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芦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教育史掀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１６００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长沙，在拼凑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可仅仅３个月，眼看长沙不保，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又克服无数困难，带领学生辗转来到昆明，进行了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建立起中外闻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他们咬紧牙关，养育人才，创造了伟大的业绩。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过湖南，进云南逼昆明，挥师北上抗日，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万里长征。此后数年，中国大知识分子群奔走数千里南下入滇，又创造了另一次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奇迹。
    今天又逢９．１８抗战纪念日，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怀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向读者奉献出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在昆明的又一个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史实一一中国名人千里迁徙到云南。这段史实也同样是云南人永远不会忘怀的。
    自“芦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教育史掀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１６００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长沙，在拼凑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可仅仅３个月，眼看长沙不保，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又克服无数困难，带领学生辗转来到昆明，进行了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建立起中外闻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咬紧牙关，养育人才，创造了伟大的业绩。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过湖南，进云南逼昆明，挥师北上抗日，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万里长征。此后数年，中国大知识分子群奔走数千里南下入滇，又创造了另一次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奇迹。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９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２６７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１１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４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３６００里。
    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会同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以及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上。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在这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一定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不过，在陶渊明时代，这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４０岁，“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１９２２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挂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然而对旅行团的二百多名师生来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在行军的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二百多首民歌民谣。这种跨学科的社会实习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在这二百多名穿着草鞋长征进云南的学子当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的巨匠屠守锷等人。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当年迁来中国抗日大后方云南昆明，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它创造了一种历史，它给昆明这座城市输入了最先进的文化血浆！中国大批文化名人随着西南联大南迁至此，而当时的昆明城里驻扎着两万多名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的美国空军部队，那时的昆明，成为西方的又一关注点，从而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两股潮流，自南北两个方向涌来在昆明交汇。当时中国最优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４０岁，“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１９２２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挂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然而对旅行团的二百多名师生来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在行军的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二百多首民歌民谣。这种跨学科的社会实习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在这二百多名穿着草鞋长征进云南的学子当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的巨匠屠守锷等人。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当年迁来中国抗日大后方云南昆明，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它创造了一种历史，它给昆明这座城市输入了最先进的文化血浆！中国大批文化名人随着西南联大南迁至此，而当时的昆明城里驻扎着两万多名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的美国空军部队，那时的昆明，成为西方的又一关注点，从而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两股潮流，自南北两个方向涌来在昆明交汇。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子都对西南联大趋之若鹜，几年前，著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被北大聘为名誉教授时，曾讲述了他的一段往事：当年他曾报考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办的西南联大，而他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却因为国难当头，家贫等原因无法从浙江赶往数千公里外的昆明就读，那是金庸先生个人的遗憾。中国大批国宝级名人精英的大迁徙成就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观，也成就了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盛唐”时期。
    近年来，许多作家更关注西南联大。《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一书向人们展现了这段非凡的史实，读来令人感动不已。作家们说，西南联大为中国教育史上之“奇迹”，它只存在了８年，却培养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二人；说建国后成为院士者有许多是当年联大学生；说我国原子弹、氢弹这“两弹之父”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邓稼先；说西南联大教授中大师如云，联大教授的水平在世界上应属一流，等等。徒步入滇的那批中国名人，至今都铭记着走进云南的那次“长征”。也许，中国工农红军从南向北的长征，和中国文化教育名人从北向南的长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着新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