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空袭下的西南联大

        １９３８年９月初，新学期刚开始，联大师生们便遭受了从天而降的战火洗礼。日军不断对远离战争前线的昆明进行骚扰，时不时搅得这一方“净土”鸡犬不宁，人心惶惶。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日本飞机一次又一次的空袭中，过着心惊胆战的生活。９月２８日，敌机袭击昆明，学校租借的教职工宿舍昆明师范学院被炸，造成许多人伤亡，其中有少数学生。朱自清当时在师范学院，目睹了空袭后的景状，他写道：“见死者静卧，一厨子血肉模糊，状至惨。”
        从１９３８年９月开始，西南联大师生便生存于时时可能有日本侵略者的空袭危险之中。１９４１年前后，日本侵略者对昆明的空袭达到高潮，其中有几次明显是针对西南联大的。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之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大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情，部分师生在空袭中受伤，甚至遇难。闻一多先生在第一次大轰炸时和家人差点几乎全部罹难。当敌机飞来时，他带着全家刚钻进自家院里的防空洞，一枚炸弹便刚好落在了那个简陋的土洞洞口。所幸，那个炸弹是枚哑弹，在洞中避难的闻一多和他的家人才得以生还。
        数学家华罗庚一次在防空洞里躲空袭，防空洞被炸弹震塌，人被埋在了里面，幸亏他头部还露在外面，被人发现才得救。多少年后，华罗庚先生每每想起在鬼门关口走的这一趟，仍是感慨万千。
        面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联大师生一开始的确感到有些紧张、恐惧。到后来，便渐渐能采取一种安之若素的态度，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讹诈威胁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在敌机频繁飞临昆明上空进行轰炸一段时间后，大家的情绪便逐渐稳定下来。飞机来了，师生们便到城外的野地里暂避片刻。待敌机飞走之后，许多人回到学校，或是继续上课，或是找地方温书。当时，频繁的空袭警报似乎已经成了人们日常里的例行公事，最后，大家对此也颇能泰然处之了。在郊外的防空掩体里，许多人在洞口用碎石子或瓷片嵌出一些图案或是对联，五花八门，煞是有趣，诸如“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等等。这些在躲避空袭时出现的趣味景观体现出联大的一种浓郁文化意味，折射出联大师生在性命攸关的时刻，仍然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韧性，也正是这种精神才能使人们在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有一种“胜似闲庭信步”的超然态度，将内心的恐惧化解在一种幽默的嘲谑之中。

饥饿困窘中的西南联大

        八年中，真正严重威胁联大人生存的则是贫穷与饥饿。联大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便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民政府因战时经济吃紧，大幅削减了文化教育经费，而且联大办学经费的另一项最重要的来源——清华大学的庚款基金后来又突然停付。联大一下子落入深谷，陷入了难以维持下去的严重危机之中。经费的极度短缺，造成学校设施的严重不足，学生们住的是草顶土墙的房子，而且往往是四五十人挤在一间，拥挤不堪。每逢下雨，屋漏墙倒之事常有发生。一到雨季，住在茅屋里的书生们更是狼狈不堪，经常是半夜醒来，床上已成为“水乡泽国”。这时候能用来接住雨水的器具全都被派上了用场，雨水打在雨伞上、油布上、脸盆上，应合着滴在桌上、地上的雨水声构成了一曲联大特有的“雨夜交响曲”。尽管这样，联大学人仍顶着雨在教室上课，打着伞在图书馆看书，孜孜不倦，认真求学。当时由于校舍紧张，图书严重短缺，每天一到图书馆开门，学生们便黑压压的一大片在门口等着开馆，抢占座位，馆门屡次被挤破，而因抢借参考书或过期不还而被记过的学生，当时占联大受校纪处分的学生大多数。
        联大教师们则自己在校外租房居住。绝大多数教师的住房状况十分糟糕。华罗庚一家住在昆明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人挤在两间小厢楼里。依照当地的习惯，楼上住人，楼下往往安顿牲畜。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房子便摇摇晃晃，令人时时提心吊胆。当年华罗庚自称是“清高教授”，其含义有二：一是清华大学的高级教授，二是清贫高危。
        闻一多一家的处境则更为狼狈。为寻找一个安居之所，闻一多一家曾数度搬迁，全家８口人挤在一间上为狭窄住房，下为牛圈、马厩的农家破旧房屋里。床上、地板上都睡满了大人孩子，屋里还得放一张桌子作为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吃饭时，孩子们只能站着吃。闻一多的朋友们见到他的这种窘境，都感慨万分。闻一多也禁不住沉吟起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并对朋友深有感触地说：“教了好多年杜甫的诗，只有亲身体验之后，才能领会到杜甫的心情、胸怀。”
        战时经济的恶化也严重地威胁着联大师生的生存。从１９３７年９月开始，教师们的薪金以５０元为底，余下的只按７０％发放，除去各种捐税，实际到手的只有一半。而到１９４３年下半年，教授们的薪金只合战前的８元３角（战前为３５０元），随着物价的上涨，广大师生生活陷入了严重的贫困之中。于是典卖成为联大教师们解决生存危机的方式。
        华罗庚的第三个小孩快要出生了。可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数学教授除了拖着伤残的腿，艰难地往返于教室和宿舍之间外，实在无力去挣额外的收入，无法将妻子送进医院分娩。他们的孩子就在那间上为居室，下为牛圈马厩的破旧茅屋里呱呱坠地。华罗庚望着这个生不逢时的苦孩子，心酸而不无幽默地叹着气说道：“这孩子就叫华光吧，我们家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闻一多先生家累很重，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闻一多有时领着孩子到野地抓蚂蚱，拿回去当菜吃，还美其名曰“蚂蚱当虾米”。家里能典当的都很快地卖完了，闻一多只剩下一件旧棉袍和一件灰布长衫，一年四季换着穿，一双布鞋也是补了又补。一位朋友看不过去，送了一件半新半旧的灰布夹袄给闻一多。他拿到后，竟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坛先进，经学名家”，生活困苦到这般田地，实在令人潸然泪下！联大的同事见闻一多生活如此困难，便出主意让他治印，挣点钱以敷家用。闻一多很有艺术才华，早年很喜欢雕刻，在美国留学时也曾学过刻制图章，基础很好。于是闻一多便开始治印，作了一名“手工业劳动者”。不久，报刊上登出由蒲江清执笔，梅贻琦等联合署名的推荐教授闻一多挂牌治印的消息。像闻一多这样的教授在当时又何止一二！在那些年月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教授们为一日三餐奔忙。吴晗每天挎着一个空空的菜篮子在露天菜市场徘徊，一遇见熟人便苦笑道：“菜又涨价了，什么东西都贵得很啊！”
        朱自清先生的家累也很沉重。为了度过艰难岁月，他让妻子带着孩子回老家，而他自己则长期在大伙房吃糙米、胡豆饭之类的粗食。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的胃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先生的英年早逝。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衣都无力缝制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气异常寒冷，体质本来就很差的朱自清为了御寒，只好买了一件云南当地马帮里的穷苦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当年的联大师生，很多人对此都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其实，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远不止普通教员，校长梅贻琦家里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４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家累确实不轻。而梅贻琦出于公心，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把学校的经费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这样使得家庭经济更加捉襟见肘。梅贻琦夫人韩咏花曾不无心酸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件小事。一次，家里要招待客人，又实在没钱，梅夫人便跑到大街上，铺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不穿的衣服卖掉，“一个上午卖了１０元钱，总算把这顿饭备上了”。此后，家境每况愈下，梅贻琦夫人便和潘光旦、袁复礼两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点，取名“定胜糕”，拿出去卖，换点钱维持家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梅贻琦身患癌症住院期间，身旁一直带着一个手提包。在他去世后，这支手提包被封存起来。后来，在各方人士在场的情况下，手提包启封，发现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会的账目，每一笔明细账目都十分清楚，无一短缺。而梅贻琦自己却一生两袖清风，死后没有任何财产和遗产留下。甚至连他生病时的住院治疗费和死后的丧葬费，都是由清华在海外的校友们捐助解决的。

贫困中的幽默与抗争

        多少还有些工资维持生活的教授们尚且如此，那些没有生活来源的学子们，特别是那些从沦陷区来的学子就更可怜。一份当时学生的伙食单是这样开列的：早点：白开水一漱口盅。午餐：大饼两块，配辣椒豆瓣酱。晚餐：大饼两块，配辣椒豆瓣酱。每天的伙食费仅一角。生活贫困的窘相在联大校园到处可见。在文人成堆的联大，人们对贫困的苦涩只有采取嘲谑的态度来将其化解，由贫困而生的幽默俯拾皆是。有一则谜语颇能体现文人的自嘲与幽默：“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谜底竟是联大学生穿得破了底的鞋！“含笑的泪”是联大文化景观中的一种特色。
        联大师生并没有在困境中坐以待毙，为了“有意义”地生存，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生存的危机。朱自清有骨气地说：“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就打不开一条路？”闻一多挂牌治印，校长夫人摆摊，做糕点卖，其他的人或是去外面兼课，或是卖文稿，大家凭着自己诚实的劳动顽强地与贫困抗争，很少有人做出推眉折腰之举，在贫困中联大教授们表现出了清濯的品质和人格。
        战争、饥饿、磨难，如影相随，联大于困顿中走向成熟。也正是这种苦难，铸就了联大人坚韧的品格，以及他们那无可动摇的文化良知，从而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