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好景盛昆明，劫后人稀市况清。
    入夜盲鸡栖密架，凌晨队蚁涌空城。
    梦疑警笛鸣锣响，途践土堆瓦砾行。
    缘会难期生死迅，皈依佛理意安平。

    这是吴宓先生作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３日的一首诗，题为《昆明近况》。这首诗反映了当时昆明遭受日军飞机轰炸时的情况和轰炸期间人们的心情。西南联大设立昆明，其教授亦在日机轰炸下冒死艰难工作，他们的心态如何，不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办学效果，而且反映出人类文化的坚韧度（因为这些教授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那么，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心态又如何呢？以下的史实轶事，或许能让我们体察到他们的心态。
    日寇是从１９３８年９月开始轰炸昆明的。９月１３日，昆明首次发布空袭警报。从此，人们听到警报声，就向城外疏散，到田间或山上躲避，待警报解除，再返回城里。西南联大教授也不例外。但也有任凭机声震地，“我自岿然不动”的老师。比如哲学教授金岳霖就是其一。一天，金岳霖正伏案写作《知识论》，灵感大来，沉醉其中，尽管警报大作，他却不忍抛下，继续埋头走笔。突然几声巨响，桌椅跳腾，尘土落下，他抖抖书本，照样奋笔疾书。待师生回来把他叫出，才知道前房后屋都被炸毁，只有他的房子安然无恙。人人都为他捏一把汗，他仅说了声“幸哉”。不过，有这次历险，他不能再忘命写作了。只是每次跑警报，必把《知识论》手稿带上。一次，他听到警报，带上书稿就跑，到远处山上一棵树下，靠着树干坐在书稿上休息。这次轰炸时间特别长。警报解除时，天已黄昏，他起身就走。到家想起书稿，翻身回去，稿子已不见了。一本六七十万字的巨著，他又重写了一遍。
    日机轰炸昆明，都是从越南河内飞来，因路途遥远，轰炸时间一般都在白天，而且大多是中午。根据这种情况，西南联大把课时调到早晚，中午则为自修。但轰炸时间并不固定，有时早一点，有时晚一点，有时短一点，有时长一点，因此影响上课是必然的。但联大师生能够尽量减少影响。一天，社会学教授陈达上人口学课，讲着讲着，警报响了，同学听得津津有味，提议到郊外躲空袭兼上课，陈达欣然同意。他们去到小山上，找到一片茂密的树林，十余人坐下，把笔记本放在腿上，边听边记，陈达则坐在一冢土坟上讲课，历时一个半小时，吸引得其他疏散的人也站着听讲。
    外文系教授吴宓“月下讲人生”亦是联大一美谈。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３日，联大师范学院校舍在轰炸中几乎全毁，新建校舍电灯线路受损。１４日晚，吴宓去新校舍讲欧洲名著课，只能在明月光中见到人影晃动。第二天晚上，他上文学与人生理想课，干脆把学生带到图书馆前草坪上授课。他从避警报入题，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对于生死问题的训示，其要义是自修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死。这堂由现实引出的人生课，极其生动深刻地解释了如何对待生死的哲学问题，抹去了轰炸留在学生心理上的阴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宓的观点也较为典型地代表了联大教授对待战争和生命的态度。
    由于空袭时常发生，为易于躲避，联大动员有家室的老师到远郊租农舍居住。当时，华罗庚家搬到黄土坡村，闻一多家移至陈家营村。黄土坡离城较近，易遭受空袭。不久，华罗庚租住的房屋就被炸坏了，无家可归。闻一多听说后，让华罗庚搬到陈家营同住。房子不大，两家当中挂一块布帘隔开。闻家８口，华家６口，拥挤在各自的房间。闻一多埋头搞“槃瓠”，华罗庚潜心钻数学。他们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闻一多写成《伏羲考》，华罗庚撰完《堆垒素数论》。后来，华罗庚赋诗记述了两家的这段生活情谊：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伏首学问的教授又何止一人!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冯友兰著“贞元六书”，朱自清撰《新诗杂谈》，汤用彤作《汉魏南北朝佛教史》，钱穆写《国史大纲》，王竹溪著《热学问题之研究》，张青莲著《重水之研究》，李谟炽著《公路研究》，赵九章著《大气之涡旋运动》……而把战争作为诗性哲学思考的，恐怕要首推冯至。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冯至举家迁昆明东边的杨家山林场，在那里，冯至专心研究杜甫和歌德。在一个冬日的下午，他进城上课归来，走过森林，抬头望去，见几架银白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他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念出一首诗，回家写出，正是一首变体十四行。冯至的诗情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在其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一连写出２７首，结为《十四行集》，流传于世。在这些诗中，从远方的名城到眼前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生活到人们的际遇，从不朽的历史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都在诗人的吟咏之中，但贯穿其中的是诗人对于存在、生命与人生奥秘的感慨和探索。这２７首诗，有人、有物、有思、有念，但惟独没有战争、没有空袭、没有轰炸。难道诗人忘了自己的处境甚至不食人间烟火?不可能。细读诗作，不难发现，诗中对于生存、死亡、人生的哲理沉思，只可能是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生死未卜的人才会如此执著的。
    从这些广受人们传扬的史实轶事可以看出，饱受日本侵略者轰炸的西南联大教授，虽然在生活和行动上重视轰炸，而在思想和精神上则蔑视敌人，因为它们坚信轰炸不能征服人心，侵略战争必然失败，国家强大、民族团结才是自己追求与致力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至关重要。这就是西南联大教授能够在“难期生死”的情况下潜心学问的原因，也是西南联大的办学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这是西南联大的根本经验，也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吴晗教授在西南联大演讲

昆明五华山顶用作空袭警报的红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