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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教师的抗战生活 | |||||
| 作者：苏智良;江文君 文章来源：新民晚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5 | |||||
| 抗战时昆明物价之高始终名列全国前茅，在此之前人们都说大学教授是清高的，所谓“清高”的含义之一是薪金“高”，但是抗战期间教授们的生活也日趋艰难。吃饭问题是当时的一大难题，以米价为例，自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了抗战的最后两年，昆明物价之高在大后方的主要城市中是仅次于居首位的贵阳。在昆明市有所谓有价无米之说，仅仅在1942－1943年，据当时的报载，昆明物价自抗战以来涨了300倍，而与此同时联大教职员薪金只相应地增加了5倍。恶性通货膨胀把教授们每月工资的购买力下降到原来的六十分之一。以梅贻琦为例，他的薪俸额是月薪500元，实际只得356.54元，再扣除所得税8.40元，余下的钱还得买救国公债，还得交飞机捐、前方将士寒衣捐等等，所剩就没有多少了。梅夫人说梅校长的每月薪水在1939年还能维持三个星期，到后来就只够用半个月了，家里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为了补贴家用，梅夫人和潘光旦夫人帮人做围巾手帕，学做沪式米粉碗糕，甚至摆地摊等。学者陈寅恪在论及当时昆明及后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严重程度时，曾赋有两首诗，读起来相当形象：“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陈寅恪是少数教育部专聘教授之一，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生活待遇比一般学者大为优越，但是连他也对飞涨的物价表示忧虑。社会精英的境况尚且如此，那么一般教授，普通师生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朱自清教授在冬季买不起棉衣，便买了一袭云南赶马人用的披毡，披在身上，坚持到校上课。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教师只好把从平津仓促出逃时带出的书籍、衣物廉价出售。比如历史学家吴晗被迫把自己有关明史的藏书折价出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法律系费青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收藏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1941年9月，北大法律研究部付了法币3000元，购买了费先生的藏书。不久以后，教师们甚至已无衣物可卖，正像生物系教授沈嘉瑞所说的：现在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教师生活的窘困，可以从闻一多1944年写给友人的信中略窥一二： 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1940年，闻一多每月薪金仅够十天半月的开支，月月靠学校透支借贷。为了糊口，家中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几乎全被分批寄卖一空。闻一多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到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还得开始为别人刻图章卖钱，以闻一多在学术界的名气，加上他治的印有梅贻琦、蒋梦麟等十几位著名教授联名推荐，还能以“绝艺”——治印换取润金稍解燃眉之急，更多的无一技之长的普通教员只能到其他高校或附近中学去兼职代课，或去做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等等。 当时在昆明有一个著名的包子铺，专卖天津的包子。虽然相当贵，然而却是门庭若市。每天落日之后，就可以看到热气冒得很高。很多人尤其是华北人，在这远离故土的西南异域能够尝到家乡的包子，如何能不勾起对华北沦陷的国土的思念？据说这就是联大某教授的副业，外面的人听了也许会很奇怪，但是在昆明教授们合股做买卖却是很平常的。市中心正义路一带的好几个食品店和书店就是这样经营起来的。尤其在1940年，日军完全封锁大后方通往境外的陆海交通之后，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物价飞涨，师生们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教授们都不得不兼课，写稿卖文，甚至摆摊卖旧货。 当年一个联大学生这样回忆：有一天晚上他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了他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这一“惨不忍睹”的悲剧使他震惊，当即吓得丧魂失魄，赶快逃走了。 但人们精神十分饱满，教授们备课十分认真，学生学习特别刻苦，以此表明中国的文化不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可以摧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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