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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见闻 | |||||
| 作者：祝鲲鹏 文章来源：http://njcx.handsbrain.com.cn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6-17 | |||||
| 一 “七·七”事变后不久，高校林立的文化之都北平及其门户天津相继失陷。日军除了盘踞北平城内一些政治、军事要地作为据点外，也在逐步把触角伸向宁静的象牙塔林中。一时间，平静的大学校园变得乌烟瘴气，到处可见耀武扬威的日本兵如入无人之境般穿行。好在六月中旬，北平的各大高校已经放暑假，这就避免了自“五四”后就形成了良好斗争传统的大学生们与日本军队的直接冲突。 经过紧急商议，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合并成临时大学，并指定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临大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委员会秘书处主任。但是这所战时的国立大学只是在岳麓山下办了一个秋冬就因为日军的步步紧逼而不得不再度搬迁。 对于临大的搬迁，各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十分支持临大办学，建议临大留在长沙，并保证全力支持；广西省政府也积极邀请临大迁往桂林或广西的其他城市；但临大的常委们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一致认为眼前的这场民族浩劫绝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为了适应抗战的时代形势，就必须选择一个比较稳定、安全而且进退自如的地方办学。经过反复研究，委员会决定迁往昆明，因为昆明气候怡人，地处西南大后方，又有滇越铁路通往越南，采购图书和设备比较方便。这个方案在1938年1月上旬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批准。 1月20日，临大举行第43次常委会，议定了迁校的具体事宜，大概有以下几点：临大从即日起开始放寒假，师生于3月15日前赴昆明报到；教职员每人发放路费津贴65元，学生每人20元；设总务处、教务处、建设处，聘请周炳琳为总务长，潘光旦为教务长，黄钰生为建设长；聘请胡适为文学院长（由于胡适赴美国呼援，后由冯友兰代理），吴有训为理学院院长，方显廷为法商学院院长（由于方显廷请辞，由陈序经代任）；施家炀为工学院院长。 1月22日临大的第44次常委会指定了学生迁滇的路线、办法。照这个规定，学生必须填写赴滇就学志愿书，由校委会审核，经批准后可领取赴滇许可证。许可证分甲乙两种。持甲证者编入旅行团，由长沙步行至昆明；持乙证者可乘船经广州、香港转道昆明。五天后的第47次常委会又决定让步行赴滇的学生沿途作些调查、采集工作，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让这次迁移之举变成一次社会实践活动。 参加步行的学生有284人，组成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另外，闻一多、曾昭抡、黄钰生等11名教师也组成了辅导团带队。旅行团学生身穿土黄色军服，绑着裹腿，背着干粮带、水壶、黑棉大衣和雨伞，教师除了穿便装外，其余设备与学生相同。除了这些以外，师生们都预备了草鞋，以便下雨路滑时用来套在鞋上。 2月19日下午，旅行团全体成员在圣经学院门前誓师，这群在未来中国的学、政、经界挑起大梁的一代骄子们向着春城进发了。 由于所雇木船尚未到齐，旅行团延至20日才出发。一艘火轮拖着两条大木船，载着全体团员从湘江直下洞庭湖。上岸后，步行正式开始了。 旅行途中，闻一多等几位教授与同学们同行同吃同住，一路上说说笑笑，谈学问、讲故事、说时事、评民俗，大家十分愉快，学生们也受益良多。 过去，闻一多在讲《诗经》时，曾经号召学生去人民中间寻找诗歌。旅行团中有很多学生十分爱好文艺指导。一路上，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采集民谣的机会，中文系的刘兆吉，在闻一多的指导下，竟然采集到两千多首民谣，后来编成译本《西南采风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月13日，旅行团到了晃县后，停下作了短暂的休整。两天后，在沅水滩头举行了一次营火晚会，由闻一多给大家讲古代神话。17日，旅行团进入贵州。由于贵州省委事先已经张贴了告示，所以旅行团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群众和当地政府的热情欢迎。一路经过玉屏、炉山、贵恙、镇宁、盘江，途中或访问苗寨、或歌舞联欢、或强度盘江，在疲劳和经线中仍是斗志昂扬。到达安南县时，前方穿来了台儿庄捷报，旅行团冒雨举行祝捷大会和游行。 过了胜境关，就到了云南省境，山路也渐趋平缓。此时已是春暖花开，大家情绪陡增。4月27日，旅行团在昆明东部大板桥宿营，准备明日进城。 28日，旅行团全体成员在东郊贤园集合。蒋梦麟、梅贻琦、杨石光、潘光旦等教授以及先导的学生伫立欢迎。在唐继饶墓前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张治中主席特派的黄师岳中将按照旅行团花名册一一点名后，将花名册交给梅贻琦，表示他没有辜负临大常委会的重托，已经把全体成员安全带到昆明，完成了历史使命。 旅行团2月20日出发，4月8日到达昆明，历时68天，实际步行超过40天，平均每天走30多公里，总计步行1300多公里。二 长沙临大迁来的几队人马到达昆明后，加上昆明接收的少数借读生共993人组成了历史上学术精英最为集中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由于一时找不到足够的校舍，学校决定让文学院和法学院在昆明附近的小城蒙自上课。在校方的努力和昆明各界的大力协助下，在蒙自租得了昆华农业学校和一些会馆，将房屋略加修缮，置办一些桌椅当作教室，又将盐行仓库作为学生宿舍。由于木床来不及赶制，每个学生配发几个作外包装用的小木箱，拼起来以作卧榻，箱子里还可以放书，学生们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宿舍里。女生借住在城内早街周伯斋宅中，由于房子年久失修，十分破旧，被女生戏称为“听风楼”。每晚自习后，她们由校警护送回城住宿。 教师们两人住一室，住房以抽签方式分配。当时，郑天挺、闻一多、陈寅恪、陈叔雅、陈序经等住在一个停业的洋行中。郑天挺与陈寅恪是世交，又比陈寅恪小9岁，所以称陈寅恪为 “老大哥”。由于陈寅恪的夫人唐?因病在来滇途中滞留香港，三个女儿也不在身边，十分孤独，所以郑天挺经常陪他散步、聊天。经常走着走着就碰到了汤用彤、钱穆、贺麟等人，闲谈的队伍就越来越庞大。这些人都是在各自学术领域内占据颠峰地位的人物，以前分散在三所大学难得一见，现在合并后自是利用这少有的良机畅谈学术、纵论古今、颇有魏晋风范。虽然名为闲谈，但是由于教授们都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经常在闲谈中擦出思想的火花，那个时期有不少著作就是在相互的交流中完善的。 在1938年7月份，随着学期的结束和昆明校舍的建成，联大决定将文法学院迁回昆明。虽然只在蒙自待了三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世外桃源般的佳境却给文法学院的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根据现有的经费，新近成立的校舍委员会决定建造一些砖木结构的三层房屋。但是由于反复的研究拖长了决议时间，物价开始上涨，再一核算，楼房盖不成了，只能盖平房。最后决定，除了图书馆和两座食堂因为面积较大，仍保留砖木结构和瓦房外，其余一律是土胚墙、铁皮顶的平房。后来，学生宿舍又改用茅草作顶。 新校舍地处昆明城外西北部的三分寺，建在环城马路两侧，占地120余亩。马路北面称北区，占地较广.北区校门为两扇木制大门，门楣上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字样的横额。北区被一条土路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教室、办公室、图书馆、食堂在东半部，西半部是学生宿舍和运动场。 图书馆只有几万册藏书，而且大部分是课本和各种教学参考书。 教室分散在图书馆的前后，都是铁皮顶的平房，一下大雨，屋顶上便会有雨打铁皮的声音，压过了教授的讲课声。 图书馆北面有两座砖木结构的食堂，是学生吃饭的地方，只有几十张方桌，没有椅子，伙食由学生自办。 北区南端校门东侧一带围墙内侧，原来是张贴各种启事、海报的公告栏，后来成了张贴壁报的地方，被称为"民主墙". 北区西部是学生宿舍，共有茅屋36座。茅屋为长方形，西端有两扇木门，两侧土墙上各有五个窗口，嵌上几根木棍代替窗子。顶着窗口放一张长桌，桌两旁各一张双层木床，中间有一盏光线昏暗的电灯，每间宿舍可以放20张木床。 此时，西南联大已经走入正轨，成为抗战时最高等的学府了。 1938年9月13日，昆明第一次发布了空袭警报。随之而来的是日军飞机频频的骚扰和投弹。28日，联大教职员宿舍被炸，军事教官及其幼子被炸死。联大的师生开始面临一场严峻而持久的意志考验。 每当警报响起时，师生们就从北校门出去，分散在北区荒郊的防空洞里躲避空袭。开始的一段时间大家还觉得有些惊慌，后来时间长了，“跑警报”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见怪不怪了。不但如此，在洞中时大家也不闲着，有聊天的、有读书的，甚至还有下棋睡觉的。关于这一段历史，陈寅恪作过“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趣联一幅来记录，直到多年后联大的校友回忆起那段“跑警报”的日子时还忍不住提起这幅对联。 三 对联大师生威胁最大的不是飞机的空袭，而是战时物资的奇缺、物价的飞涨，师生生活水平积聚下降。 由于物价直线上升，薪金不敷应用，教授们只好在外面兼职，有的则靠着变卖一些衣物、书籍来换取口粮。虽然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补救，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筹措糊口之粮。 这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闻一多。联大到了昆明后，他的家眷也迁来了。作为一个八口之家的家长，他每天要为柴米油盐问题操心，妻子又经常患病，他每月的薪水，连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为了节省房租，他全家住在一个农舍里，楼上住人，楼下是牛棚马厩，屋子里总是弥漫着牲口粪便的气味。八个人挤在地铺上睡觉。为了节省烧水的木炭，他每天早上带着孩子们去河边洗脸；为了改善生活，他也带着孩子们到稻田里捉蚂蚱、田鸡，在没有办法时，他不得不忍痛卖掉自己一些心爱的藏书度日。 后来，朋友们劝他拾起精湛的篆刻手艺，勉为糊口。他考虑再三，只好用治印收取润资的方法来减轻生活的困难。闻一多早年在美国攻读过美术，对金石甲骨之学也有研究，平日对篆刻极有兴趣，手艺在朋友圈中小有名气。大家听说他要挂牌治印，纷纷前来捧场。于是由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等推荐介绍，并由浦江清用骈文写了一篇文才飞扬的启事，正式挂牌开张了。 闻一多是著名诗人、学者和教授，他来挂牌治印，自是生意兴隆，趋之者若骛。有时图章来得太多，他不得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着昏黄的灯光刻印，累得手腕手指酸痛，中指也磨出了大疙瘩，眼睛酸痛难当。 不过闻一多治印也并不完全是为了钱，他有着极严的操守，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一次，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用重金托他治印一枚石章，闻一多知道他是国民党党棍，又是“一二·一”惨案的刽子手，便板起脸，冷冷地对来人说：“没有话好说的，请吧！”美国有一所大学，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请他去讲学，并允许家眷同去，这本是他摆脱贫困的好机会，但是他却不忍心抛下灾难深重的联大，便婉言谢绝了。 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极具敬业精神的教授们却笃志于学，笔耕不辍，时有传世之作问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蒋梦麟在防空洞中写成《西潮》。 蒋梦麟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留美九年，以教育为主科，深究上古史、英国史、哲学史、政治学等，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学，可谓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他回国后协助蔡元培治理北大，蔡元培离任后，他一直担任北大校长。 如今，在躲避敌机轰炸时，他撒开记忆的网，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和碰撞。当别人在防空洞中聊天、休息或看书、娱乐时，他在一个静静的角落，专心致志地奋笔疾书。这本来是一本回忆性的随意之文，但是由于他学识和阅历的丰富，他便把《西潮》写成了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到了四十年代，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教授们的生活更加清苦。 在联大颇复盛名的教授中，朱自清是头号穷汉，这不光是因为他的儿女多、家累重，还因为他生性耿直甚至近于迂腐，谨守着儒士清白圣洁之思，不肯做一些框外之事。为了躲避昆明惊人的物价，他将家人迁到了战时的陪都??成都，自己也决定休假一年，在成都闭门著述。谁知四川那一年发生旱灾，粮食几乎绝收，因而牵动物价上扬， 米价已经超过了昆明。他们全家只好勒紧裤带过日子，每天只吃两顿饭，饿得他头晕眼花，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工作着。假满回到学校后，又遇上昆明少有的寒冷天气，他那件缀了五颜六色旧布条的皮袍，已经破得不能穿了，而他又没有力量去缝制一件棉袍。于是就买了一个赶马人用的毡子套在身上御寒，学生们见了都以为是养马人来学校转转，等弄清楚情况后都忍不住掩口而笑。 如果说联大教授的“穷”是出了名的，那么联大学生的“忙”也是出了名的。联大的学生们都是一些有志的青年，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险来到大后方，只是为了念书求学问，平时是很忙的，但他们又喜欢去泡茶馆。 联大的学生泡茶馆并不像旧北京的八旗子弟一样是为了消闲，而是求学的一种特殊表现。因为联大没有固定的教室，图书馆又太小，所以学生们只能自己解决自习的场地问题。一些善于利用环境的学生们就在西仓坡下的翠湖公园中自习，但是在公园仔细只能在白天，晚上就不行了，那么晚上怎么办呢？一些机灵的学生马上就想到了茶馆。他们往往四个人围住一张桌子，叫上四杯清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些茶馆老板见了他们十分头疼，因为他们一进来，不到关门是不肯走的。但他们也能够理解流浪来后方的学生们的苦处，所以也不好意思赶学生们走，只是不再添茶了。有一位姓陆的学生，是学校的泡茶馆冠军。有一个时期，他整天在一个熟识的茶馆里泡着，干脆把洗漱用具也带了过来，一起床，就跑到茶馆来洗漱，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就开始读书。午饭后进来，又是一碗茶。晚饭后亦如是，直到灯火阑珊，才抱着一摞书回去睡觉，一时被传为笑谈。 联大的学生泡茶馆，除了少数时间闲聊一会儿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了。有些人的论文、读书报告就是在这里写的。也有人在这里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汪曾祺就曾说过，他这个小说家就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 到了1945年，随着抗战的胜利，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也日益暴露。联大掀起了以“一二·一”惨案为导火线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云南省主席卢汉怕联大在自己的辖区里“闹事”，便上书给教育部长朱家桦，催促联大尽快搬回北平。 于是在4月10日，教育部核定了搬迁预算，又开会解决了交通工具的问题。5月4日，在联大新校舍举行了结业典礼，由梅贻琦常委讲话，冯友兰宣读了他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与抗战相始相终的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式宣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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