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底，平津失守，北方各大高校被迫纷纷南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至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作为联合大学的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学校下设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其中除文学院设于南岳外，其余学院全部留在长沙。到11月，各学院基本准备就绪，纷纷开始上课。1937年底，南京沦陷，临时大学匆匆结束了它不到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再次准备迁徙。此次的目的地是后方重镇昆明，一座春城。

1938年2月，临时大学除部分同学投笔从戎、北上抗日救亡外，其余分成两路，开始搬迁。一路由教师、女生和部分体弱男生组成，乘火车取道香港、越南赴滇。另一路就是轰动一时、经贵阳等地徒步入滇的湘黔滇旅行团了。

一提起旅行团，总让人想起小时候所唱的“我们是快乐的旅行队”这首歌，而旅行团的成员到底快乐与否，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了。

旅行团采取战时军事组织形式，团长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先生亲自挑选的中将参议黄师岳。出发前，旅行团在韭菜园校本部的大草坪上举行了“誓师”大会。会上，团员们一律穿着新配给的制服和帽子，个个精神抖擞，宛若即将开赴前线，阵容甚为壮观。

一路上，团员们清晨即起，早餐甫毕，立即开拔。每日少则二三十公里、多则四五十公里。夜晚多以稻草为席，间或也与鸡鸭犬豸同室而眠。沿途还坚持作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路行来，趣事多多、收获多多。

湘西土匪素来猖獗，除非万不得已，极少有人愿意涉足此地。幸好张治中先生提早跟“湘西王”打了招呼说，有一批穷大学生将“借道”从这里去云南读书，旅行团因此得以悄然平安通过。尽管有一晚还是听到了几声枪响、受了几许虚惊，但团员们还是很以此事为荣。

旅行团也有很风光的日子。路过贵州省的时候大学生们极受尊敬，有的县甚至派出中学生在城郊列队欢迎。当地群众更是沿路争相观看，有一对郑姓姐妹还特地邀请一位同姓的团员到家里吃饭认亲，并赠送玉箫一对留作纪念。热烈的场景在省城贵阳达到了高潮。这一天正赶上大雨滂沱，旅行团成员们为壮观瞻，歌声嘹亮、步伐整齐地冒雨行军，大街两旁的群众无不鼓掌雀跃。

旅行团居然还遭到过别人的嫉妒。他们一入云南便撞上了正向外开拔的滇军六十军。滇军们眼看着旅行团阵容整齐、士气旺盛，而且还个个穿了崭新的制服，不由得醋劲大发，愤愤地骂将起来：“他妈的！我们步兵正在开往前线去打仗，他们‘航空兵’却躲来后方享福！”原来他们把旅行团错认为是航空部队了。

旅行团除去完成每天规定的步行任务，还忙里偷闲顺路欣赏了桃花源、飞云岩等祖国大好河山，访问了侗家村落和苗民彝民的山寨。不仅熟悉了各地风土人情，而且亲手采集了无数稀有的动植物标本。收获最大的当数歌谣采访组的刘兆吉。他一路上不辞辛苦搜集了2000多首歌谣，后来整理成册，出版为《西南采风录》，真正实践了闻一多先生的著名理论：“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去找。”

师生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68天，行程1600里，于4月28日“精神旺盛”地在昆明与先期到达的队伍胜利会师了。

此时，旅行团的成员人人都脱了一层皮，唯独闻一多先生的胡子一路上日日见长，至此已成了好大一副美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此次搬家，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和冯芝生的最美。”冯芝生就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赴滇途中手臂折断，动作不便，因而留了胡子。他也很为自己的胡子长得快且美而骄傲，时常“一袭长衫，半部黑髯，飘然而行”。这大概可以算是教授们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