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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1935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颁令，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于1937年11月定重庆为战时首都，1940年再定重庆为陪都。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历史学家。抗战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曾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夜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代校长一年。
傅国涌：著名学者。
战争期间，傅斯年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敢怒敢言，人称“傅大炮”。因为弹劾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一事，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留下一段有名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如此耿介、自信，是傅斯年的一贯风格。这场战争让历史再次染上了这位“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火烧赵家楼的干将的个人色彩。“我替倭奴占了一卦”
抗战时期，傅斯年观察时局头脑清醒，有大局观，有历史感，学者傅国涌梳理了傅斯年关于中日关系的言论著述，认为其对时势的洞察把握，尤其为人称道。
傅国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发奋著书，出版了《东北史纲》，以证明有史以来东北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他在《独立评论》、《大公报》发表一系列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当年8月，他撰文判断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他认为如果要中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即使接受他们的“最小限度”的条件，也等于是奉送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对日只有降和战两条路可以选择，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以人人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我们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
这是傅斯年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判断。此后，他多次重申，中国无路可走，只有就地抵抗，只有有组织地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他分析当时的局势说，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陆海军强大的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日美之间的关系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中。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
他不仅洞察日本侵华的野心，而且认定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最后还是要抗战到底。此可见他的史家眼光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再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估计战争走势。他认定日本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中国感觉调动困难。
傅斯年认为，日本人的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最终失败。“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国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他意料之外，早在抗战18个月后，1939年初他撰文，呼吁只要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就不能维持下去。1944年7月9日，正值豫湘桂大会战期间，日本发起最后一轮猛烈进攻，连下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傅斯年却发表《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判断这是日本万不得已的下策，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大陆上的地位，等待时机向盟军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中国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直言自己军事上的乐观，认为“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同样是史家，老一辈的史学家陈寅恪从清华园西迁至云南蒙自后，做诗说：“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以中国历史上晋、宋、明三次南渡为例，唯恐难以北归。这是陈寅史家的眼光。傅、陈二人对局势判断如此不同，只能说两代史学家观察的角度有别了。
参政不做官
傅斯年从未在重庆政府任职。只是从1938年起，担任了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向来不愿从政，但抗战如救火，他视同征兵，义不容辞。
这个战时“征召”的参政员脾气很大，决不尸位素餐。
傅国涌：从1939年到1945年，他在参政会上或以提案、或以提问、或以口头询问、或以质询等方式，就财政、内政等问题向炙手可热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心人物之一孔祥熙提出尖锐的质疑，“傅大炮”的称号因此而来。从1938年起，更几次上书蒋介石，直言豪门权贵、长期掌管着国库钥匙的孔祥熙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而且纵容家属和部下贪污腐败，他从物望、才能、用人、家风及内政、外交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适合担任行政院长，劝蒋把他换掉。
如此，才出现了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时那一段精彩对话。
1944年，劣迹斑斑的孔祥熙终于被轰下台，其中就有傅斯年多年的呼号努力在内。由此不难看出傅斯年的道义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抗战甫一胜利，1945年10月，傅斯年从重庆赶到昆明，就任西南联大常委，一个月后才返渝。此时西南联大的局势，已非初去时“跑警报”、“泡茶馆”，“笳吹弦诵在春城”的平和景致。早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政治腐败和物价飞涨、教授赤贫，使得昆明的教授们越来越激烈地批评中央政府，要求实行政治改革。
傅斯年回到重庆没有几天，昆明发生了国民党特务炸死学生的“一二·一”事件，傅斯年随即赴昆明调解学潮。
傅国涌：傅斯年处理“一二·一事件”后的学潮应该说是成功的，他在不伤害学生、教授的原则下、通过教授会议的渠道平息学潮，最后以国民党当局向学生妥协告终，显示出他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品质。他赶到昆明的当天就对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了。”“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他对学生的感情已包含在这短短几句话当中。
许纪霖亦认为，处理“一二·一事件”可见傅斯年的才干。在这种“走钢丝”的关键时刻成功走到了彼岸，但在代理北大校长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大炮”本色为历史增加了纷繁的歧义。
傅国涌：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赌咒发誓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考古学家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他丝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远去西南边陲的教授和学生。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像周作人那样有学问的，他也绝不宽恕，在他看来这是“正是非，辨忠奸”，是“‘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北大北归后，傅斯年每次提到罗振玉都要加“老贼”二字。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傅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他说的“胡先生”是胡适。傅斯年举荐胡适战后出任北大校长，却又在一年代理校长期间，为胡适处理了那些最“得罪人”的问题。他的目的是要尽一切办法使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这个“不够宽容”的傅斯年，就是如此是非分明、毫不拖泥带水的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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