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夏季来临，一杯消暑解渴的酸奶摆在面前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位拄着拐杖、手里拎着两瓶酸奶的老人向我走来，那就是我的老师洛桑曲扎。他还有一个汉名叫康刚民，孩子们都叫他康爷爷，我也习惯称他康老师。在我结识的许多藏族朋友和老师中，他是我最难忘怀的一个。今年是他90岁诞辰，他也离世13年了，写这篇回忆似乎晚了些，可我却不能不写。因为我想让曾见过他或没有见过他的人都知道，拉萨有过这样一位川籍藏族老人。

　　在拉萨修行

　　1908年，洛桑曲扎出生在四川阿坝理县达色尔沟柏枝寨一家藏族贫农的家中。他从小聪慧好学，当地寺庙的大喇嘛告诉他父亲，说他有慧根，将来一定会有大成就。于是在他16岁那年，母亲遵照父亲的遗愿，打发他去圣地拉萨当喇嘛。当时他们家贫没有路费，洛桑曲扎只好悄悄地跟着去拉萨的商队，沿路乞讨到拉萨。先在甘丹寺剃度，一年以后，听从色拉寺同乡的劝导，转入色拉寺甲绒康村学习直到他27岁，学完了他这个年龄应该学完的所有佛论经论，并在辩经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可是由于他没有资财，也没有有权势的人为他推荐，他没能取得应该取得的“格西”学位。他满怀激愤地从色拉寺出走，沿途化缘到印度寻访大学者以求深造。

　　到印度留学

　　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他终于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按他自己的说法，有缘遇见了极蒂冈佛学院的班智达·乌尔玛旺萨，经他苦苦地哀求，这位长老收留他在佛学院学习。他一面苦攻语言文字，如饥似渴地学习，一面利用课余和假期为别人当劳役、在印度经商的藏族家里做家教，挣出一点能维持生活的生活费。

　　1940年6月，他从佛学院毕业，并取得佛学哲学博士学位。但他并不满足，很想在孟买大学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就向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公费留学，得到的回音是让他回国。他于是来到重庆，在边疆民族教育司担任藏文编辑。不久又调任昆明东方语言学院印度语教授，他自认为还是很称职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教育部在第二年聘请了一个印度人来接替了他的职位，他只好辞职。于是已经34岁的洛桑曲扎这样一位教授，不得不去为滇印运输筹备处入藏充当向导和翻译。当筹备处考察工作结束回到昆明后，这位教授又成了失业者。

　　驱汉事件的受害者

　　经一位朋友介绍，他和一个姓张的商人一块进藏，到拉萨后，在帕里宗本崔科家里谋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不久，一个原在哲蚌寺当过喇嘛的名叫毕松的汉族找到了他，并请他在新建的国立拉萨小学任教，并兼管一些教务方面的事情。在这期间他认识了阿姐格桑，并且结了婚。平静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西藏地方政府制造了一起驱汉事件，因为洛桑曲扎在国立小学任教，又非西藏本土藏族，也一并被驱逐出藏，而且只准取道印度。他再次被迫流落国外。而他的妻子格桑却在由南路返回巴塘的路上不幸去世。

　　第三次进藏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洛桑曲扎心里震荡的第一个回响就是“我要回去”。虽然他还不大了解共产党，但他深知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他坚信如果不是深受人民爱戴和拥护的政党，就不会如此迅速地推翻国民党，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7月，他凑足了路费，兴冲冲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先到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报到，经过西南公安部四处几个月的学习，1952年5月被分配到重庆公安学校藏干班任藏文教员，和大家一起享受供给制，他高兴极了，他知道这意味着党和人民没有把他当外人而特殊对待，他是被母亲认可的儿子，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1954年10月，重庆公安学校随着西南行政委员会的撤消而撤消，他随着一部分教职工到西南一级机关干部学校学习，等待重新分配，这一等就是一年多，直到1956年底，才被通知调到西藏工作，就在他准备动身的前两天，他又接到西藏工委组织部的通知，借调他到四川大学中文系藏文字典小组参加编撰《藏汉大字典》的工作。这一借就是6年，直到1962年结束了《藏汉大字典》的工作他回到拉萨，这时54岁的洛桑曲扎教授又被安排到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他跑遍了西藏的许多地方，为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写说明，作文字资料卡，对已有的文物进行考据和鉴定，直到1966年……。

　　谁能想到，这位一直是以“做学问不贪权势”而自负的学者，几十年所营造的知识的殿堂，竟成了他的牢棚，那些呕心沥血而写下的、记载着民族历史文明和民族团结的文字资料，竟成了他的罪证，而他广博的语言知识竟给他带来了“国际特务”的罪名，这些罪名就像一顶“石头帽子”沉沉地压了他十几年。

　　1979年的春天，日光城拉萨。阳光胳外明媚，西藏自治区文化局为这位已经71岁的老人落实了政策，涨了两级工资，并安排他退了休。想着这位最早返回祖国怀抱投身革命事业的老人，想着他数十年积累的无比丰富的宗教学、藏医学、历史学、民俗学知识，长时间有才华而不能施展，有机遇时他却退休了，我真为某些人仅仅是为了嫌麻烦而不肯为这位真正的藏学专家说句公道话而遗憾。

　　收了我这个徒弟

　　有一天，康老师有点激动地告诉我，区党委召集了一些知名人士开一个会，他在被邀请之列。显然他并不是为能参加这次会议而激动，而是为有机会表述出他在有生之年利用自己的学识为国家做点事的愿望而高兴，这个愿望就是给他创造一点条件，让他能编出一本《藏药辞典》。会上领导也认为这确实是个好事，但并没有付诸实施，康老师有点失望。我知道康老师总想做点事情的心情，就对他说：“康老师，文化局成立了‘抢救民族文化小组’，我也在组里工作，你就做我们的顾问吧。我负责向组里写正式的报告。” 他想了一会说：“不用写正式报告了，我已经退休，时间是我自己的，你在不影响工作的业余时间到我家来，我就收你这个学生。”我高兴极了，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他笑出声来：“哈，我这个康老师现在名符其实了，我建议你不要再死啃藏文，因为那已经不是你这个年龄能学通的了，应该搞点研究，研究西藏的历史文化，这和你现在的工作既对口，我又能帮你绕过语言文字的障碍学到你想学的东西。”从此，我常常带着各种我弄不清楚的问题到康老师家去请教。其实，到康老师家学习的并不止我一人，在那个藏学重新振兴的时期，许多藏汉族知识分了都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康老师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请教的对象。那些日子康老师家虽不能说是门庭若市，至少没过去那么清冷了。有不少人正是在康老师的启蒙下，才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和学术上较高的造诣，我相信他们也跟我一样忘不了这位诲人不倦的藏族老者。
　像慈母教育孩儿

　　那是一间不到7平方米的房屋，低矮、阴暗。靠窗，隔着小藏桌铺着两张卡垫，靠墙的藏式柜上没有像大多数藏族家里供奉着佛像，而是堆满了旧的新的书籍。我去学习，也只有在那间起居室里，才旦卓玛阿妈（康老师晚年的老伴）没地方好去，也只有和我一起坐在老师的下方，一边听我们“谈经论典”，一面不停地替我们斟着香喷喷的酥油茶，气氛和谐温馨，就像在两位慈祥的双亲面前。谈起学问，康老师总是严厉的。他总是说：“不要先问我，谈谈你自己的认识。”在解答问题的时候。他也不轻易用汉语（虽然他能说很流利的汉语），目的是逼我动脑筋，锻炼我的藏语文表达能力和听辨力，这使我常常感到困难和尴尬。每当这时，阿妈就会一面给我酥油茶碗，一面埋怨老伴说：“你也太难为她了。”康老师就会说：“你以为我是在教小学生，什么都是老师说了算，‘乐鼓不经过敲击，怎能知道音质好坏？学者不经过考问，怎么知道学问深浅？’我只有知道了她会与不会，才能够有的放矢嘛。”也的确是这样，我每次从康老师那里回来，都有收获的喜悦，都感到精神特别充实。

　　到实地进行考察

　　拉萨河谷是吐蕃王朝的发祥地，这一带有许多文化古迹，有的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已成为废墟，很多的故事和传说，都与这些地方有关系。在气候比较适宜的时候，康老师总是说：“我们不要老是在家里讲，我带你到实地去看看。”我自然是很高兴的。但是没有交通工具，走一天下来，我都觉得很累了，何况年迈的老师呢。我只有照他希望的去做，把老师讲的，我看到的我想到的写成游记，请他过目认可后再寄出去发表。我的努力也不是都能成功，整理的文章。康老师也并不都认可。记得在写《彩虹泉》的第一稿时，我有意夸大了传说中的神话部分。康老师看了很不高兴地说：“你写得是什么？故事？传说？”

　　我不经意地回答：“故事、传说都可以。”

　　“不！不一样，故事就是故事，没有的也可以编。传说是没有记载下来的历史，你可以想象发挥，但不能脱离历史，要经得起别人考证。”这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酸奶和酥油茶的亲情

　　几十年的高原生活，我不仅习惯而且喜欢藏族同胞的饮食，康老师很赞成这一点。他说：“这一定会给你的工作带来方便，就像拆除了藏汉族之间的一堵墙。有这堵墙是两家，拆了这堵墙就是一家了。”所以，每到夏天，康老师隔三差五地总要送来两瓶酸奶，并且进门就说：“这可不是街上买的，是阿妈亲自为你做的，你要是不要，就自己送回去。”老人看着我吃很开心，就跟我滔滔不绝地讲起吃酸奶的好处，就象一个慈样的父亲对女儿的叮嘱。到了冬天，老人又会提着一个套有厚棉套的暖水瓶，里面装着浓浓的酥油茶送来。当时拉萨市民每月只能买到两斤酥油，不够生活的需要，还要省下来给我，我怎么能消受得下。于是我请在那曲工作的大儿子，在牧民那里用香烟和茶叶给他康爷爷换了20斤酥油和一头杀好的大肥羊，两位老人高兴极了，阿妈忙去取钱说要付款。我急了：“噢，阿妈啦，您和康老师给我的酸奶和酥油茶都要算钱，我还能付得起，老师给我的知识是无价的，我拿什么还呢？”从此，二老拿来的，我不推辞，我送二老的，他们也接受，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一盆麝香百合花

　　藏族都爱花，它可以改善环境，去除污秽，家家户户窗前都有几盆花。康老师家的麝香百合却是拉萨少有，因为它是靠球根繁殖的，而且要长到二三年才会开花。康老师家的麝香百合，是他的一个同乡从四川带来的，他已经精心养育了3年。1980年，康老师送给了我一盆，长得很茂盛，夏季开出两朵白色的花，香气浓郁得屋里摆不住，放在院子里，方圆几十米都能闻到香味。我高兴地跑去告诉阿妈啦和康老师。阿妈说：“这是你有福，你康老师养了3年也没有开花。”我说：“那一定是康老师把最好的一盆给我了，我把它搬回来让你们看看。”康老师说：“千万不要搬回来，你那里机关院子大，阳光充足。我这里只有窗前一小片阳光，花在这儿是长不好的。”花儿长不好的地方人能生活好吗？老人在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时，罗布林卡里曾有过他的宿舍，“文化革命”时他被审查，住房被封，只好住在阿妈的这间小屋里，落实政策后，我曾问他是否愿意再回罗布林卡住，他说：“人老了，一动不如一静，就这样住着习惯了。”尽管老人宽慰别人也宽慰自己说：“10年井不是我一个人灾难，它屈死不了少伟人，也断送了不少人才，我们这些无大作为的人，又有什么委屈想不通呢？”老人的心就像这麝香百合，在幽幽地散发着浓郁地香味。

　　第二年，我的那盆百合花又发了芽，而康老师的那几盆却没有再发芽，阿妈忧心忡忡地向我念叨，说这是不吉利的象征，我后侮没有将康老师的另外几盆花也搬到我那里去过冬。为这，阿妈的高血压病犯了，康老师要照顾老伴，我停止了学习，只是隔上几天就去看看这两位老人。

　　他走得非常安详

　　那是一个凌晨，大约5点钟左右，我听见有人急切地拍着我的窗子：“格根啦（老师的意思），格根啦，康啦去世了，请您过去看看。”等我穿上衣服出门时，来人已经走远了。我想，一定是我听错了，昨天我还去过康老师家，阿妈病得不轻，康老师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来不及梳洗我就赶到他们家，阿妈半靠着坐在厨房的卡垫上，朋友、邻居都在忙着。我跑进起居室，那里已经燃起了柏枝，康老师不再是坐着等在那里，而是永远地躺下了。我默默地躬立在那里很久，看着老人微闭着的双眼，他还在思索着些什么呢？他的嘴唇微张着，欲语无声。他还想说些什么呢？果真有天界吗？但愿有，我衷心祝祷老人的灵魂在他向往的那片净土上安息……有人在叫我，那是阿妈的妹妹阿乃，我这才从默哀中惊醒。

　　康老师的后事是按照藏族的习惯操办的，净身，请喇嘛念经超度，然后天葬。康老师享年73岁。作为学生，我应该去天葬台送葬，我没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固然高洁，但死后连尸体也要施舍给鹰鹫的场面，我实在不忍目睹，只是在心里送了康老师一程又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