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组图]张炳熹教授与湘黔滇旅行团 |
★★★ |
【字体：小 大】 |
|
| 张炳熹教授与湘黔滇旅行团 |
|
|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3-30 |
|
|
博识谦逊 严以律己
——矿床学家张炳熹院士传略
(1919.6.12—2000.7.17) |
|
|
|
| 张炳熹教授是河南省社旗（原唐河）县人，1919年6月12日生于北京，他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历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副教授，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地质部第二地矿司、地矿司、科学技术司总工程师，部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部科技高级咨询中心主任，1984年、1992年连续两届任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为我国的地质教育、地质科学研究和地质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制订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对外交流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
一、在北京大学深造、任教 |
张先生幼年时，父亲在詹天佑设计建造的京绥铁路任职，常年在野外奔波，承担铁路沿线征购土地和测绘工作。他随父母多次乘火车往返北平—张家口一线，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从此种下了热爱山野的种子。当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上学的往返途中，沿着一段铁路行走，枕木下的各种卵石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从此他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恰巧那时附中有矿物学和地质学的选修课，教科书上的许多内容，如岩石的种类及结构，以及卵石在河流搬运过程中磨蚀出来的形态等等，在这些卵石中屡屡能见到，从而认识到地质学中讲的东西很多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因此，他就打定主意学地质。1936年夏考上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满足了张先生的志愿。他当时是班上最年轻的学生，只有17岁。他学习很认真，很勤奋，这就为他终生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奋斗不息并取得优异成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先生在北京大学刚刚读完一年级的时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全面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7月29日北平陷落，天津也随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随即迁往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张先生在不愿做亡国奴和继续学习地质的心情驱使下，离家前往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继续学习。1937年底，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学校于1938年1月决定迁往云南省昆明市。1938年2月开始搬迁，人员分两路赴滇，一路乘坐交通工具，一路步行。学校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根据自填志愿，检查体格，核准步行者244名，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有15人参加步行，张炳熹先生是其中之一。2月20日出发，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全程1 671公里。除车船代步、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步行1 300公里，平均每天走三十多公里，最多时达50公里。沿途还作社会调查、观察地质现象、采集标本。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对参加步行者来说，也是意志、心理、勇气、身体等多方面的磨练。张先生参加了这次不平凡的旅行，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张先生自己还认为，从学地质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新建的教室及宿舍1939年夏开始使用，那是一些低矮的土墙泥地草顶（部分是铁皮顶）的平房。设备差，仪器少，开始只能借云南大学矿冶系的实验室进行矿物岩石实习。经过补充，略有改善，但显微镜仍不敷应用。图书也少，学生们不得不在图书馆前排队等候借书。图书馆坐位少，有的学生不得不到街市的茶馆中看书。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张先生不仅对地质学方面的课程有浓厚的兴趣，还选修了不少数理化方面的课程，并且充分利用云南的条件，多次出野外作地质考察。毕业前，他与同班的董申保先生一起，填绘了200多平方公里1∶5万的地质图，共同写成了《云南嵩明杨林一带之地质》的毕业论文。张先生于1940年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
张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是北京大学学籍的学生，所以既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得到两份聘书，一份是北京大学的聘书，一份是西南联大的聘书。张先生先任助教，后任研究助教。任教期间，主要担任光性矿物学和岩石学实习课的教学任务。当时图书资料有限，也没有岩石学辞典，为了教好学生，他搜集资料，将岩石命名的沿革、出处等查找出来。当时没有卡片，便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在一页一页的纸上。后来他出国学习，便将这部分资料留给董申保先生。董先生至今仍保留着的就有二三百张。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资料，仅从这一侧面就可反映出张先生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张先生特别重视野外地质调查，在当时系主任孙云铸教授的安排下，多次出野外考察。1940年寒假，随新到校的德国人米士(Misch)教授去滇西考察，从大理出发，经永平，沿澜沧江北行至喇鸡井，折东经兰坪、剑川，返回大理，历时6周。1941年暑期，随王恒升、王嘉荫教授在滇缅铁路沿线弥渡至顺宁间作地质调查。1941年寒假，与苏良赫、池际尚二先生一起，在易门、安宁一带考察铁矿，并且找到了王家滩铁矿一条主要矿脉，成为云南铁矿的一个基地。1942年，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与云南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矿产调查委员会，孙云铸教授兼任主任委员。暑假期间，张先生与邓海泉先生一起，去玉溪、峨山、河西三县作地质矿产调查。1943年秋，参加大理至丽江的驿运路线调查，从丽江经永北、永仁回昆明，历时3个月。1944年暑期，与司徒穗卿先生一起，随袁复礼教授赴武定、罗次一带调查铁矿。1945年暑期，在孙云铸教授率领下，与董申保、池际尚二位先生同去个旧锡矿。大量的野外地质矿产调查，不仅为云南的地质工作和建设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张先生深入了解云南的地质矿产情况和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地质实践和理论基础。
1943年夏，张先生参加清华大学第六届留美公费生“物理矿物学”名额的考试，1944年他被录取。与学物理的人一起参加考试并被录取是很不容易的。这说明，张先生不仅地质学基础好，而且数理基础也好。1946年5月，张先生离开昆明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广泛涉猎矿物、岩石、矿床、构造地质等领域的课程，在一个变质岩地区做博士论文，学习成绩优异，曾获“金钥匙奖”。他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学习时，张先生结识一位读矿物学研究生的美国同学，叫Arthar Montgomery，这位先生对中国人民很友好，经张先生联系，他赠送给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一支研究矿物的Ｘ光管，张先生请途经美国的王鸿祯先生带回系里，安装在原有的Ｘ光机上，这支Ｘ光管有4个窗口，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同时还配有一台最新式的一台粉末Ｘ光照相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身在美国的张炳熹先生早就期盼着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于1950年夏回国，应聘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副教授，他讲授矿床学，在讲课中，介绍成矿作用、矿床成因、分类及各种矿床实例。张先生讲课条理清楚，非常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国的实际材料比较多，很受学生欢迎。张先生很注重实际，他讲的一些实际内容对学生以后的工作很有用。冯钟燕先生回忆说，他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后，曾在铜官山铜矿工作，关于该矿储量有多少，有人认为计算少了。冯先生就用张炳熹先生讲过的“最近地区法”仔细地计算储量，很有说服力。当时北京大学没有专门的矿相课，在矿床课中看光片，但矿相显微镜很少，只能供研究用，因此，为了给学生创造学习的条件，张先生自己设计，将淘汰的10台岩矿显微镜加以改造，在镜筒上钻一个眼，强光能射进去，装一块45°的反射盖玻璃片，前面加一块蓝色滤光玻璃片，这样，学生就能看光片了。学生们不仅感谢张先生为改善他们的学习条件所付出的辛劳，也深受张先生自力更生精神所感动。时任矿床学助教的邵克忠先生在1952年翻译的M.M.Short所著《金属矿物鉴定》一书中,译者附了一节《一种简便的反光显微镜照明器》，介绍了张先生设计的简便照明器及普通显微镜改装的方法，以及使用一年来的经验。张先生在讲课中还将在旧中国从事地质调查时的见闻告诉同学们。例如，个旧锡矿的工人们如何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土豪劣绅如何称王称霸、鱼肉百姓等等，这些对同学们了解新旧中国的对比很有启发。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美援朝，开展了捐献运动，为抗美援朝出力。地质学系的师生们想出一个办法，请刚回国不久的张炳熹先生推荐一批书籍进行翻译，以所得款项捐献。张先生主持、组织部分师生翻译的M.P.毕令斯的《构造地质学》(译者张炳熹等)就是其中的一本，由于种种原因，该书于1959年5月才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张先生地质知识广博，解决地质问题的能力很强。1951年夏，张先生带学生去黑龙江省鸡西鹤岗煤矿实习，当时矿上有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断层的原因，煤层找不到了，在矿上的前苏联采矿工程师也没有办法。张先生用构造作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家都很佩服。张先生对青年教师也很关心，解放初期，由于学生人数激增，每年都有青年教师留校工作，虽然那时政治运动较多，但系里还是为青年教师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每星期三晚上上课，张先生为大家讲矿床专题，持续了半年之久，对青年教师帮助很大。 |
|
|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文章： 日军猛炸滇越铁路 幸运人字桥未命中
下一篇文章： 湘黔滇旅行团入滇示意图 |
|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网络供应VS虚拟主机提供：68互联【赞助：罗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