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大常委会顶住了来自校内外的非议的指责，精心安排临时大学的迁滇计划，并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938年1月20日，第43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学校迁往昆明，教职员路费65元，学生20元，并议决教职员和学生统一限于3月15日以前在昆明报道。随即布告全校师生员工，凡学生志愿专心求学而成绩及格者，得按手续请求发给许可证，随往新址，笃志学问；不去昆明而欲去国防机关服务得人，本校当竭力介绍，以成其志。常务委员还决定，三校各出一人到云南办理前站工作，推定北大教授秦瓒、清华教授王裕光、南开教授杨石先，分别代表文法、理、工各学院先行到云南；还推定昆明办事处负责人秦瓒、河口办事处负责人雷树滋、海防办事处负责人徐锡良，做好搬迁的接待工作。

根据常委会的安排，为解决搬迁的路线及实际问题，指定军事教官雷树滋提出搬迁路线。雷树滋是云南元谋人，经常往返于昆明于京泸之间，对云南、贵州、湖南的道路情况比较熟悉。他提出走水陆两路（实际是三路）入滇的计划，得到了常委会的认可。但是一个学校的搬迁，谈何容易！长沙到昆明没有铁路相通，仅有简陋的公路，十分难行，何况从那里去找数十辆成百辆的汽车更成了一个大问题。即便有，那么多图书仪器设备，那么远的路程，长途运输又难免不出危险。除了接受雷树滋提出的搬迁计划，可以说是别无办法。鉴于这种情况，常委还决定：第一，由教职员捐款中提出1600元作为补

助贫苦学生赴滇旅费；第二，推定陆逵羽、黄梅美德、钟书谨率领赴滇女生并照料同人眷属；第三，推定黄钰生、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为“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委员，黄钰生为委员会主席，并由国民政府派定中将参议黄师嶽担任旅行团团长。学校还决定：凡参加旅行团的学生，沿途须作调查采集工作，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使这次迁移本身富有教育意义，学生抵昆后所交成绩优良者，学校将给以奖励。

　　临大常委会对这次迁移是经过了缜密思考并精心组织的。北大教授秦瓒到云南去打前战，名为昆明办事处负责人，实际上是先到云南疏通各种关系，为师生寻找立足之地。秦瓒的父亲秦树声是清朝未年的名学者，在云南为官多年，做过学台，云南许多有名望的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此时担任云南省教育厅长的龚自知，算起来还是秦瓒的晚辈，并且在北大预科读过书。所以，选择秦瓒到云南作好各方面的工作，确实是非常适合的。这也体现了长沙临大常委会的知人善任。

此时，长沙临大的大多数同学出自对常委的信任，一切听从学校安排，凭入学证、军训符号（女生凭徽章）领取赴滇许可证。许可证分甲乙两种，甲种为“湘黔滇旅行团”团员，乙种给其他准许赴滇就学之学生。持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的学生，除按规定日期报道外，须将旅途中常用物品打成行李一件，重量不得超过8公斤;不携带的书籍什物装箱加锁，每人仅一 件，不得超过25公斤。此外，持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的学生，须到校医室注射预防针；持乙种就学许可证的学生须缴正面两寸半身照片三张，作为领取入越南护照之用，还须填写履历和接种牛痘。一放寒假，2月19日，师生们开始出发。走水路的师生800余人，乘火车到广州后直达香港，然后乘轮船到安南（越南）海防，从海防到河内，再乘滇越铁路火车经河口到昆明。

　　参加步行的336人实行军事管理，在黄师嶽团长的带领下，学生分为两个大队，大队长由军事教官邹镇华、卓超分别担任，军事教官卓超担任团参谋长。有学生12人长期在团本部服务，其中负责日记者3人、摄影3人、无线电管理者三人、图案管理3人。每大队下设3个中队，每中队下又设立三个小队，自小队长以下由学生担任。由教授5人即黄钰生、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曾昭抡组成旅行团辅导委员会。参加步行团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战区或内的贫苦青年，学校不仅带运行李，并且供给旅途食宿费用。每人发一身黄色军装和一件黑棉大衣，头戴军帽，脚穿草鞋，打着绑腿，身背干粮水壶和雨伞。师生们有短途乘船和乘车外，其余皆为步行，晓行夜宿，沐风栉雨，翻山越岭。一路上，闻一多搞速写绘画，学生跟着袁复礼考察地质，或跟着李继侗学习植物。这次旅行，不仅使师生的身体得到锻炼，培养了吃苦耐劳得精神和集体生活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使大家亲眼看到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家徒四壁，别无长物”的凄惨生活，收集了不少人民称颂红军的歌谣，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他们每天少则行30里，多则行百里。历时68天，行程3500里，于4月28日到达昆明。

　　第三路实际上是从水陆两路分出来的，有十余位教师即未走水路，也未参加旅行团，而是乘分包租的汽车由长沙到桂林，饱览阳朔的山水风光后，从镇南关（后改名为睦南关，即今友谊关）进入越南，然后乘滇越铁路火车进入昆明，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等走的就是这一条路线。《朱自清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24日到柳州，25日到南宁，3月14日到 昆明。”问一多原也准备走此路，但因费用较多便改为参加步行团。

临行前，有人问他：“你大可照学校的规定坐车、乘船，舒舒服服地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他答道“国难期间，走 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15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城市教书，过 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于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知道很少，真是醉生梦死 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杨震声教授听说闻一多要参加步行，曾打趣地说：“闻一多要参加旅行团，须带一副棺 材同行。”旅行团到昆明，闻一多见到杨震声，也风趣地说：“如果我带着棺材走的话，现在可以送给你了。”这次向西南的迁移，特别是步行团横跨湘黔滇三省，胜利地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地文化大迁徙，向中国和世界显示了抗战 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刚强不阿及忠贞爱国的品格。这一壮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了社会及国外的关注，刚刚担任驻美 大使的胡适，把旅行团的照片放大并“散布全美”，从而使美国人民进一步了解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步行团到昆明时，另外两路的师生已经先期到达昆明。此时，学校已奉行政院批准并经过国防最高议会通过，国立长沙临 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次湘黔滇旅行团结束之后，共产生三项成果，一是旅行团日记，在送香港印刷时毁于战火 。二是学生钱能欣撰写的《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出版。三是学生刘兆吉收集整理的民歌民谣，由闻一多、朱自清写序， 出版了《西南采风录》一书。

　　在临大迁滇的过程中，有一些学生未领入滇许可证，经学校国防工作委员会介绍，有的到武汉救亡总会训练班，有的 到湖南民国训练班，有的参加军政部学兵队，有的参加空军、13军、14军，到达昆明的学生只有99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