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育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一首《满江红》，单道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从北平清华园辗转南迁，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师生在此战火横飞，国土沦陷的时期，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激情和不甘耻辱的豪情壮志。词中的“一成”，乃《左传》哀公元年记载的古代传说，夏朝的政权被篡夺之后，少康虽只有一成（十平方里的土），一旅（五百人），却能奋发图强，消灭敌人，恢复夏朝。词中的“三户”取典于《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这首词用了这两个典故，表达了联大师生对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抗战胜利的期望。

　　梅贻琦是位沉默寡言的人。在战前，他治校采取的是一种所谓“无为而治”和“吾从众”的态度。那时他处理问题总是非常慎重，决不轻易表态，以致许多性急而又不了解他的人说他优柔寡断和不负责任，而了解他的人则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寡言君子”。可是现在，他却显得有些急躁。是啊，他能不焦急么？三校师生在断断续续地来到了昆明，他身为西南联大“常委会”的主席，而“常委会”的另外两名委员张伯苓和蒋梦麟，一则和重庆当局之间的联系颇多，占去了不少时间，二则他俩很信任梅贻琦，知道他不会对清华偏心。因此，他们就将大部分事务都让梅贻琦去办理了。梅贻琦忙于寻找校舍，又要忙于和各院系商讨开设何种课程，诸如此等，都使他忙于应付，又无前例可循，亟待他果断、妥善地加以处理。不过，这一切还不是使他最为焦虑的，他最担心的是“旅行团”。当时，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半年未到，南京沦陷，战火逼近长沙，临大师生再次被迫转移。此事经教育部批准后，随着便有一部分教授先行赴滇。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女生，体格不好的和不愿步行的，经粤汉路至广州转香港、海防，再由滇越路入滇；另一部分二百余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闻一多、李继侗、黄子坚等教师带领，步行入滇。现在，旅行团还没有抵赴昆明，梅贻琦又怎能不心焦呢？

　　正在此时，只见蒋梦麟兴冲冲地走了过来，说道：“月涵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旅行团到达大板桥镇了。他们明天就能进城。”当时，大板桥为昆明东乡大镇，镇上有一里多长的石板街道，可见当日之繁华。梅贻琦听了蒋梦麟的此番言语，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蒋梦麟乃当年清华学校资送留美的津贴生，与梅贻琦也算得上是清华的校友了；张伯苓先生是梅贻琦在南开读书时的老师。所以这个常委会的三个委员，都称得上是自家人，相互之间就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疑虑。当下梅贻琦笑着说道：“真是太好了。我们明天要开个欢迎会来欢迎他们的到来。”梅、蒋二人就将明天欢迎会的具体细节作了一番商量，因考虑到张伯苓先生年事已高，学校又需要人主持日常事物，所以就他们两位校长和有关负责人前往迎接。当时黄子坚为旅行团的总负责人，他由于职务关系，先行一步，到达昆明，是以蒋梦麟得知此讯。

　　闻一多、李继侗等几位教师带着旅行团，从杨林镇的北门出发，算算路程，离昆明只有一百余里，照他们现在行路的速度，明天下午即可到达昆明城，他们迈着轻捷的步伐，很快地就走了六十余里，来到大板桥镇才下午三时。大家找到客栈安顿下来。闻一多与李继侗正坐在房间里喝茶抽烟，只见向长清、刘兆吉、查良铮（穆旦）等人拿着一架照相机，笑闹着走了进来，因闻一多一路上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所以学生对他是又敬又爱，不是敬而远之。当下，他们走了进来，说时辰尚早，户外阳光明亮，要给闻、李两位“美髯公”共摄一影，以资纪念。原来，在此次旅途中，他俩一直没有剃须，因此胡须颇长，被同学们称作“美髯公”。这两位“美髯公”相约抗战不胜利不剃须。学生们闻说此言，便相商要给他俩合拍一影作为纪念。当下，闻、李二人也不拒绝，欣然出户，由向长清等人给他俩拍下这纪念照。

　　拍完照后，闻一多问刘兆吉：“你们的诗社筹划得怎么样了？”

　　闻一多等人在留美前夕于清华成立了文学社，当时，他，朱湘，梁实秋等人为主要成员，并在这个团体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次在湘黔滇旅行中，刘兆吉、穆旦等学生诗人一路上受到闻一多的教诲和鼓励，便相约要成立一个诗社。当时穆旦为清华外文系学生，他六岁时，便在邓颖超等人主办的《妇女日报·儿童花园》上发表了习作《不是这样的讲》，此后，在天津南开学校学习期间，他是周珏良主编的《南开高中生》的主要撰稿人。他与周珏良同入清华外文系后，亦不停止诗的创作，不时地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经费、纸张困难，《清华周刊》被迫停刊，但穆旦从未停止写诗。在此旅行中，他的举动引起周围师生的注意，他每天从一本小英汉词典上撕下一页或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也就把词典的一部分丢掉。到现在，那本词典已所剩无几了。

　　刘兆吉听闻一多询问他们诗社的筹划情况，便回答道：“差不多了。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有我，向长清、穆旦、林振舒，总共十几个人。我们正在商讨一些具体的事情。到时，还得请先生多多指导。”

　　闻一多：“好。穆旦？不就是那位一边行军，一边撕词典的诗人吗？”

　　闻一多风趣的说话，把大家都逗笑了。穆旦也腼腆地笑了。穆旦在此次旅途中，写下了组诗《三千里步行》，描写“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的一群“鲁滨逊”，“以同一的进行的节奏/把脚掌拍打着松软赤红的土地”；“他们的血液在和原野的心胸交谈”；他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闻一多很喜欢这铿锵有力的诗句。自从抗战以来，闻一多的思想和艺术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次旅途中，有一天他们借宿于一所中学，学生们向该校的师生介绍了闻一多这位诗人，并且问他们读过闻的《死水》没有。他们说没有读过，学生们就推荐他们应该读一读。事后，闻一多很严肃地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我们需要的是有强劲鼓点的诗歌，而不是我那死水一般的《死水》。”后来，在西南联大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他常常朗诵田间的诗——因为他的诗充满了号角和战鼓那强劲的声音。

　　第二天一大早，旅行团离开了大板桥镇，因为这是湘黔滇长途旅行的最后一段路程，所以师生们精神特别饱满。午后，他们到达昆明城。他们排好队列从东门入城。当时，昆明地处边陲，日军还未前来骚扰，因此显得颇为繁华，又加上当时统治云南的龙云与重庆当局颇有龃龉，而龙云治下民主气氛相对来说还算较浓厚，因此，昆明这座春城的市容和景象给闻一多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大家行进到拓东路，只见梅贻琦、蒋梦麟率领欢迎团，正静候着他们。大家相互一见面，都很兴奋，学生们都忍不住高声叫喊起来，但尽管如此激动，却又都竭力保持队列的整齐，让梅校长和其他师长们看看，我们不仅仅是文弱的书生，还有坚强的意志与“野蛮”的体魄。盖因马约翰先生长清华体育时，提出“健全其人格，野蛮其体魄”，所以，大伙儿觉得通过此次旅途的锻炼，“人格”得到了“健全”，而且“体魄”也得到了“野蛮”，心中感到无比自豪，特意要在梅校长他们面前显露一通。其感情颇类似于小孩因为自己干了一件不错的事，特意去自己母亲前面显露。

　　梅贻琦大步跨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闻一多的手：“闻先生辛苦了。此番不远千里，率我青年前来昆明就学，堪称爱国壮举。”他看到闻一多与李继侗两人都长了很长的胡子，暗想：“旅途艰苦如此，连剃须刀也没有？”也不好多问，招呼其他师生去了。

　　几位教授夫人也前来欢迎旅行团，她们带来了花篮。有人见此情此景，不禁将一首爱尔兰著名民歌的曲调现编上词，深情地歌唱起来，向风尘仆仆的师生祝贺，场面显得更热烈了。队伍沿着宽阔的石板街道，经滇越铁路车站大门，踏上了槐阴满街的金碧路。过“金马”、“碧鸡”牌坊，入正义路，过建有护国首义将领唐继尧纪念碑的近日楼公园。旅行团军容整齐地在圆通寺集中。梅贻琦致欢迎词，大意是对这种不畏艰难，长途跋涉前来求学的精神表示敬佩；并且大致介绍了联大的现状，因为校舍不够用，文、法学院设在蒙自县城，从昆明去那儿得坐一天的火车。这时，天下起了小雨，但是大家没走开，排好队列，全旅行团师生合影留念。

　　三千里征程终于结束了。除乘船乘车外，大家徒步二千六百余里，经过三省会，二十七县，数百村镇。这六十八天的旅行，是闻一多在抗战初期所上的生动一课。当晚，他躺在床上，旅途当中的一幕幕情景涌上心头。他看到，举国上下都在紧张的抗战气氛中，即使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也知道要打日本，所以大家于沿途并没多作什么抗日宣传，大家的情绪都不错，都仿佛觉得上有蒋委员长英明的领导，下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战士，反正是没问题的，大家只希望到昆明后，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让大家读书和搞学术研究。现在，已安然抵达昆明了，闻一多听说在蒙自的文学院马上就要开课了，心里便忙着筹划自己该开哪些课程。他想，去年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开课时，自己讲授的是“诗经”、“楚辞”两门功课。而且，自己正对《楚辞》、《诗经》有着浓厚的兴趣，时时研读，颇有心得。开这两门课，既能使学生对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有所了解，又能促使自己对它们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当时，闻一多在出版了他的两本新诗集《红烛》、《死水》之后，便不再作诗了。他潜心典籍，绝不旁鹜。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还在抗战前清华大学没有南迁时，梁实秋和罗隆基去看闻一多。当时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忑然心伤的。罗隆基受宋哲元之约，主编《北平晨报》，梁实秋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于“安内攘外”之义多所敷陈。闻一多对罗隆基这位同乡好友的舞文弄墨深不以为然，正颜厉色地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的气氛搞得很僵。也可以看出闻一多在抗战前期是如何的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相反，他的学生陈梦家，开始是诗人，后来一变而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颇多发明创见，闻一多甚为激赏。曾屡次对好友梁实秋说到，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要算一个成功的例子。臧克家是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他的诗作受到闻一多的指导和鼓励，于去年6月底的一天前去清华园看望闻一多。谈话当中，闻一多又说到了陈梦家，他高兴地告诉臧克家，陈梦家已成了重要的考古学家，大有意味地笑着说：“各地发掘的古董，多半邀请他去鉴别呢。他很有才气，一转向，就可以得到成功，他也是受了一点我的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好诗来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磨得又尖又锐又精炼了。”闻一多沉于故纸堆，并非完全的为学术而学术，正是对古代文化的多年沉浸和认识，才使他在以后的民主革命中有着极为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觉得自己有资格批判它，从而成为一位勇敢的民主斗士。

　　梅贻琦开完欢迎会，将旅行团安置好，就又回去忙着校庆的事情了。明天是4月29日，是清华大学27周年校庆日。虽然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但梅贻琦想道：“现在人心未稳，校舍也不敷用，仪器、图书都留在清华园里，一定沦入敌手了。值此大难，大家最需要的是精神力量。明天借校庆之际，可以好好地振作大家的精神。尤其是今天旅行团安然抵达，真是太巧了。他们坚毅不拔的求学精神尤为可贵，如使全校师生知悉，那么对于学校的振兴大有裨益。”梅贻琦走进办公室，集中思绪将明天的报告写好。

　　第二天，清华大学举行了27周年校庆，果然如梅贻琦所期望的那样，到者很多，达千余人，梅贻琦作了报告，他先是赞扬了大家积极的精神，学校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还勉励强大家不要绝望，应看到国家的希望，作了这番精神动员后，梅贻琦又向大家汇报了经费的问题。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清华也不能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

　　闻一多在下面听了，心里稍稍算了一下，自己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得二、三、四三个月薪金，共八百多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自己刚来这里，置办东西得花多少钱，又还得给家里寄多少钱，他的数学本来学得不好，现在被这一套夹七夹八的混合运算搞得头昏脑胀。一位大学者、大诗人却因为生计问题，而不得不将时间花费在金钱的斤斤计较上，确属可叹。时值国难，各方皆感吃紧，这也是不得已之事。闻一多正在低头算账，只觉得肩头被人一推，只见杨振声“哈哈”大笑地站在自己眼前：“一多，你把棺材扔哪儿了？”这是他俩之间的一个玩笑，在长沙时，杨振声听说闻一多要步行入滇，他看着闻一多那瘦弱的身躯，开玩笑地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这时，旧话重提，闻一多也毫不含糊：“假使我这次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说完，两人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

　　梅贻琦作完报告，便下来与各位师生招呼。他见大家都很高兴，彼此叙旧，道说别后思念之情。并谈说时事，交换对战局的看法。当时，我军打了几个胜利仗，收复了郯城。武汉击落敌机二十一架，尤其令人兴奋。大家都兴高采烈地传着这个好消息。都觉得这样下去，回北平的日子或许真不远了。总之，大家的情绪是乐观的，这次校庆活动，达到了梅贻琦所预期的效果。当天，大家尽欢而散。

　　晚上八点，梅贻琦刚吃过晚饭，就匆匆地来到校务室参加会议。因为闻一多、黄钰生（即黄子坚）等人率领旅行团安然抵滇，学校应该抓紧时间开学了，梅贻琦深深感到，越是在国难之中，就越需要培育人才。现在，朱自清、陈寅恪、陈岱孙等人已前往蒙自，学生们抵达那儿即可开课。当时，在昆明没有找到足够的房舍作为校舍，故联大将文、法学院暂设于蒙自县城，待日后条件成熟再搬回昆明。梅贻琦走进会场，只见蒋梦麟等人基本上已到齐了。张伯苓先生还没有来。常务委员会秘书主任是杨振声，他开玩笑地说：“张老恐怕是被他的袜子给耽误了。”此话一出，引起了大家一阵善意的笑声，连梅贻琦——张伯苓所深爱的高足，也忍不住莞尔。原来，在长沙临时大学时，因时局艰难，大家都是仓促南逃，大都没有带随从人员，张伯苓身为南开大学的校长，又是年高德劭的长者，此时身先士卒过起了艰苦的日子。他自己照料自己的日常起居，因为当时校役很少，而校务却很繁忙，人手不够。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自从结婚以后就从未洗过的袜子，此时他也一只一只耐心地洗了起来。此事被大家笑着传为美谈。

　　这时，张伯苓双手混漉漉地走了进来，大家想起了杨振声的话语，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张伯苓愕然，不知大家在笑什么。梅贻琦正色咳嗽了几下，他作为常务委员长主持会议。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校务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其职权。那时，大家都知道校务繁忙，没有那些冗长无用的发言，大家都简洁而又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很快就议决了：

　　西南联大关于本校及分校校务委员会组织规程及职权的布告。

　　布告。兹经常务委员会议议决：

　　一、蒙自本校分校应设分校校务委员会，由文学院院长，及文法两院教授代表四人组织之。处理文法两院院务及分校经常事务。并得互推一人任该会主席。

　　二、昆明本校应由理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建设长、及理工两院教授代表四人组织校务委员会，处理理工两院院务及本校经常事务，并得互推一人任该会主席，等语记录在卷，合行布告，仰各知照。

　　此布。

　　第二天，就将此布告贴于校园内，让大家知晓此事。

　　当时，文学院长为冯友兰先生，法商学院院长为陈序经先生，工学院院长为施嘉炀先生，理学院院长为吴有训先生。理学院的资深教授叶企孙先生当时正在天津养病，他利用天津的有利环境，秘密地组织动员自己身边的科技人员前往各战地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他将自己的学生熊大缜，物理系仪器管理员阎裕昌送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帮助根据地军民制造军火。熊大缜由于出色的技术和忘我的投入，被任为根据地军区供给部长。但这位年华正茂的清华学子，后来却被根据地的锄奸队诬作汉奸，用锄头把他挖死了。阎裕昌也被日本军队俘虏，他坚贞不屈，终遭残杀。此是后话不题，只是从侧面表现了清华人坚贞的性格，也表明了清华随着国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坚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