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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学生和美军翻译官 | |||||
| 作者：李 凌 文章来源：《纵横》2004年第08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0-10 | |||||
| 日机轰炸下的西南联大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不久，日寇飞机即在中国各地狂轰滥炸，7月29、30两日，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被炸，大部校舍被毁，1938年9月28日，日机首次轰炸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职工宿舍被炸，一军事教官和他的儿子被炸死，闻一多负伤，血流如注。 1940年6月，日军压迫法国安南（今越南）当局封锁滇越铁路；9月日军侵入安南，日军飞机从河内起飞，轰炸昆明更加便捷，也更加频繁。给昆明造成巨大损失。1940年10月13日，日军27架飞机轰炸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及其办公处、教员宿舍、男生宿舍以及清华大学办事处，有工友二人被炸死。 1941年8月14日，日机又轰炸联大校本部（新校舍）的校常委办公室、训导处、总务处、图书馆、生物实验室、教室、男女生宿舍等。 12月18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工学院，事务组高以信夫妇遇难。 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来自东北、华北以及各地的沦陷区，大家对日军的侵略怀着深重的国恨家仇，来到昆明以后，还遭到日机屡屡轰炸，更加义愤填膺。南开大学被轰炸后，校长张伯苓曾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愈益奋励。”这句话可以代表联大师生的心情，日机的轰炸更加激起联大师生抗日爱国的决心。 飞虎队与“驼峰航线” 1941年初，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担负空防和飞越高山运输的任务；还批准美国陆军协助中国远征军巩固滇缅公路，开拓中印公路，以打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 8月，蒋介石发布命令，美国志愿飞行员在陈纳德上校指挥下，正式成立志愿队，又称飞虎队，作为空军的一个单位，他们约有100名空军军官，配备50到100架P—40战斗机，并在昆明附近开始营造基地和修建机场（1942年7月，这支志愿队改称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飞机陆续增加到500架，仍由陈纳德指挥）。 1941年12月20日，飞虎队大显神威，在昆明上空击落来犯的日机6架，自己无一伤亡。此后多次给日机以重创，在一年内击落日机286架，1943年以后，昆明基本上没有再出现空袭警报了。 1942年以后，来华的美军逐渐增多，飞虎队（第14航空队）的作战领域不限于云南昆明，扩及至重庆、湖南以及缅甸等地。美国还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以掌握美国先进的武器，还在昆明等地设立步兵、炮兵学校以及各种训练班，以培训中下级军官和士兵。 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仰光等地，又继续东进，侵犯滇西，中国除在滇西抗日以外还派出远征军赴缅甸、印度和美军、英军联合作战。 由于滇缅公路被日军阻断，为继续提供大量物资，支持中国抗日。从1942年底开始，中美双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筑中印公路，1945年1月，全面修通。另外，还开辟了“中印空中走廊”（又称“驼峰航线”），即从印度开辟一条到中国昆明的航线，从1942年4—5月间，以美国空运大队为主，加上中国航空公司的运输机，担任空运任务。飞机从印度阿萨姆地区起飞后，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云南高原后，又面临七八千公尺的横断山脉，由于当时飞机的性能所限，飞机只能在群峰之间的凹处起伏飞行，这些绵延的群峰，好像骆驼的峰背，所以飞行员们把所越的群山称为“驼峰”，飞越“驼峰”要冒很大的危险，需要战胜时速高达200公里的大风，猛烈的升降，在某些空域还要受日军战斗机和高射炮的阻击，然而中美飞行员冒着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在驼峰中飞行，到抗战胜利1945年11月关闭本航线，三年半的期间， 通过驼峰航线，为我国运送军援达65000吨，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共损失飞机514架（其中中航46架），不少于1500名中美两国飞行员长眠于航线下的深山幽谷之中。为表彰他们作出的英勇业绩，1993年5月11日，在昆明郊区建立起一座由张爱萍将军题名的“驼峰飞行纪念碑”。 征调与培训美军翻译人员 随着美军进入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人员大量增加，就需要大批美军翻译人员，自1941年起，从各地大学学生中，小批征调已经开始，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到1942年回校，此项共征调70余人，大部是西南联大学生。 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至1944年春季，将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11月10日，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梅贻琦宣布：四年级学生服役期满后发给毕业证书；低年级学生自愿应征，期满返校者，可免修32学分（相当于一个学年的学分数），身体合格的应届毕业生如“不服征调两年兵役者，不发毕业文凭”。到1943—1944年度大学期结束，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如前所述，西南联大学生对日寇侵华，早已十分愤怒，把此次当翻译和美军一起并肩打日本鬼子，视为爱国抗日的行动，因此 低年级学生自愿报名的也很积极，约100多人。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本不在应征之列，但他出于抗日爱国的热情，没有征得父亲同意，就主动报了名；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彤则报名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F.A.U.）。 为了培训军事翻译员，1941年10月开始，政府在昆明设有译员训练班，名义上主任为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实际负责人为联大的教授们，吴泽霖为副主任、樊际昌为教导主任，闻一多等都给训练班讲过课，闻一多讲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时传为美谈。到抗战结束，实际上共办训练班11期，学员毕业后担任上尉三级译员、或少校二级译员，他们有的在印度、缅甸、云南参加中印缅战场战斗，凡是入缅战役，滇西战役、打通中印公路战役、湘西会战等战役以及飞越驼峰的工作，都有联大翻译员参加。 刻在纪念碑上的五烈士 1941—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多人，占10%以上。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有的直接毕业，有的返校读了若干学分后毕业。 在联大从军题名纪念碑上刻有五位烈士的英名： 黄维：1941年被征调的外文系四年级学生，译训班毕业后，他没有去机场飞虎队报到，而是志愿要参加更加艰险的中国赴缅甸的远征军，在部队撤出缅甸抢渡怒江时，落水牺牲。 缪弘：1943年入学的外文系学生，1944年秋随美军和国民党鸿翔部队空降到被日军占领的敌后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前夜，1945年7月31日，在收复广西平南附近丹竹机场、冲击日军山头的制高点中，他奋不顾身，随士兵冲锋（作为翻译官，他本可与同行美军军官一起留在山下），壮烈牺牲。 朱谌，物理系1940年入学，1944年入缅作战，随远征军赴缅甸作战，随军撤退至怒江会通桥，被日军追击而牺牲，另外，牺牲的还有历史系的曾仪和外文系的吴若冲。 又：王文，机械工程系学生，1940年入学，在空军中牺牲。 荣誉与“污点”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作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名单共有300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0人：陈宝崙、程道声、李乃钢、李益琛、刘厚醇、梅祖彦、蔡国模、左永泗，王蜀龙、姚元，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得到这项荣誉，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当过美军翻译，本来是历史上一个光荣，可是后来在很长时间内却成了历史上一个“污点”。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在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发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许多过去当过美军翻译官的联大同学，受到牵连，他们都有过上尉、少校的军衔，“够格了”。因此，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被当作历史反革命嫌疑或重大历史问题而受到歧视、迫害，在审查时，如交代当时的抗战需要和战争需要，就被申斥为“美化美帝”，批斗更加厉害。即使外调时，被调查的人说明实际情况，也被申斥。 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理学院的范椿镛（范迪之），当完美军翻译以后，回校复学，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在十年浩劫中，因曾是美军翻译而受迫害，含冤而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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