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千上万的南开人中，我一家三代两地南开情，还多少有些“与众不同”呢。

　　我是南开人，我的父母也是南开人，我的外甥也是南开人。天津有南开，重庆有南开，都与我一家三代有缘，我父亲 30 年代在天津读南开大学，后到重庆南开中学教书，我是生在重庆南开，长于斯读于斯，从重庆南开幼儿园，南开小学，一直读到南开中学， 50 年代末又从重庆也考上了南开大学数学系。就连我的母亲张雪羽，也曾是重庆南开小学的教员，还一度担任过南开小学的校长哩。

　　我的父亲刘兆吉， 1935 年考入了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小时候，常听他讲起当年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故事。那个年代，正事国难当头之时，因此他讲的，大都与抗日救亡活动有关。而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 1935 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侵略，而国民党则步步退让，竟与日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而汉奸亲日派又大肆鼓吹“华北自治”。国家处在危亡关头，偌大的华北，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年 12 月，“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此时刚上大学一年级的父亲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之中。 12 月 20 日，他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南开大学南下晋京请愿团，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然而他们的爱国行为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当他们乘坐的火车开到沧州时，国民党当局竟下令将火车头开走了，把他们甩在半道上。当时，天寒地冻，他们住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虽然是饥寒交迫，但他们没有气馁，仍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宣传抗日。他们的爱国行为，使当地老百姓深受感动，纷纷给他们送饭送水，那种同仇敌忾的热泪场面，使他终生难忘。二是 1936 年 11 月，日军侵略绥远，遭到绥远驻军傅作义部的英勇抵抗。捷报传来，群情振奋，南开大学的同学发起了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活动，父亲也积极参加了。一次，他和几个同学走出校门向沿街商店募捐，当他们走进一家花店，刚向店主宣传募捐意义时，那个店主突然脸色一变。返身从里屋拿起一根铁棍直冲过来，他们一看不对劲，赶紧往外跑，才知那个店主是个日本人，真是冤家碰头。那个年头，中国人即使被日本人打死了，也不算回事，幸而他们跑得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谁知当他们继续募捐时，却又被中国警察抓进警察局关起来，饭也不给吃，幸而他们的一个女同学的父亲当时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通过她得说情，才把他们放了，但好不容易募来的钱却被统统没收了。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京津沦陷，南开、北大、清华三校被迫南迁，先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父亲参加了由三校部分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出发前，父亲想起闻一多先生不久前给他们上《诗经》课时说的话：“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找去！”而此次步行，要通过湘黔滇三省的偏僻山区，这正是一个实地采集民间歌谣的好机会。在闻一多先生的支持、鼓励下，一路上，他怀揣笔记本，常常离开行军队伍，或深入村寨，或走进田间，或登上云雾缭绕的山头，认真搜集民歌民谣。他的老师黄子坚先生，也就是旅行团的负责人，他亲眼目睹了父亲采风的情景，他说：“一路上，我是个常川的落伍者，太阳以西，‘先锋'早到了‘露营地'，我还在中途，好几次（末一次，记得是在到曲靖的道上）我在中途遇到刘君，和老老少少的人们一起谈话——一边谈一边写。这样健步的刘君时常被我赶上。”黄子坚先生也看到了父亲一路采访的某些尴尬场面：“一群人，围着一个异乡的青年，有时面面相觑，有时哄然大笑，是笑语言不通；手举脚画，面面相觑，是要窥测真意。本来，一个穿黄制服的外乡人，既不是兵，又不一定是学生，跑来问长问短，是稀有的事，是可疑的事——稀有，所以舍不得让他就走；可疑，所以对他又不肯说话。这是我所见到的情形，刘君用力之勤、工作之难，可以想见。辛苦的结果，在六十八日之中，采集了二千多首歌谣，这不能不说是丰富的收获。”（见《西南采风录·黄序》）在两个多月， 3500 里征途中，父亲竟采集了两千多首民间歌谣，选编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商务印书馆 1946 年出版）。他的老师闻一多先生在序中写道：“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惊佩。”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说：“这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的记录，他这才真是采风呢，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黄子坚先生在序中认为这部书“是一宗有用的文献。语言学者，可以研究方音；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文化；文学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和情调”。总之。这部书至今仍被学术界视为研究西南民间文学、民情风俗和语言、方音的重要著作，不仅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作了专书介绍，而且还载入了《南开大学校史》之中， 1981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将此书再版。

　　1939 年，父亲在西南联大毕业，由黄子坚先生介绍，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工作，从最初担任一名职员到以后出任教务主任，成为喻传鉴校长的得力助手。解放后，父亲入了党，先后到四川省教育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任教，任过教育系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著名的心理学家。

　　我和哥哥是双胞胎， 1941 年我们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大后方的重庆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父亲当时只是一个小职员，收入十分微薄，而母亲才从山东老家逃难来到重庆，没有工作，刚刚组建的家庭，经济上十分拮据。可以想象，当我和哥哥同时来到人世时，父母真是又喜又忧。由于无钱雇保姆，两个小孩的喂养全靠母亲一人，她还要做饭、洗衣、种菜、拾柴，常常一夜睡不上觉。最可恨的是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每当紧急警报响起时，母亲就急得不得了，因为她一个人抱不了两个孩子，而父亲此时又要将办公室的文件、贵重物品送进防空洞才往家里跑。等父母把我和哥哥放进两个枕头里，抓起奶瓶、尿片、暖水壶等跑出门，日本飞机发出凄厉的声音已飞到了头顶，

　　后来我们稍大一点，为了生计，母亲到南开小学教书。每天一早她去学校时，就把我俩锁在屋里。当我们看见母亲要锁门时，就大哭起来，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母亲只是硬着心肠把门锁上。听到我们的哭声，母亲也是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当我们两岁半时，就进了南开幼儿园，结束了被“关”起来的日子。

　　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1949 年 11 月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来南开中学劝张伯苓去台湾的事。那天，南开中学戒严，大人们都不准随意走动，而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孩子却没有人干涉，见张家门口停了好几辆豪华轿车，都跑过来看热闹。不一会儿，见张伯苓夫妇送蒋介石走出家门口，只见蒋介石一面寒暄，一面返身上车，一不小心，他的额头竟重重碰到车门框上。后来才知道，由于张伯苓听从了他的学生周恩来的劝告，婉言谢绝随蒋去台湾，蒋介石大失所望，大约是因为心烦意乱，才不留神碰到车门上的，

　　1959 年，即父亲大学毕业 20 年后，我也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极“左”思潮也泛滥南开园。记得第一次参加历史系全体师生大会，竟是批判“右派分子”雷海宗教授。反右斗争已过了二年，不知为什么又把老人家拉出来批判。不过那时候的批判会，虽然也是上纲上线，断章取义，火药味极浓，但毕竟不像“文革”时那样野蛮粗暴。被批判者仍坐着听，以致会开了很长时间，我们这些新生才知道坐在第一排，戴着一个大口罩的老者，就是父亲曾多次提起过，当年讲课极受学生欢迎的雷海宗教授。幸运的是， 60 年代初，雷先生又给我们年级讲授世界史学史课，那时他虽然已是年老多病，只能坐在靠椅上给我们讲课。但讲起课来，声音宏亮，滔滔不绝，博大学问积于胸，随口而出，辨析精详，深入浅出，仍不减当年风采。遗憾的是，后来终因身体关系，不得不中断了讲课，不久就去世了。

　　大学五年很快就过去了，我有幸聆听了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郑天挺、齐思和、腾维藻、吴廷璆、王玉哲、杨冀骧、杨生茂、魏宏运诸先生的课，教诲之恩，永世难忘；五年中，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体尝了整日饥肠辘辘、坐立不安的滋味；也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学生中开展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体尝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滋味。要说我对南开大学作过什么贡献，实在感到惭愧。但想来想去还是有一点。那是在我们进校不久，南开大学的主楼开始动工修建。 1960 年五六月份，全年级的同学都下厂搞“双革四化”运动去了，不知为什么，我和几位同学被留了下来，分派到主楼工地上去干活。任务是运砂、筛沙子。那个年代，工人师父们干活劲头十足，运砖运沙也是一溜小跑。我个子小，力气有限，虽然拼足了力气，也运不了多少砖，筛不了多少沙子，因而时常被那些北方牛高马大、胸腰虎背的工人师傅们嘲笑，为这我还偷偷掉过眼泪。记得派我筛沙子时，我恨透了那个专运我筛的沙子，老穿一件红背心的青年小师傅。他板着一张脸，像一架永不知疲倦的机器，推着运沙车跑个不停，不论我多么卖力，也供应不上他的运沙车，以至他常对我翻白眼。有时他等得不耐烦了，干脆从我手走夺走铁锨，自己筛起来。幸而不久工地开办了工人夜校，要我给这些工人师傅们教语文、数学。我那点中学时代学的知识，和曾表演过相声的口才竟使他们对我肃然起敬，刮目相看，自此以后我的处境才好起来。近两个月的劳动，身上晒掉了一层皮，手上起了厚厚的老茧，然而不知多少砖和“沙砖加瓦”了。这些年，我三次回母校，每次都要到主楼前徘徊一番。仰望巍巍主楼，心潮起伏。主楼的一砖一瓦我都特别有感情，因为他凝结了我大学时代洒下的汗水泪水。如今，我已是教授、硕士生导师了。看到大学生们夹着书本高高兴兴从主楼进进出出，我打心眼里羡慕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