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七”事变后不久，高校林立的文化之都北平及其门户天津相继失陷。日军除了盘踞北平城内一些政治、军事要地作为据点外，也在逐步把触角伸向宁静的象牙塔林中。经过紧急商议，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合并成临时大学，并指定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临大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委员会秘书处主任。但是这所战时的国立大学只是在岳麓山下办了一个秋冬就因为日军的步步紧逼而不得不再度搬迁，经过教育部和校方的慎重考虑，最后决定将临大迁往云南昆明。

迁滇的学生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编入旅行团，由长沙步行至昆明；另一部分乘船经广州、香港转道昆明。其中参加步行的学生有两百多人，组成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由闻一多、曾昭抡、黄钰生等11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队。旅行团学生身穿土黄色军服，绑着裹腿，背着干粮带、水壶、黑棉大衣和雨伞，教师除了穿便装外，其余设备与学生相同。除了这些以外，师生们都预备了草鞋，以便下雨路滑时用来套在鞋上。

旅行途中，几位教授与同学们同行同吃同住，一路上说说笑笑，谈学问、讲故事、说时事、评民俗，大家十分愉快，学生们也受益良多。由于临大鼓励学生在迁校途中进行民间调查，所以这次长征又有着社会考察的性质。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组成了各类调查小组，进行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学调查。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的一个诗歌采风小组。过去闻一多在讲《诗经》时就曾经号召学生去人民中间寻找诗歌，加上旅行团中有很多学生十分爱好文艺者，很自然地就由钟情民间诗歌的刘兆吉牵头组成了这样一个采风小组。采风的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富有诗意，除了要完成正常的行军外，组员们不放过任何一个采集民谣的机会，经常走得脚上起泡甚至病倒。晚上没找到落脚的地方，只能就地宿营，与臭虫、跳蚤为伍，睡在只铺了一层稻草的地上。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组员们在闻一多的指导下，竟然采集到两千多首民谣，后来编成一本《西南采风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由于学生浪漫贪玩的天性，旅行团一路行军还一路欣赏游历着沿途的风景，并不时举行些小活动来为旅行增色。如在湖南时游览桃花源、秉烛探险“火牛洞”等，在沅水滩头还举行了一次营火晚会，师生们载歌载舞尽情联欢，并由闻一多趁兴给大家讲了古代神话。进入贵州时，由于贵州省委事先已经张贴了告示，所以旅行团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群众和当地政府的热情欢迎。途中或访问苗寨、或歌舞联欢、或强渡盘江，在疲劳和经线中仍是斗志昂扬。到达安南县时，前方穿来了台儿庄捷报，旅行团冒雨举行祝捷大会和游行。过了胜境关，就到了云南省境，山路也渐趋平缓。此时已是春暖花开，大家情绪陡增。   

到达昆明后，旅行团全体成员在东郊贤园集合。蒋梦麟、梅贻琦、杨石光、潘光旦等教授以及先到的学生伫立欢迎。在唐继饶墓前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湖南张治中主席特派的黄师岳中将按照旅行团花名册一一点名后，将花名册交给梅贻琦，表示他没有辜负临大常委会的重托，已经把全体成员安全带到昆明，完成了历史使命。

旅行团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8日到达昆明，历时68天，实际步行超过40天，平均每天走30多公里，总计步行1300多公里。

二

长沙临大迁来的几队人马到达昆明后，加上昆明接收的少数借读生共993人组成了历史上学术精英最为集中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由于一时找不到足够的校舍，学校决定让文学院和法学院在昆明附近的小城蒙自上课。在校方的努力和昆明各界的大力协助下，在蒙自租得了昆华农业学校和一些会馆，将房屋略加修缮，置办一些桌椅当作教室，又将盐行仓库作为学生宿舍。由于木床来不及赶制，每个学生配发几个作外包装用的小木箱，拼起来以作卧榻，箱子里还可以放书，学生们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宿舍里。女生借住在城内早街周伯斋宅中，由于房子年久失修，十分破旧，被女生戏称为“听风楼”。每天晚自习后，她们由校警护送回城住宿。

教师们两人住一室，住房以抽签方式分配。当时，郑天挺、闻一多、陈寅恪、陈叔雅、陈序经等住在一个停业的洋行中。由于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因病在来滇途中滞留香港，三个女儿也不在身边，十分孤独，所以郑天挺经常陪他散步、聊天。经常走着走着就碰到了汤用彤、钱穆、贺麟等人，闲谈的队伍就越来越庞大。这些人都是在各自学术领域内占据颠峰地位的人物，以前分散在三所大学难得一见，现在合并后自是利用这少有的良机畅谈学术、纵论古今，颇有魏晋风范。虽然名为闲谈，但是由于教授们都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经常在闲谈中擦出思想的火花，那个时期有不少著作就是在相互的交流中完善的。

在1938年7月份，随着学期的结束和昆明校舍的建成，联大决定将文法学院迁回昆明。虽然只在蒙自待了三个月的时间，但这个世外桃源般的佳境却给文法学院的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根据现有的经费，校舍委员会认为只能盖平房。最后决定，除了图书馆和两座食堂因为面积较大，仍保留砖木结构和瓦房外，其余一律是土胚墙、铁皮顶的平房。后来，学生宿舍甚至改用茅草作顶。   

新校舍地处昆明城外西北部的三分寺，建在环城马路两侧，占地120余亩。马路北面称北区，占地较广.北区校门为两扇木制大门，门楣上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字样的横额。北区被一条土路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教室、办公室、图书馆、食堂在东半部，西半部是学生宿舍和运动场。图书馆只有几万册藏书，而且大部分是课本和各种教学参考书。教室分散在图书馆的前后，都是铁皮顶的平房，一下大雨，屋顶上便会有雨打铁皮的声音，压过了教授的讲课声。图书馆北面有两座砖木结构的食堂，是学生吃饭的地方，只有几十张方桌，没有椅子，伙食由学生自办。北区南端校门东侧一带围墙内侧，原来是张贴各种启事、海报的公告栏，后来成了张贴壁报的地方，被称为“民主墙”。北区西部是学生宿舍，共有茅屋36座。茅屋为长方形，西端有两扇木门，两侧土墙上各有五个窗口，嵌上几根木棍代替窗子。顶着窗口放一张长桌，桌两旁各一张双层木床，中间有一盏光线昏暗的电灯，每间宿舍可以放20张木床。

尽管条件十分简陋，但此时西南联大已经走入正轨，成为抗战时最高等的学府了。

1938年9月13日，昆明第一次发布了空袭警报。随之而来的是日军飞机频频的骚扰和投弹。每当警报响起时，师生们就从北校门出去，分散在北区荒郊的防空洞里躲避空袭。开始的一段时间大家还觉得有些惊慌，后来时间长了，“跑警报”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见怪不怪了。不但如此，在洞中时大家也不闲着，有聊天的、有读书的，甚至还有下棋睡觉的。关于这一段历史，陈寅恪作过“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趣联一幅来记录，直到多年后联大的校友回忆起那段“跑警报”的日子时还忍不住提起这幅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