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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 | |||||
| 作者：杨绍军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16 | |||||
|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枪炮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同年８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随着日寇的不断入侵，上海、南京相继陷落，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西迁云南，到达昆明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迁伊始，西南联大仅有文、理、法商、工学院，在校学生１５０６人，而到抗战胜利时，西南联大有５个学院，２６个系，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和一个先修班，５个研究所（下设１７学部），比西迁前有了极大的增长，前后在校学生约有８０００人，毕业生有３８００人。西南联大处在强敌入侵、风雨如晦的艰苦环境中，以其坚毅不拔的精神和严格的学风，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南联大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师生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师生们还结合抗战需要和云南地方实际情况，进行工程技术和其他应用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为民族抗战和国家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偏居西南一隅的云南，西南联大的许多专家、学者深信：“只有知识是惟一的救星……惟有知识才能使我们不至认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历史责任感，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苦苦探索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产生了一大批极具深远意义的理论著述。这些著述并非只是书斋里的经学玄论，许多学术理论研究都能够从中国现实社会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其中不少思想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思想史上均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抗战期间，冯友兰先生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在将近１０年的艰难困厄中，他写出了６部传世之作：《新理学》（１９３９年）、《新事论》（１９４０年）、《新世训》（１９４０年）、《新原人》（１９４３年）、《新原道》（１９４４年）、《新知言》（１９４６年），这６部书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简称《贞元六书》，取《周易》“贞下起元”之义，以寄托对抗战胜利和中国再度富强昌盛的希望。对于《贞元六书》，贺麟先生在其名著《当代中国哲学》中写道：“冯先生《新理学》一书出版后，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以及私人谈话、发表的评论，异常之多，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思考，使他成为抗战中，中国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第一，‘新理学’体系可以说是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综合中西的哲学，在中国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第二，《贞元六书》中充满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强调了民族的自尊心，漾溢着对于民族复兴的热望，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深情。” 钱穆先生生于甲午战败、台湾割让日本之年，对日本侵略中国领土愤慨不已。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在云南宜良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国史大纲》。这是一部享有盛誉、影响甚大的中国通史著作。在书中，钱穆先生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论述先秦民间自由讲学兴起和宋明社会自由讲学再兴起的演变，魏晋屯田、占田、课田至唐代租庸调的演变，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等等，均有所创见。顾颉刚先生对《国史大纲》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中国通史》……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先生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定之作，钱穆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大。”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人口普查、登记，农业普查，个旧锡矿调查，中国人口问题文献索引等方面做了广泛深入的工作，同时该所还对中国战时移民的贫困状况以及云南一些市县社会行政、社会组织、民风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专家学者受石佛（今云南石屏——勐海）铁路筹委会的委托与资助，于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３年先后两次对该铁路沿线进行综合考察，收集并整理了这一地区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及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丰富资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次考察是国内第一次对西南边疆地区大规模、长时间的综合考察，得到国内学术界及各方面的高度评价。他们这种不畏艰难，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穷乡僻壤，努力把案头研究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把社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堪称学术研究的典范。 在西南联大，无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学者，他们彼此之间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上全都投入了热情，并没有那种以专业研究远离战场为借口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华罗庚先生自觉投入到基础研究中，１９４０年完成了他在解释数论方面的研究。这一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关于素数变数的华林问题，以及变数之素数的方程组研究。他在学习并掌握了彼得堡派苏联数学家维诺拉托夫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维氏的方法扩大应用到数论中各个不同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１９３８年由英国返回祖国后的短短几年间，华罗庚先生先后写出了２０多篇论文，并在１９４１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他在这部著作中讨论了华林问题、哥德巴赫等问题，统一并改进了他以前论文中的一些成果。 抗战爆发后，周培源先生为将科技服务于抗日，曾自学空气动力学、弹道学。从１９３８年开始，他改为研究应用价值较大的湍流理论。在１９４０年发表的文章中，他首次提出需要研究湍流的脉动方程，并用求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动力学方程的方法建立起普遍湍流理论。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周培源先生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发表了《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一文，该文在国际上发展成为湍流的模式理论。 西南联大西迁云南，由于这里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都相对落后，因此，西南联大的专家十分注重将自己的研究和云南的开发结合起来。生物系教授沈同以云南盛产的野果余甘作试验（由于其维生素Ｃ的含量远远超过别的水果），研究维生素Ｃ与造血机能的关系。施嘉炀教授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经过两年完成了两期勘测任务，提出了云南水力资源开发的初步计划，同时设计出腾冲水电站、富民水电站等一批水电站，出版了《昆明水工研究丛刊》。孙云铸教授与有关专家合作，对滇南上寒武纪的地质情况进行研究，写出《云南西郊之奥陶纪海林禽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等论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促进了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 西南联大的历史是短暂的，只有短短的８年。但在这艰难困苦的８年里，西南联大的广大知识分子与全国民众一道，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惟一不同的是，他们坚持站在三尺讲坛上，呕心沥血，笔耕不辍，献身于中国的学术事业。可以说，西南联大除了为现代中国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外，还给２０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一座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宝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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