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地上，进行着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工商企业主、小工苦力……挈妇带幼，从海边走向大山。为了延续民族的血脉，他们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信仰、不分党派，走上了艰苦卓绝的迁移之路。崎岖的公路，绵延的小道，浩浩的大江，到处是转移的人流，他们在向西，向西，再向西！衣不蔽体撤工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对宜昌形成包围。此时的宜昌，还有3万以上待运的人员，9万吨以上待运器材，关系着中国兵工业、航空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

　　形势严峻的是，自10月上旬起，长江已接近枯水季节，中水位的航运时间仅剩40天，此刻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按照当时运力，人货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

　　宜昌大撤退的重任落在民生公司卢作孚身上。卢作孚后来回忆说，那一段时间里，三峡两岸，全是衣不蔽体的纤夫，一船一船地拉着，“两岸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往来的汽笛，不断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团结抗战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宜昌大撤退的成功，保存了民族工业的命脉，大后方有了这些贵重的物资，迅速建起新的工业基地，尤其是军事工业基地，为中国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亲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后来感慨万千地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百所高校大迁移

　　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文化教育命脉，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迁移：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

　　高校内迁中，最有名的当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1938年1月底，三校师生由长沙分三路入滇，其中一路是湘黔滇旅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等教师的带领下，一路栉风沐雨，翻山越岭，由长沙搭船到益阳，再从益阳步行经湘西到达沅陵，在沅陵乘卡车到晃县，然后穿越云贵高原转滇越铁路到达昆明，全程3000多公里，其中步行路程约1300公里，历时68天。

　　有资料显示，1955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门的学部委员473人中，原来西南联大的师生有118人，占总数四分之一，此外还有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等。

　　在内迁的高校中，浙江大学从1937年到1940年前后内迁4次，历程2600余公里，有人甚至把它叫作“文军长征”。迁校同时，浙大还协助浙江图书馆运输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贵州，保存了这一文化命脉。

　　浙大四迁，师生饱经磨炼，爬煤车、挤木船，饥寒交迫，然而坚忍不拔。船行不畅，男生就跳下来拉纤；安步当车，师生们趁机开展社会调查……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浙大突然崛起，被当时学界誉为奇迹，名校的诞生，怎么离得开内迁的磨砺呢？国民政府两迁都

　　南京国民政府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迁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迁都重庆，历时8年之久；但在此之前，1932年国民政府曾一度迁往洛阳，并把洛阳定为“行都”。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同时在南京的下关江面上集结了大批军舰，对南京国民政府构成了直接威胁。激烈争论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当时，洛阳电灯设备不足，各机关都用当地制造的小红纱灯来燃烛照明；没有汽车，洛阳地方政府把全市的人力车按区编组，作为党政大员们的“专车”……

　　1932年5月，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了日军对南京军事威胁的暂时解除；11月29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命令。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在战火中作出迁都重庆的决定。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军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重庆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重庆大轰炸”规模之庞大、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的损失之惨重，在战争史上是很少见的。

　　日军的暴行并未让重庆、让中国屈服，当时重庆流传一首家喻户晓的民歌：“……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总要大反攻，怕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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