数以千计的岩石薄片。

    董申保和同事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共同努力，终于在1985年完成了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图工作，出版了《中国变质地质图及其说明书》和《中国变质作用及其与地壳演化的关系》等专著。国际变质带编图分会主席兹瓦特教授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图优于国际上同类图件的水平，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将有助于推动世界变质作用的研究。

    “上大学期间，我的兴趣非常广泛，从而也培养起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我在西南联大时，除了专业外，还经常跑其他系旁听。最有趣的是教物理的吴有训先生，老是憋着一口江西话说：‘你们不行，我还要考！’另外，周培源老师的物理化学、饶毓泰老师的光学，还有赵老师的力学，我都听过他们的课。”董申保的记忆中，授业老师们的名字异常深刻。 

    坎坷人生，今生终成栋梁才 

    董申保说的赵老师，指的是我国物理学界的先驱赵忠尧先生。1939年入学的沈克琦，也曾听过赵忠尧讲授的理论力学等课程。

    “赵忠尧先生以毕生精力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为发展我国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事业、为培养我国原子能事业、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接受记者采访时，沈克琦先生谈起自己当年的授业恩师，满含深情。

    “九·一八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并吞整个中国的野心。当时赵忠尧尚在国外，国难当头，心中焦虑，决心尽速回国。个人原打算专心于教学与科研，为国家做点贡献。可面对凶狂的敌人，科学救国、工业救国都不能应急，赵忠尧只能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教学和科研上，并尽一切可能探索为国效劳的道路。

    当时，清华大学正在成长过程中，师生全都非常积极。叶企孙教授从理学院调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由吴有训教授接任理学院院长，赵忠尧曾一度接任物理系主任。这个时期，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为努力办好物理系，大家齐心协力，进行教学和科研，实为难得。科研方面，各人结合自己专业开展研究，气氛很好。赵忠尧等人还自己动手制作盖革计数器之类的简单设备，还与协和医院联系，将他们用过的氡管借来作为实验用的放射源。此时，赵忠尧始终没有放弃科研工作，利用在清华的短暂时光，先后在γ射线、人工放射性、中子共振等课题上做了一些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京无法安身，赵忠尧全家便辗转南下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前后呆了8年之久。这期间，除了教学之外，赵忠尧还与张文裕教授用盖革—密勒计数器做了一些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

    “当时赵忠尧先生给我们上的是理论力学课，他刚从国外回来，在物理学界已经小有名气。”沈克琦说，“他在1927年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学位，做硬γ射线吸收系数的测量工作。因发现γ射线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而受到物理学界的关注。”事实上，除了沈克琦外，邓稼先、朱光亚、杨振宁、李政道等人，都是赵忠尧在西南联大的学生。

    1942年初，西南联大物理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设高能物理方面的课程，赵忠尧等人尝试建造小型的回旋式粒子加速器。这对之后我国的核物理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59年赵忠尧教授亲自参加了划时代的中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的工程，并取得成功。中国第一枚原子弹和第一枚氢弹的爆炸，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第一个高能量正负电子对撞机问世，第一个核电站破土动工……这些成果中，有将近一半的技术力量，来自赵忠尧和他的学生们。

    197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高能加速器的建造终于提到了议事日程。赵忠尧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我尽管年龄大了，精力也不济了，但仍坚持尽量多参加些与高能所的建设有关的学术讨论、工作与会议。看着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从破土动工、建成出束到积累数据，看到一批中青年科技人员成长起来，队伍不断壮大，真是感慨万千！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惟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